當時的軍統特訓班歸軍統局直接領導，名義上由少將戴笠掛帥。特訓班編制不大，卻聚攏了中外情報界的奇人異士。最早抵達的，是在上海摔打多年、論資歷最深的吳敬中。吳自上海中央特科出身，1925年留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學成歸來后，被鄧文儀網羅，一口氣補發上校軍銜。有人曾打趣說：“老吳一脫口就是滿口列寧、布哈林，咱們先聽完課再敬禮。”戲言歸戲言，規矩不能亂，他那兩杠三星的肩章在雨后曙光中閃得扎眼，倒也令人不得不先行軍禮。

兩天后，李維恭與徐百川乘專列抵達。二人同為“副主任”級，負責全面教學統籌，肩頭同樣是上?；?，但身份與吳敬中略有差別：他們是純粹的“嫡系”軍統老干部，從南京到武漢再到西南一路跟隨戴笠，論與局座的私人交情遠勝吳敬中。徐百川性子沉穩，被稱“四哥”；李維恭則以雷厲風行著稱。傳言他曾在東北區擔任少將區長，只是“官大銜小”，那會兒軍銜改革尚未推行，按編制還是上校。若不是后來奔東北行營督察處累積了戰功，他也拿不到那兩顆中將星。

特訓班初建，師資緊缺。謝力公、余樂醒這批人坐鎮總教官與副主任，負責“戰略情報”“特工常識”兩大骨干課程，他們都是鄧文儀一手提拔的留蘇派，頭銜清一色上校。吳敬中在他們手下，掛職政治指導員，兼教情報學，職務看似次一級，卻因“海歸”身份被寄予厚望，實權并不小。

說完“上校團”，鏡頭拉到中層。鄭耀先作為“六哥”，名聲在外，可在臨澧班里職位并不顯赫。他協助徐百川整理教材、管理學員，穿的是中校制服，肩頭一星。有人見他跟吳敬中擦肩而過，立正敬禮，不忘補一句：“吳指導員好！”鄭耀先回禮，笑得有些無奈——當年在上海暗殺界叱咤風云，如今卻要向昔日的“書生”低頭，想必滋味復雜。

再往下看，是拳腳教授沈醉。1914年生的他進班不過二十四歲，擔任總務處事務股少校股長兼行動術教官，專管擒拿、潛伏、爆破之事。別看官小，他是戴笠看中的新星。沈醉常拿著木刀教學員近身格斗，每次課后都汗水淋漓。一天，他湊到吳敬中身邊埋怨：“老吳，你們講戰略能吹半天，我這一翻滾，就扭了腰，可沒人替我寫報告?！眳切Χ徽Z，只遞上藥酒。兩句調侃，卻勾勒出教官層級間的微妙氣氛。

這樣一來，臨澧特訓班內的“星級排序”便清晰了。上校九人占據頂層，其中謝力公、余樂醒因職務高蹺，吳敬中則憑學歷、背景并列。李維恭、徐百川同樣擠進這圈子，但必須承認——在軍銜與資歷持平時，崗位序列說話，他們倆執行副主任事務，吳敬中見面敬禮在禮儀上合乎規矩。中校鄭耀先劃歸次席，少校沈醉居末。至于學員們，一律行最標準的立正禮，誰也不敢造次。

不過軍銜并非終點。1941年，吳敬中調入由鄭介民主持的中蘇情報所，依舊是上校，卻已標配獨立科長職級；此后再升，只待功勞簿加碼。1943年，太平洋戰事吃緊，徐百川被抽調至軍統總局作戰科，掛上了少將領章；冥冥之中替李維恭“補上”了他曾經錯過的那枚星。李本人則在1945年末赴東北接手督察處，靠日偽檔案與軍火接收的“功績”于1946年春叼回一紙中將授銜令，成為軍統為數不多的三星軍官。遺憾的是，僅過半年，他在沈陽“陳誠喝斥”事件中心灰意冷，獨自服毒身亡。

戰爭末期，沈醉和鄭耀先命途各異。前者1946年已升中校，隨后因為協助西南保安處抓捕地下黨再加一階，直至1949年在貴州被俘；后者在重慶、成都間奔忙，勉強維持中校，在解放前夕自謀退路。1956年，沈醉被判無期，他向檔案人員回顧當年：“臨澧班那一板磚，墊腳石也好，絆腳石也罷，都過去了?！?/p>

從1938年至1946年的這條時間軸上，不難看出：

1. 教官職務與軍銜并非恒定，戰局越緊，升遷越快；

1. “海歸”背景在軍統內部極具加分效應，吳敬中的例子最典型；

1. 陳誠對軍統系統的不信任，讓不少人南轅北轍：有人跳船自保，有人誤判走極端。

若把這五位教官請回到臨澧那間磚木結構的課堂，沒有戴笠，按當年的編制座次應為：李維恭、徐百川居上首，吳敬中右席，鄭耀先側次，沈醉殿后。若全員著戎裝立于操場，則以肩章先后行禮，最終還是李維恭受最先一禮——他后來補上的中將星，時人皆知；緊隨其后是徐百川與吳敬中；鄭耀先舉手敬禮的對象有三位；沈醉只能最后還禮。等級分明，氣氛卻并不沉悶——這些人在課堂上針鋒相對，課后推杯換盞，難掩將信將疑的戒心。

特訓班一度被外界視作“殺人機器”的孵化場，其內部其實更像一座煉爐。有人憑此飛黃騰達，更多人則在戰火與政治夾縫中消磨殆盡。塵埃落定，人的際遇高低不再取決于肩章，而是取決于那段歲月留下的記錄——有人提筆自辯，有人沉默以終，真相被零散地寫進回憶錄、判決書，或塵封的檔案袋。

在波云詭譎的抗戰與內戰年代，這五個人的名字不斷出現、交錯、又漸行漸遠?？扇绻哌M他們當年同堂授課的操場，再看那列灰綠軍裝，人們或許還能聽到此起彼伏的敬禮聲，清脆而短暫，仿佛那場驟雨后的蟬鳴，轉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