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5月，馬仲英他爹馬寶被國民軍河州鎮守使趙席聘殺了。罪名是“通匪”。

當時國民軍在甘肅征收很重，河州百姓受不了，推舉馬寶等幾個頭面人物去找趙席聘請愿，希望能減點稅。趙席聘沒答應，還把人抓起來殺了。

馬仲英當時在寧海軍當營長，聽到消息后，帶著6個同族的兄弟離隊回了河州。

7個人起家。

他很快拉起了上千人的隊伍，三圍河州城，轉戰甘肅、青海、寧夏，后來又進了新疆，把西北攪了個天翻地覆。

馬仲英能迅速聚攏人馬，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他姓馬。河州馬家是西北老牌的軍事世家，他爺爺馬海淵是同治年間回民起義的頭目之一，家族在當地有幾十年的根基。老百姓認這個姓，覺得跟著馬家的人有飯吃、能活命。

第二個，國民軍確實把事辦砸了。趙席聘在河州不光征稅重，還縱容手下沖擊回民聚居區，公開嘲笑當地的宗教習俗。老百姓恨他，但不敢動他。馬仲英站出來說要報仇，自然有人跟著。

第三個，他的口號很聰明：“不殺回、不殺漢，單殺國民軍辦事員。”這話把矛頭對準了具體的人，而不是某個民族或某個信仰，所以連一些漢族老百姓也愿意幫他。

但這不意味著馬仲英是什么“義軍領袖”。他就是個想報仇、想出頭的年輕軍閥。他手下的隊伍，成分很雜，有真心想反抗國民軍的，有投機想撈好處的，也有純粹為了混口飯吃的。

馬仲英的部隊打了敗仗也不容易散。

主要是副司令馬謙是他叔，旅長馬仲杰是他親弟弟，帶兵的馬虎山是他姐夫。底下的營長、連長，幾乎全是河州老家一個村一個溝里出來的同族兄弟或同鄉。

這是一個以血緣和地緣為紐帶的軍事集團。這些人不會輕易背叛馬仲英，因為背叛他就是背叛自己的家族。

但這也有代價，馬仲英的部隊很難吸收外人，始終是一個“河州幫”。后來進了新疆，部隊需要補充兵源，他不得不吸收當地的維吾爾、漢族士兵，可核心權力始終把持在河州老鄉手里，內部矛盾一直不少。

很多人一提到馬仲英，就說是“回民起義”，靠伊斯蘭教凝聚人心。這話只對了一半。

在起兵初期，宗教確實起了作用。馬仲英喊過“同教一家”之類的口號，一些阿訇幫他動員過信眾，門宦組織也給他提供過糧食和人員。部隊出征前，阿訇誦經鼓舞士氣，這種事也確實有過。

但這些東西的作用，被后人夸大了。

首先，馬仲英從沒讓任何一個門宦或教派控制自己。他很清楚，一旦被某一派綁架，就會得罪其他派。所以他接受所有門宦的幫助，但絕不允許任何一派在部隊里搞宗派。

宗教動員的有效范圍很有限。出了河州、過了青海，到了新疆，民族和信仰成分一變，這套東西就不太好使了。1931年以后，馬仲英部隊里多了很多非回民士兵，他就不再靠宗教凝聚人心了，轉而打出了“抗日”“反對分裂”這樣的政治口號。

馬仲英曾下過嚴令，禁止搶掠百姓、禁止欺壓漢民。他也確實當眾懲罰過違反軍紀的士兵。但這不等于他的部隊真的是“人民軍隊”。

事實上，馬仲英的隊伍在流動作戰期間，糧草輜重嚴重不足，很多時候不得不靠“打大戶”甚至直接攤派來維持。遇到不配合的村莊，搶掠甚至殺人放火的事也不是沒有。只是相比于當時西北很多純粹靠搶劫過活的土匪武裝，馬仲英稍微好一點，但也僅僅是“稍微”。

馬仲英在河州圍城期間，為了逼迫國民軍投降，曾經下令切斷河州城的水源，導致城內大量平民渴死。

1931年，馬仲英在甘肅徹底站不住腳，帶著殘部逃進新疆。

到了新疆以后，他重用了共產黨人吳應祺、張雅韶等，讓他們給部隊上政治課，講抗日，講國家統一。部隊番號也改成了“新編第三十六師”，試圖正規化。

南疆有一股分裂勢力（馬虎山等），馬仲英出兵把它滅了。他當時喊的口號是反對分裂、維護國家統一。不管他內心怎么想，至少在客觀上，這件事是有積極意義的。

但這并不能把他洗白成一個“愛國將領”。他打那場仗，更多是因為那支分裂勢力擋了他的路、搶了他的地盤。軍閥之間的火并，順便戴上了“統一”的帽子而已。

后來，馬仲英在新疆跟盛世才開戰，打輸了。1934年，他帶著殘部退入蘇聯，從此再也沒回來。1949年以后，據說他客死異鄉，年僅三十多歲，死因不明。

說到底，他是個什么樣的人？

馬仲英不是宗教狂人，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什么人民義軍領袖。

他是一個亂世里靠家族、靠拳頭、靠隨機應變活下來的軍閥。他有膽量，17歲就敢拉隊伍；他也有手腕，知道什么時候該喊什么口號、用什么人。但他也殘暴，為了打贏仗可以不擇手段；他也很現實，沒有什么堅定的信仰，什么好用就用什么。

他的隊伍能打、能熬、能擴張，靠的是血緣宗族的凝聚力、地方社會網絡的支持、以及對國民軍統治不滿的民怨。宗教在其中起過作用，但遠不是決定性因素。

（參考資料：《西北馬家軍史》《河州事變親歷記》《民國新疆風云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