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紅軍時期與賀龍元帥激烈對抗的勁敵，湖北著名軍閥徐源泉及其鄂系第十軍的歷史故事
1929年春底，南京國民政府匆匆批下一紙命令：一支僅有萬余人的第48師被“升級”成第十軍。紙面擴編來得突然，湖北籍師長徐源泉卻心知肚明，這只是給鄂北前線添把火——番號聽上去威風(fēng)八面，兵員、軍餉卻照舊緊巴。可對這位出身新洲貧苦農(nóng)家的舊軍閥來說，只要能多掛一面旗，他就多一分和同僚分庭抗禮的資本。
第十軍的底子并不光鮮。它的大部分士兵是1928年縮編時保留下來的老北洋兵，再加上在湘北、鄂北收編的失散西北軍俘虜，槍支五花八門，連子彈都要靠地方籌辦。徐源泉把這些雜牌擰在一起，推出三句口號——“鄉(xiāng)親當兵、官兵同吃、打完就分地”。口吻雖土，效果卻奇好。不到半年，新二旅和新三旅先后成型，湖北鄉(xiāng)勇、湘北土團、流亡川漢學(xué)生，全被他納入麾下。
中原大戰(zhàn)的硝煙剛散，蔣介石急著收拾鄂豫皖邊的“赤區(qū)”。1930年冬，徐源泉被推到臺前。何成浚在省城與他對飲，“老徐，這回要頂住，可別給咱湖北人漏底。”徐端起酒碗，只回一句：“成，這塊地盤我熟。”他熟悉的不只是地形，還有那支步步為營的紅三軍。賀龍用幾百條小船往來長江支汊，飄忽得像水面上的霧氣。徐的第一次進攻以“占黃安、未殲主力”告終，卻讓他贏得繼續(xù)增兵的理由。
1931年夏，鄂豫皖剿總在武漢掛牌。徐源泉掛了個“前敵總指揮”，手里攥著四個旅外加一個炮兵營，總數(shù)號稱四萬人。7月洗馬畈，他在密林深處對賀龍布設(shè)一道口袋陣，結(jié)果紅軍一個夜襲就撕開缺口。副旅長黃新死守土堡，身中數(shù)彈后仍不退。戰(zhàn)后這位湖北漢子被部里請功，從此改名黃百韜，這個名字后來在華東戰(zhàn)場再度出現(xiàn)。
真正讓徐揚眉吐氣的是1932年天門一役。3月7日，官兵們踩著清晨薄霧沖進城郭，俘虜紅軍第144旅千余人。一名俘虜被推到徐面前，他抹著鼻涕硬氣地嚷：“你們的人多槍多，可不算贏！”徐哈哈一笑，“打仗嘛，看的是成敗。”可是短暫的勝利掩不住隱患：疫病、缺餉、內(nèi)斗，部隊里怨聲載道。
8月18日，周老嘴陷落，洪湖蘇區(qū)大部被拔掉。蔣介石嘉獎有加，將沔陽易名“克誠”，又劃出蘆花、監(jiān)利一帶給徐籌糧籌兵。可就在榮光頂點，暗流浮現(xiàn)：蔣系、桂系、中央軍各懷鬼胎，徐的鄂系不過是急需時的棋子。
時間推到1934年秋。紅二、紅六軍團在黔東會師后揮戈北上，湘鄂邊一夜起風(fēng)。徐源泉奉命追剿，卻發(fā)現(xiàn)老對手判若兩人：紅軍不僅機動，還能集中火力啃掉整建制。1935年6月的忠堡血戰(zhàn)，紅軍先在陳家河斷其糧道，再在板栗園堵青石官道。激戰(zhàn)三晝夜，第41師師部和一個主力旅全軍覆沒，師長張振漢被俘。徐只搶出殘部退到涪陵，第一次嘗到潰敗滋味。
失利之后，第十軍被抽調(diào)西遷貴州，名義上是“休整”，實則遠離湖北，削弱地方影響。抗戰(zhàn)爆發(fā)，徐率部趕赴南京，擠在雨花臺陣地，硬是從日軍合圍中撕開缺口西撤。他自詡“老兵不死”，卻沒想到更兇險的并非日軍，而是同僚的算計。1938年秋，桂系進入安徽主持防務(wù)，要求各路軍隊統(tǒng)一受調(diào)。徐因私自抽走兩個團回鄂東，被第五戰(zhàn)區(qū)以擾亂軍令逮捕。若非何成浚四處奔走，這位老鄉(xiāng)恐怕已步上陳調(diào)元的后塵。
第十軍從此成了歷史名詞，只剩一支縮編為整41旅的架子。抗戰(zhàn)勝利后，它被派往蘇北，又在1946年宿北戰(zhàn)役頑強突圍。可倉促南撤時，船少兵多，半數(shù)人淹死于洪澤湖。1949年春，殘存的官兵在上海外圍抵擋解放軍渡江，終因彈盡援絕而覆沒。
風(fēng)云散盡，徐源泉在臺北住進了小公館。老部下偶爾去望，他只絮絮叨叨回憶湖北的水網(wǎng)、安徽的山口、南京城頭的硝煙。1960年冬，他溘然長逝。那支靠收編、倚地緣、以圍剿紅軍而崛起的第十軍，早成史冊里一串淡去的番號，而它映照出的國民黨軍閥體系興衰，卻仍給后人提供了可細嚼的經(jīng)驗與教訓(xù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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