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蘇聯剛解體的時候，波蘭作家卡普希欽斯基去原有的加盟共和國旅行考察，在頓涅茨克火車站候車時，度過一個恐怖的夜晚。

光線昏暗的大廳里，人們緊挨著坐在木凳上，或者直接躺在上面。他們都睡著了，旅途和等待的疲憊讓他們在睡夢中擺出最奇特、最緊張的姿態。他們裹著披肩和圍巾，藏在大衣和帶耳罩的帽子里。從遠處看，就像靜止的、鼓鼓囊囊的包裹和行李，成排地放在那里。

寂靜、沉悶和黑暗。

突然，在大廳的一個角落，從其中一個深不可測的包裹里傳來一陣尖叫。一個婦女跳起來，圍著大廳轉圈，無助地跌跌撞撞。“vory!vory!(有賊！有賊！）”，她絕望地喊道。她醒來后，發現自己的手提包不見了。她在長凳間徘徊了一段時間，大聲問為什么，為什么要偷她的包。

但沒有人回應她，沒有一個人安慰她一下，連離她最近的人也不愿搭理她。“她又四處轉悠了一會兒，披頭散發，睡眼惺忪，最后回到遠處坐下啦，把自己蜷成一團，陷入沉默”。

然而不一會兒，在另一個地方，再一次響起同樣的聲音：“vory!vory!(有賊！有賊！）”又有一個女人跳起來，向人們展示著空空如也的雙手，一個勁地訴苦，“但沒有人看她，每個人都蜷縮著身體，擠成一團”。

只有坐在我身邊的老奶奶睜了一會兒眼，也許是沖我，也許是對她自己說，“活著真可怕”，她把手里的油布袋攥得更緊了，再次陷入充滿警惕的淺眠中去。

這個情景并非是虛構的小說情節，而是作家在旅途中對一個普通夜晚的素描。就是這些沒有任何虛構和夸張的樸素文字，讓我窺見歷史厄運下普通人物的真實掙扎。

這段文字不僅讓我們見到了幾十年前，東歐小城的一個真實的夜晚，也讓我們看到一個被龐大的烏托邦帝國榨干生命熱情的社會是什么樣子。

在火車站候車大廳里，竊賊趁著人們疲憊入睡的時候，瞄準一個個目標下手，掠奪他人的財富。遭偷竊的人發出痛苦的呼叫，但周圍的人對其遭遇冷漠觀瞧，直等到下一次偷竊發生在自己身上。

那個老人的話---“活著真可怕”，就是這個社會的真實寫照。

當我讀到卡普希欽斯基筆下記錄的情景，忽然想到一部長篇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一個人心剛硬似冰冷鋼鐵的社會是怎樣煉成的？

卡普希欽斯基小時候生活在白俄羅斯西南部的河畔小城平斯克，當時正是蘇聯大流放時期。小城中的街坊鄰居、親戚朋友，說不定哪一天就消失了。誰也不敢保證，厄運不會降臨自己的家。

流放行動通常是在夜間進行，許多人家在睡夢中被驚醒，契卡人員和蘇維埃士兵破門而入，把人們從床上拉起來，用槍托推搡著，大聲吼叫：“給你們十五分鐘，趕快收拾行李！”

人們仿佛在噩夢中一樣，匆匆地把東西塞進箱子里，“選擇或者思考都是不可能的”。

當一戶人家遭難時，周圍的人家都醒著。但誰家也不敢開燈，不敢發出絲毫聲音，只能在駭人的黑暗里，期盼著自己家的門板不被踢開。

卡普希欽斯基回憶說，那個時候，母親夜里不讓孩子們脫衣服，以防萬一。如果街道上傳來什么人的腳步聲，母親一下子就會變得臉色蒼白。“在這個時候，一個人就是一個敵人”。

當押送流放者的馬車從家門路過時，“母親踮著腳走到窗邊，小心地撥開窗簾。與此同時，韋索拉大街上的其他母親可能也在做同樣的事。他們看到了緩慢行駛的馬車，看到了車上蜷縮的身影，還有走在后面的紅軍戰士”。

卡普希欽斯基少年時所經歷的夜晚，和他成年后在火車站候車廳經歷的夜晚，有切不斷的緊密關系。

1930年，頓涅茨克一戶富農被驅逐，再也沒有回來，不知所終。

革命者用最殘暴的手段，用幾十年的時間，把一個彼此相愛的溫情社會，改造成一個彼此無關的冷漠社會。

一個高壓社會造成的惡果就是，在人人自危的環境里，每個人只顧自己保命，人與人之間切斷了聯系，形成一座座孤島。

當然，在鄰舍、同事或者熟人之間也有一些聯系，卻很少是關心與幫助，更多的是舉報、陷害、相互戒備。

這樣的局面是掌權者最喜歡的。他們想拾掇誰就拾掇誰，沒有人敢吭聲抗議，直到下一個災難降臨在自己身上。

就像烤鴨店的老板去鴨群里選鴨子，當他抓住一只鴨子的時候，其它鴨子趕緊避開，躲到一邊的角落里，嘎嘎地表示慶幸。它們不知道，下一個就有可能輪到它自己。終有一天所有的鴨子都會被填進紅彤彤的烤爐，無一幸免。

當蘇聯解體后，狹隘、自私、冷漠依然像枯草一樣，塞滿著人們的心靈。

這就是卡普希欽斯基筆下的那個老奶奶所說的，“活著真可怕”，殘暴的管制手段和無神的洗腦教育，不僅摧殘了人們的身體，更閹割了人們的靈魂。如索爾仁尼琴所說，背叛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災難的根源。

相對于自然災害，丟失靈魂的人群更可怕。在這樣的社會里，憐憫、同情、仁慈、道義、擔當、勇氣都會成為稀缺品。若不向至高者回轉，怎么會絕處逢生？怎么會有光明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