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據《雅各賓》6月5日報道，羅德里戈·杜特爾特的受審，是對有罪不罰的一次打擊。國際刑事法院已將菲律賓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的審判定于今年11月舉行。
對他執政期間大規模殺戮的追責早該到來，這也應讓其他犯下嚴重暴行的領導人感到警惕。在全球災難不斷翻涌的當下——氣候失序、民主規范崩塌、不平等加劇、國家恐怖在國內外被不斷常態化——如今幾乎每一條新聞都像是在傳來又一樁令人沮喪的暴行。
不過，菲律賓前總統羅德里戈·杜特爾特被捕，并隨后被移送海牙接受刑事指控，與這種宿命式的悲觀判斷相反。盡管即將到來的審判未必能解決軍事化暴力和帝國支配留下的結構性創傷，但它確實打破了精英可以不受懲罰的邏輯。
2025年3月11日，杜特爾特乘機飛抵馬尼拉尼諾伊·阿基諾國際機場時，發現已有300多名警員在等候。菲律賓警方與國際刑警組織依據“追捕行動”執行了國際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指控他在自稱“禁毒戰爭”期間犯下危害人類罪，隨后迅速將他送上前往荷蘭的飛機。
如今，國際刑事法院法官已確認，杜特爾特將于2026年11月受審。這個曾經似乎無人能碰的強人已被關押一年多，并即將為其執政記錄承擔責任，這本身值得肯定。雖然他并不是第一位被捕的菲律賓前總統，但杜特爾特面臨的處境遠比1945年的埃米利奧·阿奎納多和何塞·帕·勞雷爾、2001年的約瑟夫·埃斯特拉達以及2011年的格洛麗亞·馬卡帕加爾·阿羅約更為嚴重。
這些人都只是因國內刑事案件被拘押，而杜特爾特面對的是國際指控，并因此成為首位被移交國際刑事法院的亞洲前國家元首。杜特爾特被捕并被移送國際羈押，不只是程序上的新鮮事，它還預示著人權司法可能出現重大變化。2016年至2022年擔任總統期間，他發動“禁毒戰爭”，其前提是：只要宣傳機器將國家行為包裝為維護“秩序”，國家機器就可以不受懲罰地行動。
大約6000起針對所謂涉毒人員、小罪犯以及更廣泛貧困和被剝奪者的法外處決，并非個別異常事件，而是系統性行為。如今，跨國司法機制正迫使這一恐怖統治停下來，面對司法程序。當然，沒有理由為此過度歡呼。接下來的審判將漫長、充滿爭議，也會被政治化。杜特爾特的支持者聲稱，他是“國家綁架”的受害者，并以菲律賓政府2019年退出《羅馬規約》為由，主張國際刑事法院無權管轄。
更大的問題也依然存在。審理程序能否真正觸及菲律賓國家暴力的普遍性？這個國家的制度是否有能力自我改革？這場跨國司法程序會不會只是用一種新的政治表演替代另一種表演？它最終會不會又淪為菲律賓精英家族彼此爭斗的又一個案例，而不是真正的正義追求？
盡管如此，我們仍有理由保留一份希望。對受害者及其家屬來說，這不僅是對他們苦難的承認，也是在承認他們的主張：那些發動暴力的人是可以被追責的。那些在“禁毒行動”名義下于城市貧民區小巷中被槍殺的孩子，如果看到位于權力頂端的操盤者被帶到法庭前，這傳遞出的信息是，他們的生命和哀痛并非不可見。
此外，當一名前總統不能再依靠職位保護或權力網絡讓自己凌駕于法律之上時，這說明規則已經變了。強勢治理模式當然會調整策略，試圖重新奪回其不受懲罰的空間，但這個先例本身很重要。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層面，這次逮捕也強化了一個觀念：法律規范并非毫無約束力。國際刑事法院并不完美——它行動遲緩得令人痛苦，可能帶有政治性，也顯得有選擇性——但在國際法影響力不斷下降的時代，它仍是少數堅持即便國家元首也必須為其罪行負責的機構之一。劃出這條界線，意義重大。
如果不能同步改革安全部隊、司法系統和新聞界，并加強社會保障，那么下一個強人仍可能出現，只是換一種敘事，為類似暴力辯護。圍繞即將到來的審判，也已經出現反彈。杜特爾特的支持基礎仍具有相當強的政治動員能力，他們將這次逮捕描述為外國干預、對國家主權的背叛以及一種新殖民操弄。
進步運動不僅要支持這場審判，也必須通過把問責建立在民主自決之上，來抵消這種民族主義反彈。最后，這一案件提醒我們，我們面對的是全球性的斗爭。
從菲律賓的“禁毒戰爭”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精英有罪不罰，從俄羅斯在烏克蘭犯下的戰爭罪，到以色列在加沙實施的種族滅絕，再到唐納德·特朗普殺害水兵、綁架國家元首、讓古巴挨餓以及下令非法轟炸伊朗的記錄，我們面對的是一場全球性的問責危機。當一位強人領導者站到法庭面前時，我們只能希望，這會推動對強勢統治有罪不罰展開更大范圍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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