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孫玉良
“公知”這個詞，原本不是罵人的，它曾經“光芒萬丈”，是公共知識分子的簡稱。這些人懂專業，講道理，關心公共事務，愿意為蒼生代言說話，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可今天，只要有人被貼上“公知”標簽，很多網友第一反應不是敬重，而是警惕：是不是又要端起洋人的碗，砸中國人的鍋？一個本來帶著責任感的稱呼，硬生生變了味，被演變成崇洋媚外的代名詞。誰干的？不是普通老百姓。恰恰是某些自命清醒的人，自己把招牌砸了。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公共知識分子由此進入大眾視野。最初的標準并不復雜：面向公眾發言，為公共利益思考，討論公共問題。說白了，知識分子走出書齋，為推動社會進步服務。這有什么錯？沒有錯。社會當然需要批評，需要監督，需要有人提醒風險。敢于站出來說話的人，是時代的脊梁。問題在于，“公知”里面出現了濫竽充數、魚目混珠分子，有些人不是靠專業說話，而是靠姿態吃飯；不再核對事實，而是先選立場；不是站在國家、民族、人民的立場上，而是屁股坐到美西方那一邊，把西方答案當成萬能模板。
在這些人眼里，國外出了問題，那叫“個案”；國內出了問題，那叫“體制”。西方政策碰壁，那叫“探索成本”；中國取得進展，那叫“宣傳口徑”。有人不是不能接受中國存在問題，而是不能接受中國解決問題；不是關心事實，而是生怕事實打碎自己那套“外國月亮永遠更圓”的劇本。批評不是問題，拿著雙重標準裝清醒才是問題。
這種表演為什么曾經有市場？因為早期網絡話語權并不平均。少數媒體名人、學者大V掌握麥克風，普通人只能圍觀。2009年微博興起后，情況變了。每一句話都能被截屏，每一個判斷都能被追問，每一次雙標都可能被翻出來對照。到2025年12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11.25億，互聯網普及率超過80%。過去靠信息差制造的優越感，越來越難維持。當留學生、工程師、貨車司機、外賣員、普通游客都能發聲時，不是老百姓突然“不愛聽批評”了，而是老百姓終于有條件識別廉價批評，有了自己的判斷力了。
把否定祖國包裝成獨立，把膜拜西方包裝成見識，把刻薄包裝成勇敢，把失望販賣成生意。一些人把中國人的正常自信污蔑成“盲目”，卻把自己對西方的條件反射式贊美說成“理性”。這種理性，像一張只照中國缺點、不照西方問題的哈哈鏡。久而久之，“公知”的形象發生了變化。真正的知識分子，可以指出中國的短板，但也承認中國的進步；可以研究西方的經驗，但也看到西方的缺陷。對社會現象做出客觀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才是真“公知”。只會單向跪拜的人，配不上“公共”二字，更配不上“知識”二字。
當然，不能因為“公知”變成貶義，就把所有批評都堵回去，那同樣荒唐。一個自信的中國，不怕問題被指出，只怕問題被故意扭曲；不怕聽不同聲音，只怕有人拿著外國濾鏡裝裁判。今天真正稀缺的，不是會喊口號的人，也不是逢中必反的人，而是有專業、有良知、有國家、民族、人民立場的人。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是社會的良心，不該是精神上的買辦。我認為：一個這么好的詞被糟蹋成罵人的話，是時代的悲哀。但老百姓不再迷信洋腔洋調，也未嘗不是時代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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