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卡塔爾拉斯拉凡工業城遭遇導彈襲擊，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氦氣供應在這一夜歸零，現代醫療與先進芯片的“隱形基座”瞬間動搖。這場突發的能源危機，將高技術產業供應鏈的極度脆弱性暴露無遺。從高度集中的全球電子特氣四大巨頭，到日韓貿易摩擦、俄烏沖突帶來的氖氣斷供，再到美國因短視而售罄的百年氦氣戰略儲備，地緣政治與供應鏈博弈的警鐘長鳴。 面對地質硬約束與技術壟斷，中國氣體人依托超大規模工業體系的協同效應，走出了“規模催生能力”的獨特路徑。 他們用半個世紀的接續奮斗向世界證明：中國氣體人，絕不是吃素的。

2026年3月18日，波斯灣暮色四合。卡塔爾武裝部隊的防空雷達屏幕上，五個高速目標正從伊朗方向俯沖而來。

攔截彈接連升空，電光火石的交錯間，四枚伊朗導彈的雷達回波消失了。

但最后一枚導彈，落在了拉斯拉凡工業城（Ras Laffan）。

這座占地面積300平方公里的工業城，是全球最大的油氣開采加工儲運綜合設施，承載著卡塔爾作為能源大國的幾乎全部家底。

盡管火勢不久后得到控制，但天然氣加工設施卻已遭到了嚴重損壞。

卡塔爾能源事務國務大臣薩阿德·卡阿比（Saad Al-Kaabi）很快宣布，伊朗的攻擊癱瘓了占全球總供應量約20%的LNG生產能力，完全恢復或需三到五年。對韓國、中國、意大利、比利時等LNG長約買家，將啟動不可抗力條款（Force majeure）。

全球油氣市場立刻作出了反應。

但在商品交易員的喧囂之外，一種安靜得多的恐慌正在蔓延。

凝析油、液化石油氣、氦氣等拉斯拉凡的副產品，供應同樣遭遇休克。

最后一種產品的影響力，作用在一條幾乎不為公眾所知的供應鏈上。從波斯灣的廢墟，一路傳導到全球最先進的晶圓制造廠。

全球近三分之一的氦氣供應，就這樣在一個晚上歸零了。

對大多數普通人而言，氦氣的印象止步于飄在空中的氣球，或者讓嗓音變尖的小把戲。但在現代高技術產業的深處，這種無色無味的惰性氣體，是眾多精密產品得以運行的隱形基座。

氦擁有所有元素中最小的原子半徑，使其能夠滲入和檢測任何其他氣體無法觸及的微觀縫隙，它的化學惰性近乎絕對，在半導體制造苛刻的潔凈環境中不會引入哪怕痕量級別的污染，它的熱導率在所有氣體中最高，是氮氣的六倍以上，能夠在毫秒級的加工節拍中快速帶走熱量，而它在液化后可達的極低溫度，又使其成為冷卻超導磁體的幾乎唯一選擇。

這套特性的組合，在先進半導體制造中至少承擔著四項不可替代的功能。

在干法刻蝕工藝中，當等離子體以原子級精度在硅片表面雕刻電路時，工藝溫度必須被控制在極窄的范圍內。氦氣被注入晶圓與靜電吸盤之間的微小間隙，憑借遠超其他氣體的熱導率，在毫秒之內將晶圓溫度偏差壓制在極小區間。沒有任何替代品能夠做到這一點。

在EUV光刻中，波長僅13.5納米的光源幾乎會被大氣中的一切分子吸收，因此光刻機光學腔體內部必須維持高純氦氣環境，以清除可能吸收光子的氧和水分。這個過程是時間驅動而非產量驅動的，只要光刻機通電運行，氦氣就在以恒定速率消耗，無論此刻是否有晶圓在加工。一座運行先進制程的晶圓廠，每月需要消耗多個標準集裝箱體量的氦氣，即便配備了氦氣回收系統也難有本質變化。

在離子注入設備中，高能離子注入機使用超導電磁體來引導和聚焦離子束，這些磁體必須維持在接近絕對零度的溫度下才能正常工作。液氦在冷卻過程中持續蒸發，需要不斷補充，只要設備在運行狀態，氦氣就不能中斷。

最后，在化學氣相沉積和原子層沉積工藝中，氦氣作為理想的惰性氣體，也發揮著載氣的角色。

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數字是，半導體行業已經是目前最大的氦氣單一應用領域，每年消費約四分之一的氦氣供應。

隨著先進制程邏輯芯片和高端存儲芯片的需求增長，這個比例仍將進一步上升。據估計，2納米High-NA EUV工藝，每片晶圓所需消耗的氦氣量預計將是3納米制程的1.2倍，到2030年，半導體在全球氦氣消費中的占比預計將攀升至30%。

（甚至還有初創企業正在研究以中性氦原子束用于未來光刻工藝，號稱可以實現0.1納米的分辨率）

在半導體之外，氦氣的觸角同樣深深嵌入到現代文明的肌體中。

作為現代醫學診斷能力的標志，核磁共振（MRI）設備的超導磁體需要約2000升液氦來維持運轉，每月還有一定比例液氦因蒸發而流失，必須定期補充。

目前，全球約有五萬臺MRI投入運行，沒有氦氣，現代醫療診斷體系將失去最重要的無創影像工具。2022年全球氦氣短缺期間，就有相當比例的供應商對客戶實施了配給制，哈佛大學因供應受限被迫關停了一半的實驗室項目。2026年拉斯拉凡遇襲后，同樣已有醫療機構報告MRI運營能力受限。

在科研和檢測領域，氣相色譜-質譜聯用儀（GC-MS）和核磁共振波譜儀（NMR）等精密儀器，同樣依賴氦氣。

氦氣因其化學惰性和在離子阱中的碰撞阻尼特性，被視為GC-MS的"理想載氣"，設備制造商雖然也有氫氣的替代技術方案，但其易燃易爆特性使得改裝面臨嚴格的安全限制，并非所有系統都能完成切換。NMR波譜儀則與MRI同理，需要液氦冷卻超導磁體至接近絕對零度，過往短缺時期，美國多所大學的NMR設備就被迫停機，直接沖擊了化學和生物學的基礎研究。

從芯片產線到醫院診室，從質檢實驗室到大學基礎研究，氦氣是少有的同時橫跨高技術制造和基礎民生的戰略物資。

然而，這種對現代文明至關重要的元素，全球供應源卻高度集中在四個國家手中：美國、卡塔爾、阿爾及利亞和俄羅斯。

氦氣無法通過化學反應合成，主要是從含氦天然氣中作為副產品提取，而絕大多數天然氣田的含氦量低到不具備經濟開采價值，因此其主要供應國與天然氣資源大國自然高度重合。

這種供應結構的脆弱性已經反復發出警報。從2006年到2023年，全球已先后經歷了多次嚴重的氦氣短缺，每一次都推高價格、擾亂供應鏈，每一次事后都有專家呼吁重視戰略儲備，但真正造成持久改變的行動寥寥無幾。

拉斯拉凡發生的事件，把這種脆弱性暴露到了極致，這一次，不是因為物流的臨時阻礙（無論原因是戰爭還是制裁），而是氦氣的生產能力停擺。

（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并不影響液氦流通，因為其儲運罐體可以公路運輸，也可以海運甚至空運）

一枚導彈就能讓全球三分之一的氦氣供應消失，而這還不是半導體供應鏈上唯一的脆弱環節。

拉斯拉凡暴露的問題并非個例，在電子工業所需的高純特種氣體這個更廣闊的領域，供應來源的高度集中是一個結構性特征，而不是偶然的地理巧合。

全球電子特氣市場長期由德國林德（Linde）、法國液化空氣（Air Liquide）、日本大陽日酸（Taiyo Nippon Sanso）和美國空氣化工（Air Products）四家巨頭主導，合計掌握著七成以上的市場份額。

從用于CVD腔室清洗的三氟化氮，到用于鎢薄膜沉積的六氟化鎢，從光刻工藝中不可或缺的氖氣混合物，到離子注入所需的砷烷和磷烷，先進半導體制造涉及的上百種特種氣體，其高純度商品的供應能力長期集中在少數幾家企業和少數幾個國家手中。2020年，我國電子特氣的國產化率僅為約14%。

更深層的隱憂在于，這種供應鏈上的"瓶頸點"地位，不僅是一種市場格局，還隨時可能被轉化為地緣政治武器。

這方面并不缺少先例。

2019年7月，圍繞二戰勞工索賠的外交爭端升級后，日本政府就悍然宣布對韓國實施氟化聚酰亞胺、光刻膠和高純氫氟酸這三種關鍵材料的出口管制。名義理由是"出口合規疑慮"。彼時日本對這三種材料供應，都掌握著絕對的產業話語權，管制令一出，三星和SK海力士這兩大韓國半導體巨頭的生死，頓時被系于日本官僚的筆墨之間。

韓國的回應是痛定思痛，在WTO申訴和官方交涉之外，政府與產業界通過建立國內產能和拓寬采購來源等方式，以極大力度推進半導體關鍵原材料的自主可。

例如，韓國的半導體產業此前百分之百依賴進口氖氣，而氖氣是準分子激光光刻的核心原料，沒有高純氖氣，大量光刻機就無法工作。2019年年底，日本管制的沖擊余波尚未平息，韓國特種氣體制造商TEMC就與鋼鐵巨頭浦項制鐵（POSCO）啟動了合作，目標是利用浦項光陽鋼廠既有的空氣分離設施，以低成本方式提取和純化氖氣。鋼鐵冶煉的空氣分離過程本身就會產生含氖的副產品氣流，此前這些氣體被白白排放，TEMC的技術方案則將其截獲、富集、純化至半導體級。

2022年1月，浦項光陽工廠的大型氖氣分離提取裝置建成投用，年產能2.2萬標準立方米高純氖氣，可滿足韓國國內需求的約16%。浦項副總裁柳炳玉在投產儀式上說："與TEMC這樣'小而強'的韓國企業合作，實現了稀有氣體國產化這個產業氣體界的夙愿。"

僅僅一個月后，俄烏沖突爆發。

沖突前，烏克蘭兩家公司Ingas和Cryoin供應著全球約一半的半導體級氖氣，這些原料來自蘇聯時期遺留的獨特鋼鐵工藝副產品。戰爭爆發后，這條供應鏈一夜斷裂，全球氖氣價格在數周內暴漲600%以上，韓國此前的布局，就及時緩解了沖擊。據報道，韓國半導體廠商此后加深了與TEMC和浦項的合作，目標是將國產氖氣的使用比例提升至40%，但完全的自給仍是一條漫長的路。

如果說日韓博弈和俄烏戰爭展示了供應集中度如何被外力轉化為武器，那么美國聯邦氦儲備的命運，則講述了另一種同樣令人唏噓的故事，那就是瓶頸的掌控者如何因自身的短視，親手放棄了手中的王牌。

1925年，美國國會通過《氦氣法案》，在得克薩斯州阿馬里洛建立聯邦氦儲備，將氦氣定性為"關鍵戰備物資"，禁止向非政府用戶出售。那是飛艇的黃金時代，氦氣因其不可燃的特性被視為比氫氣更安全的浮升氣體，具有重大軍事價值。冷戰年代，核對峙、火箭開發和科學研究催生了對氦氣的新一輪需求，國會于1960年修法，激勵天然氣生產商從天然氣中提取氦氣出售給聯邦政府，在阿馬里洛地下穹丘儲庫中大規模擴充戰略儲備。

一個世紀的戰略眼光，卻在冷戰后被一代人當成了笑話。

1996年，在"精簡政府"的時代浪潮中，眾議員克拉格（Scott Klug）在國會發言中宣稱："國家氦氣儲備幾十年來一直是個笑柄，1996年了，飛艇跟國家安全顯然沒有任何關系，它們或許能在周一晚上橄欖球賽的中場秀提供一些引人入勝的鏡頭，但我認為它們在沒有聯邦政府支持的情況下也能做到這一點。"

美國總統克林頓也順應潮流，稱氦儲備為時代錯誤，與國會共和黨人聯手推動了《氦氣私有化法案》。

此后近三十年里，科學家、醫療界人士、航天專家反復呼吁保留國家儲備，發揮全球供應穩定器的作用。這期間，全球先后發生四次嚴重氦荒，每千立方英尺（Mcf）價格從90年代末的四十多美元飆升至近1000美元，但美國國會始終不為所動，按部就班地推進拋售。

2024年，聯邦土地管理局（BLM）對氦儲備進行最后一次公開拍賣，標的除了剩余的粗氦，還包括整套儲運基礎設施。

最終，德國特種氣體巨頭Messer以4.23億美元出價拿下了資產包，比 Messer 最初 3.53 億美元的出價高出 7000 萬美元，此外還為資產包中包含的 2800 萬立方米聯邦政府所有的氦氣額外支付了 2100 萬美元。據 gasworld 報道，財政部獲得的收益總額約為 4.6 億美元。

2024年6月，交割完成，一個世紀里建成的美國聯邦氦儲備基礎設施，包括得天獨厚的地下多孔巖層儲庫、六百余公里管道等資產，從政府移交給了一家私人企業。

諷刺的是，2025年，美國眾議院又有議員對這筆交易翻起了舊賬，指出買家在中國也有大量業務，要求了解是否評估過國家安全風險，但這種疾言厲色的表演，并不能憑空變出已經消失的戰略儲備。

又過了整整一年，2026年3月，在拉斯拉凡落下的導彈，令全球三分之一的氦氣供應暫時下線，而曾經手握巨量戰略儲備的美國政府，此時已無余地可以騰挪。

從1925年建儲到2024年售罄，從"關鍵戰備物資"到"政府浪費的典范"，這條弧線，是一個大國治理能力下滑的濃縮標本。

在這個關鍵原材料供應鏈千瘡百孔的世界里，中國的處境，正在發生不那么引人注目卻意義深遠的變化。

拿氦氣來說，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貧氦國"，大多數天然氣田的含氦量僅有0.03%到0.05%，遠低于美國富氦氣田動輒0.3%以上的品位。從如此稀薄的原料中提取高純氦氣，在經濟上長期不可行。這是一個地質稟賦的硬約束，不是努力就能消除的。

但中國的工程師們找到了一條繞過硬約束的路徑。

在液化天然氣（LNG）的加工過程中，天然氣被冷卻到-162°C發生液化，而沸點遠低于甲烷的氦氣不會跟隨液化，而是富集在閃蒸氣（BOG）中。從這股閃蒸氣出發提取氦氣，原料中的氦濃度已經被天然的物理過程"預濃縮"了數十倍，經濟性大為改觀。

2020年是中國提氦技術的分水嶺。這一年，依托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的大型低溫制冷技術，中科富海公司在寧夏鹽池建成了國內首套LNG-BOG低溫提氦裝置，首次實現了BOG制取液氦的產業示范。同年12月，四川空分設備集團的子公司在內蒙古鄂爾多斯杭錦旗投產了國內首個年產能超百萬立方米的提氦項目，產出氦氣純度達到99.999%以上。此后，內蒙古森泰能源、甘肅瑞華能源等項目接踵而至，技術路線也從低溫法擴展到了常溫膜分離法。

與此同時，中石油、中石化等能源企業系統性地將膜分離、深冷精餾、變壓吸附等多種技術優化集成，針對中國天然氣"含氦低但體量大"的特點，開發出了適用于貧氦天然氣的系列化提氦技術。

在資源勘查端，新一輪找礦突破戰略行動成果顯著：截至2025年，全國新增氦氣探明地質儲量40.7億立方米，蘇里格、涪陵、靖邊、安岳、東勝、瀘州六大氣田的氦氣儲量均超過2億立方米。

短短五年時間，中國的氦氣對外依存度從接近100%下降至約83%。這個數字距離安全仍然很遠，但趨勢的方向已不可逆轉，中國正在從全球氦氣供應版圖中的"others"，躋身主要玩家之列。

來自俄羅斯的利好也正在同步顯現，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的阿穆爾氣體處理廠是全球規劃產能最大的氦氣生產設施，設計年產能6000萬立方米，目前已有兩條生產線投入運行，也推動俄羅斯超越阿爾及利亞，成為全球第三大氦生產國。盡管西方制裁構成了間接障礙，但俄羅斯氦氣正加速流向亞太市場，對中國的供應保障形成了有力補充。

如果說氦氣等惰性氣體的突破主要依靠資源端和提取技術的雙重攻堅，那么在工藝氣體領域，中國產業的進步則呈現出另一種獨特的機制：規模催生能力。

三氟化氮（NF?）是全球用量最大的電子特種氣體，在半導體制造中用于CVD腔室清洗。每一輪薄膜沉積之后，都需要用三氟化氮產生的活性氟原子來清除腔壁上殘留的硅和金屬沉積物。但三氟化氮的應用場景遠不止半導體。在顯示面板生產中，CVD沉積二氧化硅薄膜后同樣需要三氟化氮清洗腔室；在光伏電池制造中，薄膜沉積和設備清洗環節也大量使用這種氣相清潔劑。

從全球來看，半導體占電子特氣需求的71%，顯示面板占18%。但在中國，這個結構顯著不同：集成電路占42%，顯示面板占37%，光伏占13%。面板和光伏兩項合計，占據了中國電子特氣需求的半壁江山。

這個需求結構的獨特性，恰恰成為了中國電子特氣產業升級的絕佳踏板。

中國在顯示面板和光伏兩個領域已經建立起全球統治地位，這意味著即便不考慮半導體，僅僅面板和光伏制造所產生的天量需求，就已經為中船特氣、南大光電等國內企業提供了規模化生產的經濟基礎。

盡管同一種工藝氣體在不同應用場景中的純度要求是分級的，比如光伏用的三氟化氮純度通常在4N（99.99%）級別，半導體用則要求5N（99.999%）乃至更高的6N，但純度的攀升往往主要依靠底層的合成工藝交替組合，并不需要推倒重來。

換句話說，在光伏和面板的巨大需求推動下建立起4N量產體系的企業，向半導體級5N、6N的升級，是在已有基礎上的漸進式優化，而非從零開始的技術長征。這是一種不需要刻意規劃就自然發生的知識溢出，充分體現了超大規模工業化體系的協同效應。

源自中船重工第718研究所特氣工程部的中船特氣，是這一路徑的典型代表。這家軍轉民企業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研發三氟化氮和六氟化鎢，目前兩大產品年產量、市占率均穩居國內第一，國內市場覆蓋率超過95%，國際市場覆蓋率達50%，其產能規模已經超過了部分日韓競爭對手。

從面板到光伏到半導體，中國工業體系的縱深，正在將一個又一個特種氣體品種，沿著純度階梯向上推進。

在宏觀的產業格局演變之下，具體的人的故事，往往更能照見這場漫長攀登的質地。

石平湘的履歷，不屬于任何一種典型的創業敘事。

這位祖籍梅州興寧的客家子弟，1968年隨著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務農，這一務就是八年，直至1976年從佛山機關農場調到市二氧化碳研究所工作，圍繞三水盆地二氧化碳氣層進行資源開發利用研究。

1993年，在南巡講話后席卷全國的下海創業大潮里，已經45歲的石平湘也不甘落后，在佛山創辦了廣東華南特種氣體研究所，即華特氣體的前身。

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團隊研發出首個氣體產品—氬加二氧化碳，是氣保焊（氣體保護電弧焊）的主流保護氣體。

抓到了珠三角加工貿易與基礎建設起飛期的紅利后，石平湘沒有像當時眾多氣體行業的暴發戶一樣志得意滿，而是認定了技術創新作為企業的根基。

從普通氣體起步，但絕不停留在普通氣體。

之后，石平湘將資源持續投向更高附加值的氣體品種研發，從工業氣體到特種氣體，從特種氣體到電子特種氣體，每一步都意味著生產技術、純度要求和客戶認證門檻的量級躍升。

這種躍升，對于一家普通民營企業而言絕非易事。當時，由于無法從銀行獲得貸款，石平湘不得不采取土辦法，請有投資意向的人來公司調查研究，如果對方認為值得，也有膽量，就同舟共濟捆在一起干。“這是土包子走土路，沒有辦法的辦法......我們是從1993年起步的，過去經營一兩個品種，現在發展到七十多個，有些品種已經代替了美國產品，減少了外匯支出。我們完全是自我孕育，自我培育，自我尋找，自我研究，自我發展。”

而與這種商場打拼兩腿帶泥的風格相反，有科研院所工作經歷的石平湘，還長期資助《低溫與特氣》等行業技術刊物的出版，在國內氣體行業尚處草創階段的年代，這本專業刊物幾乎是國內氣體工程師和研究者交流前沿信息，凝聚產業意志的唯一平臺。

一個電大學歷的中年民營企業家，長年出資支撐一本學術期刊，這在中國產業史上并不多見，卻折射出石平湘對產業共同體建設的樸素直覺。

技術的進步不能只靠一家企業關起門來搞，它需要一個能夠交換信息、共享認知的生態。

華特向電子特氣的攀登，是一部用客戶名單書寫的編年史。

2005年，華特的第一個特氣產品高純二氧化碳進入了日本TDK子公司東莞新科電子的供應鏈。二氧化碳，正是石平湘在佛山研究所工作時的老本行，只不過純度等級已經從工業級躍升到了電子級。

TDK這家電子工業巨頭的嚴苛的品控標準，意味著華特氣體第一次獲得了在全球一線標準體系下驗證自身能力的機會。

2007年，高純一氧化氮進入三星。

2012年，高純四氟化碳打入臺積電。

2013年，高純六氟乙烷開始供應中芯國際......

每一個響當當的客戶字號，都意味著長達數月乃至數年的認證流程，氣體純度、雜質含量、批次一致性、包裝容器潔凈度、供應鏈追溯能力，全部要經受嚴格驗證和產線實測。半導體級特種氣體的客戶認證壁壘之高，甚至不亞于氣體本身的技術壁壘。

但這樣的認證壁壘一旦成功跨越，就會形成不斷生長的信任關系。每當一個品種通過第一家頭部客戶的認證，都意味著后續品種、后續客戶的認證周期會顯著縮短，因為供應商的質量管理體系與技術水平已經得到了整體背書。

華特正是沿著這條"一個品種敲門、多個品種跟進"的路徑，逐步在每一個重量級客戶內部擴大供應范圍。以長江存儲為例，華特2017年首次導入產品，到2021年，對這家客戶的年收入已從百萬級增長到超過1.2億元，先后供應了高純二氧化碳、稀有氣體混合氣、乙硅烷、高純一氧化碳等多個品種。

2017年，華特的四種混合氣取得了ASML的產品認證，這是全球僅有四家氣體公司獲得的資質，其后，華特的混合氣產品又獲得日本GIGAPHOTON認證，打進了全球僅有的兩家光刻光源廠商供應鏈。

至今，華特已有超過20款產品應用于14納米和7納米先進制程產線，部分氟碳類和氫化物產品已導入三星5納米等前沿工藝，實現了對國內8英寸和12英寸芯片廠商超過90%的客戶覆蓋。

石平湘的華特氣體并不孤獨。

南大光電在國家02專項的支持下，成功解決了困擾國內三十年的高純砷烷和磷烷產業化難題，這兩種劇毒的摻雜氣體此前完全依賴進口，其制備對純化工藝和安全管控的要求極為嚴苛。

金宏氣體，則率先打破了高純氨的技術壟斷，在國內市場占有率超過50%，并建成萬噸級超純氨產能。至于前文已經提過的國內含氟特氣領域龍頭中船特氣，其呼和浩特新建三氟化氮項目還在繼續擴大產能優勢。

沿著"先在光伏、面板等較低純度應用中站穩規模，再向半導體級純度攀升"的路徑，中國電子特氣企業正在集體崛起，目前，國內已經有超過60個在建和規劃中的電子氣體項目，三氟化氮、六氟化鎢、硅烷、超純氨等品種的產能正在快速釋放。

毋庸諱言，在這一領域尚未完成的課題依然很多。

高端氣體品種仍有空白待填補，高純度氟碳類氣體的批次穩定性，即不同批次產品之間的質量一致性，仍是從小批量導入到大規模放量之間最難跨越的門檻。在大宗氣體現場制氣（on-site）模式中，林德、液化空氣等外資巨頭積累了數十年的工程設計和運維能力，中國企業在這個領域的追趕尚需時日。

但勢頭已不可逆轉，一個從光伏到面板到半導體的需求梯度，正在將中國電子特氣產業沿著純度階梯穩步向上托舉。這種進步不靠某個英雄項目或某次集中突破，而靠整個工業體系的厚度。

隆起的產業厚度所支撐的不是捷徑，而是一條允許大量參與者同時嘗試、同時犯錯、同時學習的寬闊道路。

2025年，年逾七旬的石平湘卸任華特氣體董事長，由女兒石思慧接班。從下鄉知青到電子特氣大王，他用半個世紀的個人奮斗，完美回答了對中國氣體產業發展的質疑。

中國氣體人，不是吃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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