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城為FT中文網撰寫

看了這個標題，你可能會感到詫異：在一些人的印象中，硅谷是全球富豪最集中的地方，富人天生偏右，至少美國科技業高層本來就是右翼人士云集之地，何來“右轉”一說？

然而，問題好像不是那么簡單。

長期以來，硅谷（這里指超越美國加州圣克拉拉谷這一地理范圍的更廣義的美國科技業）在政治光譜上其實有著相對豐富的顏色：硅谷在經濟上偏市場自由主義，但在社會議題上長期偏向自由派，因此整體呈現出一種“經濟右、文化左”的混合傾向。

在奧巴馬擔任美國總統時期，他頻頻造訪北加州，與科技巨頭們閉門共進晚餐，將他們譽為變革的先鋒。那時候的硅谷，是一個將自由主義、多元包容與科技樂觀主義完美融合的進步主義堡壘。

我們可以把目光投向不遠的過去：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硅谷的大多數科技領袖和投資巨頭都傾向民主黨，這一年科技行業的政治捐款中，超過90%流向民主黨，在硅谷核心的圣克拉拉縣，超過70%的選票投給了拜登。領英聯合創始人里德·霍夫曼、網飛董事長里德·哈斯廷斯、太陽微系統共同創始人維諾德·科斯拉等科技界重量級人物長期以來都是民主黨的重要金主。到了2024年大選初期，他們仍然通過各類政治行動委員會向民主黨陣營投入了數百萬美元。

在2020年大選結果揭曉后，特朗普公開否認選舉結果，并連續數周在社交媒體上表達抗議。最終，2021年1月6日發生了震驚世界的國會山騷亂事件。在這一特殊歷史節點上，硅谷的科技巨頭們做出了此前從未有過的聯合表態。

事件發生后，當時的推特管理層率先宣布永久封禁特朗普的個人賬號，理由是其言論存在進一步煽動暴力的風險。緊接著，馬克·扎克伯格治下的Meta也無限期暫停了特朗普在Facebook和Instagram的賬號。包括蘋果、谷歌以及亞馬遜在內的其他科技核心企業，當時也紛紛通過下架相關右翼社交應用或暫停政治捐款等方式，向外界傳遞出一種清晰的信息：硅谷與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路線，在價值觀上存在著不可調和的鴻溝。

硅谷在2024年的右轉，既受全球政治大潮右轉的裹挾，也在某種程度上助推了這種趨勢，其中一個很關鍵的人物，就是全球首富馬斯克。

馬斯克幫助特朗普“二進宮”的故事，如今已經家喻戶曉。但其實馬斯克也不是一開始就支持共和黨和特朗普的人。

馬斯克早年自稱獨立派，在之前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投票支持過奧巴馬和希拉里，2020年大選，馬斯克投的也是拜登，甚至和特朗普隔空對罵過。但他后來被拜登政府冷落，白宮開新能源汽車峰會，卻把特斯拉拒之門外，加上一堆監管官司，他索性跟民主黨公開決裂，搖身一變成了特朗普身邊的大紅人。

更早抱團轉向的是風投巨頭馬克·安德里森和本·霍羅維茨，他們以前多給民主黨捐款，這次卻因為反感拜登政府在加密貨幣和人工智能監管上的政策，公開宣布倒向特朗普。

至于其他幾位科技業大佬，與其說右轉，不如說是向現實利益低頭。扎克伯格在2024年寫信給國會，承認當年受拜登政府施壓刪了帖，還破天荒夸特朗普遭槍擊后揮拳很硬氣。貝佐斯據報在關鍵時刻親自叫停了旗下《華盛頓郵報》為哈里斯背書。而庫克和黃仁勛作為硬件巨頭，更在乎關稅和供應鏈，他們從不公開站隊，但私底下都在小心翼翼地和特朗普新政權套近乎。整個硅谷的轉向，其實就是一幅由個人恩怨、政策反彈和商人算計拼出來的世相圖。

確實，自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以來，美國科技業許多著名的風險投資家和科技創始人紛紛右轉，支持共和黨，討好特朗普。

此外，日益緊張的地緣政治局勢以及商業技術（例如無人機和衛星通信）的戰略價值，也促使許多科技創始人轉向國防科技領域，這種轉變加強了他們與五角大樓以及支持強大軍工復合體的右翼政治平臺的聯系。

硅谷右轉如此明目張膽、討好特朗普如此低三下四，如今連扎克伯格曾經的副手、前Meta全球事務總裁尼克·克萊格都看不下去了。

這位被扎克伯格挖走之前曾經擔任過英國副首相的前政客，最近批評說，包括Meta在內的一些硅谷公司是為了“相當自私的動機”而擁抱特朗普式的右翼政治的，那些過去遠離政治的硅谷大佬們不僅在政治上右轉，他們推出的產品也“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從以人為本，轉變為更加注重算法推薦的合成內容”。克萊格在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三個月后離開了Meta。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許多硅谷大佬在2024年右轉？

美國記者雅各布·西爾弗曼（Jacob Silverman）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貪婪。

西爾弗曼曾經在去年10月出版過一本名為《鍍金憤怒：埃隆·馬斯克與硅谷的激進化》的書，他認為，十年的免費資金將科技界的烏托邦主義者變成了權力掮客，并讓特朗普成為了他們意想不到的盟友。

“我了解到了這個由金融家、風險投資家和科技巨頭組成的新階級在創造任何持久事物方面的失敗，”他在這本書中寫道，“他們中的許多人似乎都是通過某種形式的金融工程發家致富的，這是內部關系、對法律和稅收漏洞的巧妙利用，以及可用于豪賭的巨額廉價借貸資金的結合體。”

西爾弗曼認為，當零利率政策的狂歡結束時，這個新階級的成員以憤怒做出了回應，繼而轉向政治訴求，他們認定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更有可能提供他們變得更加富有所需的一切。

但實際情況可能更為復雜。

我認為，硅谷右轉的原因，除了商業利益之外，也有其意識形態的底色。

首先是硅谷對政府監管的本能上的抵制，美國科技企業、尤其是人工智能和加密貨幣領域的企業大佬們，多數都要求政府放松對他們的監管，他們對反壟斷訴訟和嚴格的聯邦監管日益不滿，認為進步主義的政策直接威脅到行業創新和企業財富；

其次是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與民主黨的分歧，許多科技企業創始人感到與西海岸進步派勢力日益增長的影響力格格不入，這些進步派倡導工會化和財富再分配，這引發了“言論自由絕對主義”的復興，并導致科技精英對政府干預的看法發生根本性轉變。

針對那種認為硅谷右轉錯在民主黨、因為他們疏遠了科技業里那些“堅定的進步主義盟友”的觀點，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教授亨利·法雷爾（Henry Farrell）撰文寫道：“復雜的政治很少能歸結為誰該受責備的簡單故事”，他認為，真實的原因是，技術與民主脫鉤后，民主黨走向嚴格監管，某些科技大亨則轉向企業威權與國防軍工，雙方因各自內部的危機而關系破裂。

不過，硅谷并非在2024年集體右轉，許多主要捐款人仍然支持民主黨，如Facebook聯合創始人達斯汀·莫斯科維茨和領英聯合創始人里德·霍夫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執政的特朗普行政當局和主導國會的共和黨的政策失誤和日益不得人心，硅谷右轉的趨勢如今還出現了某種逆轉。

美國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文明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指出，在明尼蘇達州發生的涉及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執法的槍擊事件引發了科技界的強烈反彈。Anthropic首席執行官達里奧·阿莫代說，要警惕“我們在明尼蘇達州看到的恐怖景象”，OpenAI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則對公司員工們說，ICE“走得太遠了”。

當然，如果今天硅谷大佬們確實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逆轉”，其動機也是商業考慮。

科特金指出，在科技公司云集的硅谷，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民選官員是共和黨人，而民主黨人占了70%以上，在美國國會，沒有一位來自硅谷的共和黨人，所以，“與溫和派民主黨人結盟可能是硅谷大佬們留住利潤的最佳方式。”

一個更近、也更為有趣的例子是：6月5日，特朗普出人意料地支持一項激進提議，主張讓OpenAI等公司向美國人民交出股權，這讓AI行業中的許多人措手不及。

在特朗普發表這番評論前不久，硅谷風險投資家、億萬富翁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曾在一篇帖子中激烈地反對這項提議，他這樣寫道：“將AI國有化將會加速我們本已滑向的政企融合。”

支持科技發展的美國創新基金會（Foundation for American Innovation）AI政策主管塞繆爾·哈蒙德（Samuel Hammond）也表示，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入股領先的AI實驗室，反彈可能會更加廣泛，未能參與交易的投資者和公司都可能發起抗議。

據報道，那些原本公開倒向特朗普的科技大佬們，如今又開始悄悄向溫和派民主黨議員示好，試圖阻止特朗普政府對AI的國家化傾向。

諷刺的是，硅谷右轉趨勢這次出現“逆轉”，仍然不是因為理念，而是因為利益再次發生了變化。

（作者曾在英國多家知名媒體擔任資深記者、編輯。作者微信公眾號：魏城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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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魏城，曾經在中西著名媒體從業30多年，做過報紙記者、編輯、翻譯、電臺主持人、網站記者、編輯、雜志執行總編輯等工作，出版過三本書，工作過的機構包括《中國青年報》、《星島日報》加拿大版、英國廣播公司、美國《財富》雜志中文版、英國《金融時報》等。2007年，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的中國中產階級調查系列報道獲得了亞洲出版人協會(SOPA) 解釋報道類首獎。如今退而不休，作為自由撰稿人，為FT中文網等媒體撰寫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