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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哲學是練習死亡”,那么文學的一大功用就是提供了這種練習的素材。當然現在這樣說,大概會有一種AI煉化大數據的粗俗感。然而文學給出的通常不是結論,而是悖論。一個真正一流的文學家,絕不會強行宣布“西緒福斯是幸福的”。
因為文學不僅要用異質的經驗重新定義“幸福”,甚至還要重新定義“西緒福斯”。一個優秀的文學人物,通常既是一個象征,又是這個象征的失敗實例。正如十九世紀小說里常常出現的那種情節,某個男人認為自己也可以是拿破侖,最后卻發現實在擠不進那一雙水晶鞋。波爾迪只能同時既是又不是尤利西斯。
既是又不是,是需要排除的邏輯悖論,卻是普遍存在的現實。任何有生活經驗的人都不可能不曾感慨世界的模棱兩可和自相矛盾。維特根斯坦后期發明了“家族相似性”的概念,用更溫和的“相似”來緩解是與不是的矛盾。
《這不是本小說》從書名就拋出一個悖論。提及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會比提及“這不是一支煙斗”和福柯的分析更有用。因為本書的作者戴維·馬克森最負盛名的作品便是《維特根斯坦的情婦》(1988,以下簡稱《情婦》)。大衛·福斯特·華萊士有一次把它列為五部最受忽視的杰作之一,稱它為最好的哲學小說、“美國實驗文學的高點”。
熟悉維特根斯坦生平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書名的貓膩,因為他不僅沒有也不可能有“情婦”。標題中的“情婦”,是一個自我解構的身份,而小說內文也解構了整個現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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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維·馬克森(David Markson,1927—2010),出生于美國紐約州奧爾巴尼市,以非傳統、后現代的小說風格著稱,代表作為《維特根斯坦的情婦》,曾自言其作品“毫不夸張地充斥著文學和藝術逸事”,而且“敘述非線性、不連續,類似拼貼,包羅萬象”。
撰文|黃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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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本小說及其他小說》
作者:[美]戴維·馬克森
譯者:張祝馨
版本:后浪文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26年1月
無法證明“我”的存在
維氏的《邏輯哲學論》有個著名而玄妙的開篇:“世界是事實而不是事物的總和。”《情婦》就是從這句話里推演出一個頗為科幻的處境:主角凱特似乎忽然就成了世界上的最后一個人,然而她并不確定世界的確存在,也不確定自己沒瘋,或者是否真的存在。因為維特根斯坦的老師伯蘭特·羅素,已經證偽了笛卡爾的第一性原理“我思故我在”,其實只能證明“思”的存在,而不能證明“我”的存在。順便一提,這個結論在當今的AI時代,無疑有了另外一種更加顯而易見的例證。
華萊士將《情婦》視為最好的哲學小說,因為它寫出了真正的哲學,也寫出了真正的小說。《情婦》并沒有像《我發現的世界》(The World as I Found It, 1987)那樣把維特根斯坦本人戲劇化(這在以前可能還是一種挺有意思的藝術手法,如今卻難免蒙上一些“AI蹭名人”的陰影),而是把他的哲學思想戲劇化。另一方面,《情婦》也并不是要編個故事去說明某種哲學的正確(比如薩特之類),而是反過來,先假設某種哲學絕對正確,然后把人物放進去實驗,看看會不會得出什么意想不到的體驗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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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出生于奧地利,后入英國籍。哲學家、數理邏輯學家。語言哲學的奠基人,20世紀最有影響的哲學家之一。
凱特和她的世界似乎僅僅存在于文字記錄(一封她正在寫的收信人不明的“信”)中。那是一種風格類似于《邏輯哲學論》的文字,由一個個簡短的、幾乎不帶任何情感的、看似頗為隨機的陳述句構成。維特根斯坦本人的原句也不時出現其間,有時很精確,有時也會誤引。凱特念叨著,抄錄著,仿佛這些話是某種神圣的真理或咒語,然而維特根斯坦作為這個世界的上帝(或者反過來說),雖然構建了這個世界,但沒有帶來任何額外的救贖。
整個世界便如情婦一般被拋棄了。畢竟維特根斯坦還寫過:“邏輯必須照顧好自己。”
“我語言的界限
就是我世界的界限”
一個完全由“事實”構成的世界,到底和一個由事物構成的世界有何不同?這實際上也等于在問:為什么這個“世界”只剩凱特一人?
根據《邏輯哲學論》,各個事實,像原子一樣彼此獨立。原子命題能夠互相組合成復雜命題,最終構成世界的畫像,這種畫像應該像鏡子一樣忠實地反映世界本身。所以,凱特其實是像愛麗絲那樣,活在一個鏡中世界——“我語言的界限就是我世界的界限。”這個世界里沒有真正的他者,只有“她”強加給各個原子事實之間的某種邏輯秩序。在愛麗絲的故事里,這種秩序以象棋的形式出現。而在《情婦》中,凱特似乎始終沒找到這種秩序,故而她的世界始終在斷裂和崩潰的邊緣,每一個獨立的原子命題,會像“成百上千的網球從西班牙大臺階上蹦跳四散”。
你或許可以說,維特根斯坦只是用一種玄妙的語言,從邏輯的高度,論證了一個簡單的事實:人總是孤獨的,沒有人可以真正地理解你,“走進你的世界”。
然而這或許并非全部的真相,因為維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學(《哲學研究》)中,出現了截然相反的轉向,反過來論證“私人語言的不可能”,強調語言的溝通功能,一種可以隨機變通的游戲,而不必是鏡子般準確而死板地映射世界。
不管怎么說,《邏輯哲學論》推演出來的世界,是一個比所謂“存在主義”更為深刻和有趣的地獄。“他人即地獄”,最終必然導向“勇敢做自己”“別被規訓”之類的庸俗雞湯,甚至引發某種改造“他者”的妄想。事情還有另一面,也許是更本質的一面:“自己即地獄。”別人走不進來的世界,也是你自己走不出去的樊籠。當一切連結都斷裂,當你真的徹底擺脫一切他人之后,也就落到了凱特的境地。
“事實是悲傷的”
當然,在這種唯我論的假設中,還是有一些特殊樂趣的。比如凱特可以自由穿行于世界各地,再也沒有哪個景點需要買票和排隊了。她可以隨心所欲——如前所述——讓成百上千的網球從西班牙大臺階上蹦跳四散。她可以直接住在博物館里,把世界名畫燒掉取暖,把自己的畫掛在大師的作品旁邊。
她不僅獲得對于一切事物的控制權,同時也獲得了對于一切事實的解釋權。凱特的自由聯想不僅包括自己多舛的過往(丈夫酗酒、兒子早夭),也包括各種歷史名人。她半認真半自嘲地想到,如果海倫要為特洛伊戰爭負全責,自己也應該為家庭悲劇負全責。不管她的自責是否過分,都沒有人來反駁和安慰她。當所有的權力都落在她一個人身上,所有的責任也會隨之而來。
她實際上已經成了世界上最后的歷史學家和策展人,也是最后的作者和讀者。她負責整理和陳述這個世界的一切“事實”,而世界也僅僅因為她的整理和陳述而存在。“我是我的世界”,不再有內外主客之分。然而,讀者或許不得不承認,比起把自己的畫掛在大師旁邊這種榮耀,不成比例的重負,是承擔古往今來所有的悲傷。
華萊士為《維特根斯坦的情婦》寫過一篇三十多頁的論文,后來小說再版,收錄為官方導讀。我此生大概沒有精力再完整重讀這篇雄文,但記得文中一個很簡潔的洞見:“事實是悲傷的。”
這或許正是世界神秘的本質?一個由事物構成的世界可以是沒有感情的,但一個由事實構成的世界卻是悲傷的。也許是因為事物永遠可能被改造,而事實,你只能接受。
凱特筆下的“我”,最孤獨的“我”,那個大寫的字母“I”,仿佛是一個小小的黑色書立,卡住了巴別塔圖書館里從無限高處盤旋而下的所有的書,人類古往今來的一切知識、“事實”、文字。一道小小的堤壩,要擋住一整個太平洋的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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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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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森小說藝術的最終形態
《這不是本小說》是《情婦》的后續和進階,也是馬克森小說藝術的最終形態。
其實此書全名是《這不是本小說及其他小說》,是他最后三部作品《這不是本小說》《滅點》《最后的小說》的合訂本。單看標題邏輯,很顯然,這應該是一部小說。
然而也的確有一個本體論級的理由支持它“不是”一部小說:它不含虛構的成分,反而完全是由無數條事實構成。那些事實,一部分是名人名言,更大的一部分是名人軼事,它們多少會讓名人顯得愚蠢、尷尬或者悲慘。
寫到這里我知道應該引用一些實例,卻發現這非常困難。鑒于整本書本完全由無數這類實例構成,本該俯拾皆是,然而這就像在河里打撈出一兩滴水來說明河是什么一樣,永遠達不到說明的效果。更好的方法是直接引用一整頁,就像你給人聽歌至少得放十秒鐘,這樣我就不用解釋這些內容的構成是多么混雜和好笑(通常利用了換行的排版)。
還是舉一些簡單的例子吧:“達·芬奇的父親有四個妻子。其中沒有一個是達·芬奇的母親。”第二個句子是換行寫的。但也有很多時候,這些事實缺乏第二句的反轉,而只是一個略顯冷門的事實而已:“伽利略會彈魯特琴。”——然而這個事實也并非真的孤立:往前數頁,有“安妮·博林會演奏魯特琴、豎琴、長笛和雷貝琴,還會唱歌”。往后數頁,又有“喬治·赫伯特會彈魯特琴”。
這正是引用的困難之處:因為真正的閱讀并不是盯著“魯特琴”的檢索,你必須跋涉過彼此橫隔的數頁,那些頁面當然并非空白,而是有其他眼花繚亂的線索,要跟你玩回響和遺忘的游戲。
哦對了,其實“魯特琴”這條線本身也不是孤立的,它實際上是“藝術家跨界會樂器”這條線索的分支(“讓-保羅·薩特會彈鋼琴。喬治·艾略特會彈鋼琴。安德烈·紀德會彈鋼琴。保羅·克利會拉小提琴。馬蒂斯會拉小提琴。”),同時這條線索又與“大藝術家不懂音樂”(“拜倫不懂音樂。蒲柏不懂音樂。約翰遜不懂音樂,對藝術也知之甚少。”)相連,而這條線索無疑又是“愚蠢”這條大線索的分支,藝術家之間都彼此不理解,更別說普通人,而這無疑有了導向“貧窮”和“死亡”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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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遜·波拉克畫作。
這部不是小說的小說,就像一幅杰克遜·波拉克的畫。這里面自有一種秩序,但它或許并非唯一可能的秩序。你也不該一根線一根線地去看,因為真正重要的是,所有線索交叉排布最后形成了一種奇異的整體效果。
原作本身的一目了然和評論者的事倍功半,通常是一件藝術品成功的特征。然而艱難的評論也讓我想到,寫這樣一本“不是小說”的書其實也遠比想象中困難——盡管這種寫本身主要是一種抄錄——除非世界上已經預先有了這樣一本書可以給你去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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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粹的事實羅列
馬克森年輕時候,其實寫過好幾本“正常”小說,那是一些偵探和牛仔的故事,還曾改編成電影。他也寫過詩歌。然而那些都已乏人問津。
真正讓人記住的,還得是《維特根斯坦的情婦》。這本書曾經被出版社拒絕54次。當它終于出版并成為一代經典(或邪典),很難想象后續何以為繼。世上只有一個維特根斯坦,似乎再難找到一種更強力的清洗世界的哲學工具。
而《這不是本小說》終于把維特根斯坦以及他的哲學——如這位哲學家自己所愿——當梯子扔掉。作者已經徹底越過了虛構的高墻。我們也不必再把每一個短句稱作“原子”“命題”,它們固然仍是“事實”,但它們的集合完全可以用大白話說成讀書筆記、八卦匯編。坊間將他的最后四本書稱為“小卡片四部曲”。
四部是因為在《情婦》之后、《不是小說》之前,還有一部《讀者障礙》。這個書名的噱頭是倒轉了通常所謂的“作者障礙”。書中的“讀者”,不再是一個虛構的“我”,就是馬克森本人,已經用上了小卡片匯編的寫作手法。有人嘲笑,“這不是本小說”。于是他就專門以此做下一本書的名字。
雖然四部曲中,馬克森對自己的稱呼略有變化——讀者、作家、作者、小說家——其實只是強調同一個身份的不同側面。“讀者”本身就是一種“作家”,因為觀察和整理事實本身,就是一種寫作。“作家”是厭倦寫作的人,他通過倒退回“讀者”的身份,創造了新的形式。“作者”是實際寫作有困難的人,盡管小說看上去是在一個顱內空間自由聯想,其實卻無法擺脫肉身的衰老和病痛。而“小說家”,更像一個理想中的謚號。
從《情婦》到《這不是本小說》的推演,遵循著清晰的藝術邏輯:盡可能取消人物和情節。這種取消的第一階段是《情婦》的唯我世界。第二階段則把這個虛構的“我”也取消,轉而變成一種近似中國詩學所謂的“無我”之境:純粹的事實羅列。只有轉播沒有評論。只有提問沒有回答。在沉默中,自有某種智慧和詩意涌現。
小說最好無事發生
馬克森的藝術脈絡在西方小說史上也有根可尋。
作者最好隱退,小說最好無事發生,這是最正統的福樓拜藝術理想,或者說猜想。他差點寫完的巨著《布瓦爾與佩庫歇》就是對此的實踐。小說主人公是兩個富有而無所事事的抄寫員,他們懂得一切知識,卻成了白癡。福樓拜自己為了達到這種境界硬啃了各行各業的1500多本書。(要是他沒看那么多書,說不定就能寫完自己的這本了!)馬克森沒有強迫自己變成白癡,但無疑強迫自己繼續博學的抄寫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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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樓拜(1821-1880),19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對后世文學創作影響巨大。代表作品有《包法利夫人》等。
福樓拜的后繼者各顯神通,以不同方式達成他的理想:“新小說派”、貝克特、塞巴爾德……最有意思的精神后裔,或許是波拉尼奧的導師尼卡諾爾·帕拉,正職是理論物理教授,卻寫著滑稽可笑的“反詩歌”。哈羅德·布魯姆曾說帕拉是當今最有資格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詩人,然而后者等到103歲去世還是沒能拿到。不過帕拉寫過一首詩,呼吁瑞典人頒給他“諾貝爾讀者獎”。
帕拉認為自己在這個獎上當仁不讓,我覺得也許戴維·馬克森也可以做一個有力競爭者。
馬克森的“死亡賦格”
馬克森精選的素材,最重要的一條線索無疑是死亡。我簡單查了一下英文版,《這不是本小說》里“死亡”一詞(以及其變體,諸如“死于”“垂死”“自殺”)出現了432次。這是一部名人的死亡小百科。而我更愿意視其為——如果你同意便條的拼貼,多少帶有一點詩歌的味道——馬克森的“死亡賦格”。
本文第五段最初將本書匯編的事實歸為“名人軼事”,有點偏頗。不過我轉念想到,馬克森想要的效果,或許正是把死亡也變成一則軼事。對于當事者生命攸關的死因,對于如今讀者而言不過是一條平淡的記錄,每一種近乎隨機的疾病,就像一個句號那樣平平無奇。
“羅曼·羅蘭死于肺結核。”三頁之后,我們又讀到“肖邦死于肺結核。”(“肺結核”在全書出現了33次。)這的確構成了一種回響,它并不是在提示我們疾病有什么值得銘記的特殊性,只是在證明一種無意義的普遍性。一個人的一生,并不由他的死因定義。有時候我們會驚訝,一個偉人竟然會死于一種如此普通的疾病,然而實際上大部分致命的疾病都是“普通”的。
本文在第二段提到,最好不要將《這不是本小說》類比為“這不是支煙斗”。這恰恰是因為本書并不是在玩一個詞與物分離的詭辯游戲。疾病在書中并不是微妙的隱喻,不是社會偏見。疾病僅以疾病本身出現,作為死因被提及。張棗有句詩:“死,是一件真事情”。誰也無法面對死亡而巧舌如簧地辯稱,這不是死亡。
最后的安慰并不來自于解釋,而只能來自于事實本身。馬克森在創作的最后階段,撤走了維特根斯坦的哲學和那個虛構的“我”的屏障。他把自己也投入到事實的海洋中,讓自己融化在對于他人的好奇與同病相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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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unsplash。
每個別人都是我的平行宇宙
然而這又不經意地回到了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那種化神奇為平淡的“家族相似論”。藝術家之間盡管大相徑庭,卻總有相通之處,因為藝術。人與人雖然大相徑庭,卻總有相似之處,因為死亡。每個別人都是我的平行宇宙,他們替我活過,也替我死過。
不管《這不是本小說》是不是小說,它無疑讓讀者見識了生命,并練習了死亡。在經典老片《天堂電影院》里,老放映員把多年來不得不剪掉的那些接吻鏡頭,單獨拼成了一部電影,一部所有情節只有接吻的電影,令人不禁淚崩。馬克森對藝術史做了類似的剪接,只不過他選取的不是接吻的瞬間,而是某種更辛酸和可笑的事實。達·芬奇在全書內只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前文提到的,他父親的四個妻子,沒有一個是達·芬奇的母親。另一處是“這個人終將一事無成。教宗利奧十世這樣說達·芬奇。”還有一些大師的名字出現,只是關于一件樂器、一句怪話、一種疾病。仿佛這個人一生什么都沒有干,唯一的戲劇只是死了。
馬克森悄然把“作家”罹患癌癥、來日無多的事實寫進無數的事實之中,“像水消失在水里”,像凱特把自己的畫留在博物館里那些大師永恒的杰作旁邊。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作者:黃遠帆;編輯:張進;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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