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立丹

柏林自由大學一角。

作者(左)與烏爾曼教授在紐倫堡工業大學的合影。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2021年春，我踏上赴德留學之路，由此開啟了人生中難忘的五年。柏林的春風拂過菩提樹大街，學術氛圍莊重而自由，我與導師吉堡·烏爾曼(Gyburg Uhlmann)教授的緣分，便在這座城市悄然展開。

“我是她帶過的第一名中國學生”

烏爾曼教授是古希臘哲學領域的頂尖學者，曾任柏林自由大學人文學院古希臘語文學的系主任，是W3講席教授，后受聘出任德國一所新建大學——紐倫堡工業大學文理學院的創始院長。她是德國萊布尼茨獎——該國最高等級科學榮譽——迄今最年輕的獲獎者，同時也是5個孩子的母親，依然保持著年均3篇高水平論文的學術產出。

每每想到這些，內心涌起的不只是欽佩，更是一種無聲的激勵。她一直是我心中的女性榜樣。

我是她帶過的第一名中國學生，也是第一名亞洲學生。我的研究方向橫跨古希臘羅馬修辭與中國古典思想，所寫的論文更融匯了德語、古希臘語、拉丁語與古漢語4種語言。起初，我不免擔心：這樣的比較課題，是否會超出她的興趣邊界？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多余的。

令我格外慶幸的是，我的研究主題“修辭學與情感操縱”與烏爾曼教授彼時正在推進的研究方向高度契合。這意味著除中國古典思想部分，她能夠給予我充分而深入的學術指導。這種研究興趣上的相互呼應，在師生關系中實屬難得的幸運。她不僅全情投入，更將這一比較視野視為難得的學術契機。

她曾多次對我說，深入了解東方思想，恰恰能為理解西方文明本身提供新的鏡像。她的包容與開放，使我們的每一次討論都充滿了真正意義上的思想碰撞。這不是單向的知識傳授，而是平等的學術對話。

在提交論文前的最后一次線上會議上，她反復表達了對這部論文的高度認可，說了好幾次“非常非常喜歡”。那一刻，所有的疲憊與堅持都在瞬間有了著落。這五年，沒有錯付。

“這恰恰是一種對專業的尊重”

德國的博士，與國內的培養模式有所不同。導師賦予每位學生極高的自主空間，從不會主動催促進度，更不會為你規劃每一個階段。這種學術文化的背后，是對研究者獨立性與自律能力的深度信任，也是一種無形的考驗。

烏爾曼教授此前帶過的一位希臘博士生曾告訴我，她從頭至尾從未私下單獨指導過他的論文，所有交流僅限于每學期研討會上的一次匯報與簡短點評，僅此而已。當然，那位學生本身極為出色。而我之所以能獲得相對定期的指導，不過是因為自己始終主動，堅持窮追不舍地推進。這件事讓我深刻意識到：在德國，導師給予的自由是真實的，如何善用這份自由，全憑自己。

我與烏爾曼教授之間的溝通，始終通過電子郵件進行，雙方一直保持著德語中正式的“您”(Sie)的稱呼習慣，從未逾越。這或許令習慣了師生之間更親密互動方式的人感到疏離，但在我看來，這恰恰是一種專業的尊重。每當我需要匯報進展、討論問題，我會提前認真準備，再主動發郵件約定時間。而她的回復，往往在一小時之內便已出現在我的收件箱中，有時甚至是深夜一點鐘。

很多人對德國有一種印象：工作節奏悠閑，不內卷。但我所接觸的德國學術界恰恰相反。我的導師、同事、身邊從事科研的德國人，無不以嚴謹和勤勉著稱。烏爾曼教授身兼院長、學者與母親數職，其工作密度遠超常人想象。她讓我意識到，通往精英的世界從來都沒有捷徑可走，無論東方還是西方。

“讓兩種文明的對話在更廣闊的土地上繼續生長”

異國求學，文化差異帶來的沖擊有時出乎意料。有一次，我向烏爾曼教授表達了一些帶有中國學生慣常方式的關切與情感，她的回應卻出乎意料的直接與理性。彼時的我略感錯愕，事后卻深深折服。她并非冷漠，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在傳遞尊重：不以情緒代替判斷，不以關系遮蔽原則。

我所接觸的德國教授與同事，普遍如此：direkt(直接)而sachlich。“sachlich”這個詞在德語日常中意為“客觀、實事求是”，而在哲學傳統中，它同時承載著“就事論事、回歸事物本身”的認識論意涵，可謂一個滲透在德國學術氣質里的哲學關鍵詞。說開了就是說開了，話里沒有需要揣摩的弦外之音。這種溝通方式反而令人輕松，所有的時間與精力都可以真正聚焦在學術內容本身。

留學，是為了更好地歸來。

5年的留德歲月，烏爾曼教授不僅是我學術道路上的引路人，更是我作為女性學者最真實的榜樣。她以行動證明，學術的高度與生命的豐盈可以并行不悖；東方與西方的文明，可以在真誠的對話中相互照亮。

帶著這份跨越文明的學術積累，我知道，留學的意義從來不止于一紙學位。它是一次思想的淬煉，一場文化的相遇，更是一種力量的積蓄：為了有一天，能將這份見識與擔當，帶回我深愛的祖國。即使回國之后，我仍將與烏爾曼教授保持長期的學術往來，以這段跨越東西方的學術積淀，為中國古典學研究持續賦能，讓兩種文明的對話在更廣闊的土地上繼續生長。

(作者系柏林自由大學博士候選人，研究方向為跨文化比較修辭學與古典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