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小傳：

陳育德，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我國著名衛生政策與管理、衛生統計與衛生信息管理專家，新中國培養的公共衛生學科奠基人之一，畢生深耕公共衛生教學、科研與實踐，曾獲公共衛生與預防醫學發展貢獻獎等榮譽。

他參與創建北京大學衛生管理干部培訓中心、原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主持建立我國衛生統計與信息管理體系，先后組織并參與7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為全國衛生服務監測、死因統計、婦幼健康監測、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建設作出開創性貢獻。他長期推動國家初級衛生保健、健康中國建設、衛生服務體系規劃等戰略研究，對我國公共衛生事業發展、衛生信息化建設與人才培養起到了關鍵作用。

1978年，陳育德在環境流行病學進修班開學典禮上講話。

采訪中，陳育德反復提及一句話：“‘被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從工廠到農村，從保健組織專業到衛生統計學，從教學科研崗位到國家公共衛生信息化建設領域，他從未刻意為自己選擇專業道路，而是始終把為人民健康服務當作“第一志愿”：“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的志愿就是什么。我不會就學，學會了就把它做好。”

健康報：您是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衛生統計專家，但最早從事的卻是保健組織學。在20世紀80年代，您基于怎樣的觀察和判斷，決定將研究重心轉向衛生統計與信息管理？當時我國的衛生數據收集面臨的最大困難是什么？

陳育德：1959年，我從北京醫學院公共衛生系畢業后留校，最早從事保健組織學研究，也就是現在的衛生事業管理、基層衛生服務相關專業領域。幾十年間，我在工廠、農村、疫區進行了大量現場調查，包括工廠衛生、農村防病、傳染病調查、地方病防控等。在實踐中，我越來越深刻地感受到，公共衛生要做到科學決策、精準施策，是絕對離不開統計和數據的。

20世紀80年代，我國以人人享有衛生保健等為目標推進衛生事業改革發展。一系列重大工作都需要扎實的數據作支撐，衛生信息和衛生統計已是現代衛生事業的核心之一，但當時我國的衛生統計基礎極為薄弱。具體表現為：一是沒有統一的標準。各地各單位的口徑不同，數據沒法比、無法用。二是基層力量薄弱。很多基層衛生人員沒有接受過統計培訓，存在漏報、錯報、遲報等情況。三是手工操作有局限性。當時少有計算機、沒有網絡，信息全靠紙質登記、人工匯總、逐級上報，效率低、誤差大。四是條塊分割、數據不通。醫院、防疫站、婦幼機構等數據不聯通、不共享，無法形成“整體畫像”。五是農村和偏遠地區的統計覆蓋率不足，一些地方沒有規范的數據記錄，數據代表性較弱。

在那個年代，我在同世界衛生組織、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交流合作時進一步認識到，我國必須把衛生統計和信息管理這塊短板補起來。于是下定決心，把研究重心轉向衛生統計和信息管理。

2006年，陳育德在湖南省實地調研。

健康報：您在擔任原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主任期間，主持了1993年和1998年的第一次、第二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回顧這兩次覆蓋全國的大規模入戶調查，在當時缺乏現代信息技術支持的情況下，如何保證相關數據的準確性？這一系列“破冰之舉”在當時引起了怎樣的反響？

陳育德：那時沒有移動終端，無法聯網填報，調查完全靠人工入戶、錄入。為保證數據準確，我們進行了全流程、嚴標準的質量控制。一是科學抽樣。我們在全國確定了92個樣本區（縣），覆蓋東、中、西部地區城鄉，保證代表性，兼顧經濟性、有效性。二是精選并培訓調查員。優先選擇醫務人員和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人員，強調責任心、專業性和溝通能力；為所有調查員開展集中培訓，統一教授問卷含義、提問方式、填表規范等，調查員經過模擬演練、考試合格后才能上崗。三是建立三級核查制度，包括調查員自查、指導員現場審核、省級復核。確保每一份問卷都有嚴格的把關流程，有錯即刻糾正。四是數據錄入“雙保險”。我們采取兩次獨立錄入、自動比對，再通過計算機進行邏輯檢錯的方式，把錯誤率降到最低。靠著這些笨辦法、硬功夫，我們在幾乎不借助信息技術的條件下，硬是把全國數據做準、做實了。

當時，第一次調查結果數據清晰地顯示：我國居民醫療費用增長快、負擔重，很多人因為看病貴不敢看病、看不起病。這是我國第一次用全國性的數據把衛生服務的問題說透了，這些問題也引起了國家的高度重視，為后續建立醫保制度、推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及體制改革奠定了數據基礎。

健康報：從1963年的61.7歲到2025年的79.25歲，中國人均預期壽命這一關鍵指標幾十年來實現大幅攀升。作為這一指標的測算者和長期追蹤者，您認為，這些年我國衛生統計工作在死因監測、嬰兒死亡率統計方面有哪些改進？

陳育德：只有數據真，政策才能準。我從幾十年前就參與人口期望壽命測算、死因統計、婦幼健康監測等工作，親眼見證了我國居民健康水平的巨大提升。這些變化的背后是衛生統計工作從無到有、從粗到精的過程。

這些年來，相關工作關鍵的改進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建立全國統一的死因監測網絡，建立嬰兒死亡、孕產婦死亡、出生缺陷“三網合一”監測體系，將其從城市擴展到農村，覆蓋面越來越大、代表性越來越強。二是采用國際統一的疾病分類標準（ICD），死因歸類更加科學、規范、可比。三是統一統計定義和上報流程，讓責任落實到人，數據更加可靠。四是從被動報告變成主動監測，減少漏報，建立健全復核、質控機制。五是多次開展全國死因回顧調查，校準歷史數據，讓壽命測算更加科學。六是實現信息化、網絡化管理，數據上報更快、更準、更全；將婦幼保健、住院分娩、兒童健康管理有機結合，實現數出有據，可追蹤、可核查。

健康報：您在“非典”疫情后曾投入公共衛生信息網的建設中。在您看來，經歷了幾次重大疫情，我國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在預警靈敏度和數據共享機制上，最大的進步是什么？

陳育德：“非典”疫情最慘痛的教訓之一，就是信息不通、報告不及時。所以在疫情后，我國高位推動建設國家公共衛生信息系統、傳染病網絡直報系統，我也有幸參與其中。

這套系統最大的進步集中體現在：一是預警靈敏度實現了質的飛躍。從過去的傳染病月報、季報，到如今的個案實時直報，醫療機構出現病例后立刻報告，信息直達國家平臺，真正實現了“縱向到底、橫向到邊”“平臺到縣、網絡到鄉、觸角到村”的五級網絡聯動。預警時間從過去的幾天、幾周縮短至幾小時，為疫情防控搶下了寶貴時間。二是數據共享機制實現了質的突破。過去，醫療機構、疾控部門、衛生部門數據互不聯通，“信息孤島”現象普遍。現在國家建成了統一的公共衛生科學數據中心，將傳染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健康危險因素等數據整合在一起，各相關部門可以按權限實時共享、分級調用、協同研判，為聯防聯控、精準防控、科學決策提供了強大支撐。

健康報：畢業留校任教那一年，您23歲；從原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退休后回到教學、科研崗位那一年，您64歲。對您而言，教書育人意味著什么？

2023年，陳育德在北京大學醫學部作《要活出一個有意義的人生——重在學而行》主題分享時，向廣大學生分享了影響其一生的書籍——《革命烈士詩抄》。他在分享中表示：“對我們這代人來說，祖國的需要就是我們的志愿。”

陳育德：對我來說，教書育人不是一份職業，而是一生的使命、一生的追求、一生最大的價值。60多年來，我始終沒有離開教學一線。即使是在原衛生部統計信息中心工作時，我也承擔著校內任教的工作。我常說一句話：甘為人梯，不爭春。

教書育人是事業的傳承。公共衛生是造福人民、服務國家的大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我把自己一輩子的實踐經驗、教訓、方法傳給學生，就是把公共衛生的根留住、把事業傳下去。教書育人是國家的需要。衛生事業的發展關鍵在人才，我們培養的不是只會讀書的學生，而是能下基層、能做調查、能解決問題、能守護人民健康的公共衛生人才。教書育人是精神的傳遞。老一輩公共衛生人愛國、敬業、踏實、奉獻，這些精神要通過教書、育人，一代一代地傳下去。最后，在教學生的過程中，我自己也在不斷學習、不斷思考、不斷回歸做好公共衛生的初心。

健康報：您曾任原中國衛生信息學會副會長，如今大數據、人工智能正在顛覆傳統行業。對于衛生統計這一學科，您認為現在的年輕學者該如何對待全樣本的“大數據”？

陳育德：如今，大數據、人工智能發展很快，很多人認為傳統衛生統計沒用了。我作為一輩子做衛生統計的人，有幾句心里話想講給年輕的學者。

第一，大數據是工具，不是目的。衛生統計的靈魂，依然是科學、準確、可信。不管技術怎么變，公共衛生數據的核心是服務健康、服務政策、服務人民，這個根本不能丟。第二，大數據不能取代傳統衛生統計的科學邏輯。全樣本不等于“全準確”，大數據也會有偏差、有錯誤、有混雜。抽樣設計、誤差控制、質量控制、偏倚調整，這些統計基本功永遠不過時。第三，一定要守住數據質量這條“生命線”。衛生數據關系到生命健康，關系到政策制定。年輕學者不能只追技術、追潮流，更要沉下心，把數據做真、做實、做準。第四，要融合，不要對立。將傳統統計的嚴謹與大數據的效率結合起來，才是未來的重點。第五，不忘本、不丟根。衛生統計是公共衛生的基礎，年輕學者既要擁抱新技術，更要繼承深入實際、嚴謹求實、扎根基層的學風，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數據用在增進百姓健康福祉上。

簡單來說就是一句話：擁抱大數據，堅守統計學；用好新技術，守住真與準。

2023年，陳育德在北京大學醫學部作《要活出一個有意義的人生——重在學而行》主題分享。

文：健康 報記者 楊世嘉 姚常房

供圖：北京大學醫學部
? ? ?編輯：魏婉笛 于洋

校對：馬楊

審核：秦明睿 徐秉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