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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書法的璀璨星河中,張旭無疑是一顆最耀眼的“癲星”。他字伯高,蘇州吳縣人,官至金吾長史,人稱“張長史”。這位仁兄,不僅字寫得好,人更“瘋”得可愛。
張旭的“瘋”,主要體現在他對草書的癡迷上。他嗜酒如命,每飲必醉,醉后便呼號狂走,提筆揮灑,甚至以頭發蘸墨書寫,因此得了個“張顛”的雅號。
他的草書,與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并稱為“三絕”,可見其藝術造詣之高。杜甫還將他與賀知章、李白等人并列為“飲中八仙”,可見其在酒桌上的地位也不容小覷。
張旭的草書,初學于張芝、二王一路,深得“二王”精髓。但他并不滿足于此,而是將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如公主與擔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劍等,都融入書法之中,創造出瀟灑磊落、變幻莫測的狂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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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草書,看似狂放不羈,實則字字有法,筆筆合規。正如《宣和書譜》所言:“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
說到張旭的“癲”,就不得不提他那“以發濡墨”的傳奇。據《新唐書》記載,他每每大醉,便“以頭濡墨而書”,寫出的字竟如神助,醒后自己都驚嘆不已,認為不可復得。
這“以發濡墨”的壯舉,雖有些夸張,卻生動地展現了他創作時的忘我狀態。他將滿腔的情感,都傾注于筆端,旁若無人,如醉如癡,如癲如狂。
韓愈曾這樣評價他:“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焉發之。”可見,張旭的草書,是他內心情感的真實寫照。
不過,這里要澄清一個誤會。張旭的“癲”,并非真的瘋癲,而是一種藝術創作時的極致狀態。他的草書,看似隨意揮灑,實則蘊含著深厚的功力和嚴謹的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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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以葉代紙”,很多人會想到懷素。懷素因家貧無紙,便種了上萬棵芭蕉樹,以蕉葉練字,其住所也被稱為“綠天庵”。他勤學苦練,寫禿的筆頭堆積如山,埋之山下,名為“筆冢”。
雖然“芭蕉練字”的主角是懷素,但張旭作為“顛張醉素”中的“顛張”,其藝術精神與懷素一脈相承。他們都追求書法的極致表達,都敢于打破常規,創造出驚世駭俗的作品。
張旭的狂草,為懷素等后世書家開辟了道路。懷素曾從顏真卿處學到張旭的筆法,因此可以說,張旭是懷素的師爺,兩人共同開創了盛唐的“狂草”時代。
張旭的草書“肥勁”,而懷素的草書“瘦硬”。黃庭堅曾評價:“瘦硬易作,肥勁難得也。”可見張旭書法的難度與獨特魅力。
張旭的代表作有《古詩四帖》《肚痛帖》等。《肚痛帖》寥寥數十字,卻將草書的情境表現發揮到了極致,筆勢奔放,變化無窮,仿佛能讓人感受到他當時的“痛”與“快”。
《古詩四帖》則是一幅長卷,書寫的是庾信和謝靈運的詩作。整幅作品一氣貫通,跌宕起伏,被譽為“神來之筆”,是書法史上數一數二的狂草杰作。
張旭不僅草書了得,楷書也頗有造詣。他的楷書名作《郎官石柱記》,筆法精詳,特為真正,可見其深厚的傳統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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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旭的“癲”,其實是一種對藝術的極致追求。他將生活中的點滴感悟,都化為筆下的龍飛鳳舞,創造出一個個令人嘆為觀止的藝術奇跡。
他的人格魅力,也體現在他的慷慨大方上。據說,他曾幫助一位家境貧困的鄰居,在信中寫道,只要說是他寫的,便可賣得百金。鄰居照做,果然很快售罄。
張旭的草書,不僅是書法藝術的瑰寶,更是他個人情感與生命體驗的濃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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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癲張”,以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傳奇的人生經歷,在中國書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至今仍為后人所津津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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