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麻省理工科技評論）

格洛麗亞·馬克（Gloria Mark）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心理學家，過去 30 年一直在研究人類如何與數字技術互動。最近我跟她做了一次對談，主題是：我們是否已經失去了對大腦的控制？她的回答是：是的。

馬克剛入行的時候，人們最擔心的還只是上網和收發郵件對大腦的影響。現在聽起來可能有點小題大做，但事實證明那些擔心是對的——隨著互聯網滲透進生活的每個角落，人類的注意力持續時間確實在一路縮短。而在 AI 時代下，馬克擔心 AI 會讓情況進一步惡化。

馬克擔心情況還在惡化。我們那場對談的標題是“我們是否已經失去了對大腦的控制？”遺憾的是，馬克告訴我，答案是肯定的。

大約 20 年前，馬克開始研究一個問題：長時間使用電子設備，會不會讓人越來越難集中注意力？她搭建了所謂的“生活實驗室”，給成年志愿者裝上傳感器和追蹤器，觀察他們使用設備時的注意力變化、情緒波動和行為模式。

2003 年，她得到了第一組數據：一個人平均能在一件事上集中注意力大約兩分半鐘，然后就會切換到別的事情上。“當時我覺得很意外，”她說，“我心想：這也太短了。”

2012 年她重復實驗，發現這個數字縮短到了大約 75 秒。2014 年到 2020 年間，進一步縮短到了 47 秒。

頻繁切換注意力對人沒什么好處。馬克發現這會直接導致壓力上升。“我們給受試者戴上心率監測器，發現注意力切換越頻繁，壓力水平越高，兩者之間有直接的正相關。”

分心還讓人更難完成任務。“你不停地切換注意力，做任何一件事都要花更長時間，”她說，“對工作表現不好，對情緒健康也不好。”

以上說的還只是成年人。數字技術對孩子的影響呢？幾個月前，Meta（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母公司）和 Google 旗下的 YouTube 被判向一名 20 歲的年輕女性賠償數百萬美元，她指控這些公司的產品讓她在童年時期成癮。

就在兩周前，Meta 又和解了一起訴訟。肯塔基州一個農村學區起訴 Meta，指控其設計的產品讓學生上癮、損害身心健康，索賠超過 6000 萬美元用于解決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全美還有大約 1200 個學區在對社交媒體公司采取類似的法律行動。

但社交媒體也不全是壞事。對一些人來說——特別是邊緣化群體——它提供了在線下很難建立的聯系。2024 年一項針對 LGBTQ+ 青少年的調查發現，有人覺得社交媒體充滿排斥和恐懼，但也有人說在那里找到了歸屬感，交到了朋友，也更好地認識了自己。

馬克坦言，社交媒體對孩子的整體影響，我們目前其實還說不清楚。“研究做了非常非常多，但到現在證據仍然不確定。”她說。（不管那些暢銷書里怎么寫的。）

她寄希望于大規模的長期追蹤研究。澳大利亞正在做這方面的嘗試——去年底該國禁止了 16 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都研究了 20 年還沒搞清楚影響，AI 呢？它比社交媒體新得多，但短短幾年就已經深深嵌入了我們的數字生活。馬克說她很擔心。

人在費力做一件事的時候——比如自己去評估、總結一段內容——大腦在進行一種叫“深度加工”的過程。“你在主動跟信息互動的時候，大腦對信息的處理是非常深層的，”她說，“這樣你更容易學到東西、理解東西、記住東西。”

但大多數人用 ChatGPT、Claude、Gemini 的時候，這種深度加工沒有發生。讓 AI 替你寫、替你總結、替你判斷，你自己的大腦就不做這些工作了。“你把認知勞動外包給了 AI，”她說，“這對我們沒有好處。”

風險是我們的認知能力會隨時間慢慢退化。“肌肉不鍛煉就會萎縮，”馬克說，“大腦也是一樣。”批判性思維變弱的人更容易被虛假信息騙到，她補充道。

跟 AI 驅動的“虛擬伴侶”互動也有類似的問題。人和人之間建立關系需要投入時間、精力和理解力。跟一個處處迎合你的機器人“交往”不需要這些。這里面臨退化風險的“肌肉”是情商——而調查顯示，人們的情商已經在下降了

馬克描繪的前景不太樂觀。“如果照著這個趨勢走下去，注意力越來越短，孤獨感越來越重，無聊感越來越強，情商越來越低，而且根據研究，人們的人生目標感也在下降。”她說。

好在她認為還來得及扭轉。關鍵是“用心”：兩個字一件事上投入的心力越多，從中獲得的滿足感越深。所以盡量去讀一本書而不是掃一眼摘要，能見面就見面而不是只在線上聊，在認得路的地方試著別開導航。

“我喜歡技術，我們也不可能放棄它，”她說，“但我們必須學會建立新的生活習慣。”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6/06/05/1138427/are-ai-chatbots-making-us-lose-control-of-our-bra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