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家廚房的最高處，有一道窄窄的擱板，被柜子的上沿遮住大半。那上面總是放著些奇怪又古怪的東西——媽媽七十年代做完手術帶回來的一個小罐子，里面裝著她的膽結石；還有1953年他們婚禮蛋糕最上面那一層，用塑料膜緊緊裹著，已經泛黃發脆。偶爾，上面也會藏著一袋提前買好的萬圣節糖果，塞在那兒不讓人發現。不過，如果你是個好奇心重的小孩，總是能找得到。我恰好就是那種小孩。
我和兄弟姐妹好像永遠都在搜尋被埋藏的寶藏。那個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現代年月里，我們固執地相信寶藏會埋在最不起眼的地方。于是我們翻遍了所有可能藏東西的角落——梳妝臺抽屜的背板后面、高高衣柜的頂端、地窖架子的最底層。每次拉開一個落滿灰塵的舊盒子，心跳就會快半拍，覺得下一秒就能摸到改變命運的線索。雖然翻出來的多半是過期賬單、松掉的紐扣或者一只干掉的鋼筆，但那種即將發現什么的緊張與期待，把我們每個人的眼睛都燒得亮晶晶的。
我們甚至仔仔細細檢查過祖父那張卷蓋式的舊書桌，想著它或許藏著關于奶奶失去的那條腿的秘密。是啊，我們是一群古怪的孩子。奶奶很小的時候被火車碾過，被迫截去了一條腿——那又是另一個長長的故事了。鬼故事在我們童年的傳說里也占了很大的分量，我們深信那張書桌鬧鬼。更何況，它還鎖著一把老式的鑰匙，看起來神秘兮兮。對于一個成天做白日夢的小孩來說，還有什么比這更撩人的呢？可惜那把鎖我們始終沒打開過，只有祖父偶爾會拉開它寫信，他從不讓我們看清里面到底放著什么。
另一個奶奶家有一座老舊的維多利亞式大宅，閣樓在最高的斜頂下，如今那片街區已經成了時髦地段，但在當時，那里是我們心中最接近秘境的地方。只有在特殊的日子，得到允許，我們才有資格打開那扇小小的門，爬上那條又窄又長的樓梯，然后壯著膽子拉一下垂下來的燈繩，點亮一顆孤零零的燈泡。燈光昏黃，灰塵在光柱里慢慢旋轉，整個閣樓彌漫著舊木頭和樟腦丸的氣味。有一大片區域我們從來不準進入，大人說，那里的地板糟朽了，人踩上去會直接掉到樓下去。可就在那片禁區的盡頭，恰好有三扇小門。每年總有人抽到最短的那根草，被派去“冒險”，踮著腳小心翼翼地往前走。我們每個人都輪過一回，慷慨赴死般邁出幾步，幻想能為全組帶回了不起的發現。不過，沒有一次真正走到對岸，總在快要接近時腿軟折返。
那間被允許進入的小房間，其實也給夠我們獎賞了。里面堆著所有你能想象到的舊閣樓該有的東西：歷年的剪貼簿、泛黃的亞麻織物、褪色的老照片、缺胳膊少腿的洋娃娃，還有成堆的書和發脆的剪報。我們一連好幾個小時泡在里面，一頁頁翻著那些零碎，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仿佛下一秒就能拼湊出一條驚人的線索。我們壓低聲音交換著彼此的新發現，神情活像考古學家。不過到頭來，那些東西真的就只是一堆舊物，沒有藏寶圖，沒有遺書，沒有任何通往傳奇的暗道。只是在那一刻，我們固執地不肯承認，總覺得是自己眼神還不夠尖。
那里有一整版1947年的本地日報，講的是女王大婚的盛況。每次上樓，我都會把那幾張報紙攤在膝蓋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反復讀。報紙已經薄得像蟬翼，折角的地方一碰就往下掉渣，可我還是讀不夠。到了十幾歲的一天，我終于鼓起勇氣開口問能不能把它帶走。奶奶答應了。奇怪的是，那張報紙拿回家之后，我好像再也沒有翻開看過。可我卻一直留著它，把它包好，從一個住處搬到另一個住處。后來有一天，當我成年了，和一幫年輕人合住在一幢舊房子里時，那張報紙又從某個箱子里冒了出來。它就那么安安靜靜地待在雜物中間，和我小時候在昏黃燈光下讀它時一模一樣。
我忽然意識到，我們小時候拼命尋找的那些寶藏，其實早就在身邊悄悄堆成了山。不是藏在柜頂的糖果，不是書桌鎖孔后的秘密，不是閣樓禁區盡頭的金絲銀縷，而是那個一遍遍翻開舊報紙的自己，是那些在塵灰里肩并肩翻找的午后，是每一次踮著腳走向危險地帶的戰栗，是知道樓下永遠有大人喊我們吃飯的那份安心。它們平平凡凡地擺在那兒，當時只道是尋常。直到很多年過去，你才會在某個瞬間猛然發覺，那些你曾以為只是邊角料的東西，原來就是最好的時光本身。只是你再也沒有那把舊鑰匙，去打開那道曾經觸手可及的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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