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2006年實施的訴訟費制度，初衷是司法為民，如今卻助長濫訴、拒調亂象，加劇司法資源緊張。通過古今、中外對比，古代訴訟明低暗高，境外地區官費低廉但綜合訴訟成本偏高，均形成有效約束，而我國現行收費標準處于極低水平，造成司法公私成本失衡。文章厘清認知誤區，提出應改革訴訟收費規則，堅持成本匹配、獎誠罰惡、救助兜底原則，優化收費標準、懲戒惡意拒調、完善司法救助，輔以立法與調解體系建設，重構成本分擔機制，維護司法公平正義。

【正文】

深耕商事調解多年，發現一種制度悖論：一邊是法院系統高舉“司法為民”大旗，持續降低訴訟門檻、壓縮訴訟成本，力求讓群眾“打得起官司”；另一邊卻是當事人惡意濫訴、拖延程序，本可通過調解高效化解的大量案件涌入法院，導致“案多人少”矛盾空前尖銳，司法資源被無端透支，最終反而讓遵紀守法的納稅人、誠信經營的市場主體承擔不公后果。

這一悖論的核心癥結，在于2006年《訴訟費用交納辦法》規定的超低訴訟收費標準，已與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司法運行實際嚴重脫節。清華大學法學院陳杭平教授指出，訴訟收費絕非單純的“訴權保障工具”，而是塑造司法公共性與私己性平衡的關鍵制度變量 。近二十年來，GDP、居民收入、法官辦案量均增長5倍以上，訴訟收費卻紋絲不動，打破了司法領域“公”與“私”的成本平衡，催生了“濫訴無成本、拒調零代價”的畸形生態，商事調解的價值被嚴重稀釋，司法公信力與公共利益雙雙受損。改革現行訴訟收費制度，重構司法成本分擔機制，已是破解司法困局、回歸公平正義的必然選

一、超低訴訟費的制度溯源與現實異化 （一）制度初衷：“司法為民”導向下的降費邏輯

2006年《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的出臺，有著鮮明的時代背景與價值追求。彼時，部分法院存在亂收費、高收費現象，“打官司貴、打官司難”是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在此背景下，辦法以“大幅降費、規范收費”為核心，將財產案件收費比例起點由4%降至2.5%，勞動爭議案件每件僅收10元，調解、撤訴案件減半收費，旨在降低訴訟門檻、保障訴權平等、遏制司法腐敗，彰顯“司法為民”的根本宗旨 。

制度實施初期，降費舉措確實取得了成效，“打不起官司”的問題得到一定緩解，司法的普惠性明顯提升 。然而，制度設計的美好初衷，在時代更替中逐漸偏離軌道，超低收費從“保障訴權”異化為“縱容濫訴”，從“司法為民”演變為“透支資源”。

（二）現實異化：從“便民”到“害公”的三重困境 1. 濫訴成風：低成本驅動下的訴訟“公地悲劇”

超低訴訟費直接削弱了訴訟行為的成本約束，讓訴訟淪為“低成本、高收益”的博弈工具，濫訴、惡意訴訟、虛假訴訟爆發性增長 。比如，濫訴行為花樣翻新：有的當事人為拖延債務、轉移資產，對無爭議債權反復起訴、上訴、申請再審；有的濫用管轄權異議、財產保全、執行異議等程序，惡意消耗對方時間與財力；有的行政案件當事人反復起訴十余起，造成程序空轉、資源浪費 。

2. 拒調常態化：零代價消解商事調解價值

商事調解作為高效、低成本、不傷和氣的糾紛解決方式，本應成為商事糾紛的首選渠道，但超低訴訟費讓拒調行為毫無代價，直接導致商事調解形同虛設，適宜調解的大量商事案件直接涌入審判程序。

更值得警惕的是，國有商事主體“寧判不調”的畸形傾向。國企、國有銀行等主體因內部考核追責機制，調解讓步可能被認定為“國有資產流失”而遭追責，拒絕調解、坐等判決則無需承擔個人責任。這種“重追責、輕虧損”的邏輯，導致國有主體即便在調解更有利的情況下，仍執意訴訟，既抬高自身成本，又擠占公共司法資源。而民營企業雖有調解意愿，卻常因對方拒調被迫訴訟，最終形成“調解冷、訴訟熱”的惡性循環。

3. 司法資源透支：財政買單的“不公轉嫁”

法院辦案經費主要依賴財政撥款與訴訟費收入，超低收費導致訴訟費收入銳減，辦案經費嚴重不足，形成“案件越多、經費越緊”的怪象 。基層法院普遍反映，勞動爭議、小額糾紛等案件“入不敷出”——每件僅收10元、50元訴訟費，卻需投入大量人力、時間審理，司法成本遠高于收費標準 。

司法資源的有限性決定了“此消彼長”：大量資源被濫訴、拒調案件占用，真正需要司法救濟的民生案件、誠信當事人反而“打官司難、等不起” 。法官深陷繁瑣程序，無暇深耕案件質量，司法效率與公信力下降；財政被迫加大撥款彌補經費缺口，本質上是全體納稅人為少數人的濫訴行為買單，對遵紀守法、誠信經營的公民和企業極不公平 。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格局，完全背離了“司法為民”的公平正義初衷。

二、訴訟費用的古今與中外對比 （一）古今對比：古代民商事訴訟及上訴費用特征

從縱向維度對比古代中國與當代訴訟成本可以發現，古代官府秉持“為民父母”的治理理念，法定層面并未設置高額訴訟費，僅收取少量狀紙、立案掛號等基礎工本費。但名目繁多的官場陋規成為主要負擔，隱性收費層出不窮。

一樁普通民商事案件，從起訴到審結，各類雜費累計可達數兩至十余兩白銀，等同于普通民眾數年勞作收入；若向上逐級上訴至府、省層級，各項費用還會成倍增加。

古代訴訟呈現明低暗高的特點，高昂的綜合成本形成天然訴訟門檻，客觀上倒逼民眾選擇宗族調解、鄉鄰和解，形成傳統社會“厭訟”的格局。

反觀當下，我國現行訴訟費標準創下歷史低位，不僅法定收費低廉，也無各類隱性規費，徹底打破了古代的成本約束機制。

（二）域外參考：美、日、中國臺港地區商事訴訟費用現狀

放眼當前法治成熟經濟體與地區，美國、日本及我國臺灣、香港地區普遍實行“官費低、綜合成本高”的收費模式。

美國法院按件收取受理費，一審、上訴費用固定且數額不高，但律師費用極為高昂，商事案件律師普遍按小時計費，大額案件整體支出可達數百萬美元，敗訴方還可能承擔對方律師費用。

日本、臺灣地區按照訴訟標的比例收取官費，費率處于中等區間，搭配合理的律師收費，形成有效的成本約束。

香港地區法院登記費統一標準、與標的金額無關，核心成本同樣集中在法律服務環節。

整體而言，上述地區法院收費門檻不高，但高昂的私人訴訟成本，有效遏制了濫訴行為，也推動當事人優先選擇調解等多元化解紛方式。

三、低收費失衡：司法“公—私”關系的結構性錯位 （一）理論內核：訴訟收費是“公—私”平衡的調節器

陳杭平教授在《訴訟收費與司法“公—私”關系再平衡》中深刻指出，司法是兼具公共性與私己性的制度：公共性體現為司法是國家提供的公共服務，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維護公共秩序；私己性體現為訴訟是當事人解決私權爭議的私人行為，當事人從中獲得直接利益 。

訴訟收費的本質，是司法成本在國家（公共）與當事人（私人）之間的合理分配：國家承擔公共責任，保障司法普惠性；當事人享受私人利益，承擔相應成本，形成“公共兜底、私人擔責”的平衡機制 。合理的訴訟收費，既能防止司法“完全市場化”導致訴權壟斷，又能避免司法“完全公共化”導致私人無節制消費公共資源，是維系司法健康運行的關鍵 。

（二）失衡現狀：低收費加劇“公地化”危機

近二十年來，我國社會高度私己化，唯我式個人主義興起，而超低訴訟收費打破了“公—私”平衡，導致司法“公地化”——公共司法資源被視為“免費午餐”，私人無節制消費，國家無限兜底 。

從公共維度看，司法資源被過度消耗，“案多人少”矛盾愈演愈烈，法院被迫采取限制收案、拖延審理等非制度手段，司法公共性自我消解 ；從私人維度看，成本約束缺失導致當事人責任意識淡薄，濫訴、拒調、拖延程序等行為無需付出代價，誠信訴訟、理性解紛的價值導向被嚴重削弱 。

這種結構性失衡，在商事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商事糾紛本是平等主體間的私權爭議，當事人作為“理性經濟人”，本應權衡成本收益選擇解紛方式，但超低訴訟費讓訴訟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調解的高效、低成本優勢蕩然無存 。當事人寧愿耗時耗力打官司，也不愿讓步調解，商事調解的制度價值被嚴重低估，多元解紛體系形同虛設。

（三）認知誤區：“降費=為民”的片面化解讀

長期以來，社會形成了“訴訟收費越低，越能體現司法為民”的片面認知，將“司法為民”簡單等同于“零成本訴訟” 。事實上，“司法為民”的核心是“公平正義”，而非“絕對低價”；真正的為民，是讓誠信當事人低成本維權，讓失信、濫訴者付出代價，實現“獎誠罰惡、資源優化配置” 。

超低收費看似“便民”，實則“害民”：它縱容濫訴，讓誠信當事人陷入漫長訴訟，付出更多時間、人力成本；它透支司法資源，導致司法效率低下，群眾“等不起打官司”；它讓財政為濫訴買單，加重納稅人負擔，本質上是對守法公民的不公 。因此，提高合理訴訟收費，與“司法為民”并不對立，反而能保障司法公共性的可持續性，讓公平正義真正惠及誠信民眾 。

四、改革路徑：以收費杠桿重構平衡，激活調解價值 （一）核心原則：成本匹配、獎誠罰惡、救助兜底

訴訟收費改革絕非簡單“漲價”，而是基于司法成本、社會公平、訴權保障的系統性重構，需堅持三大核心原則：

一是成本匹配原則。收費標準與司法邊際成本、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讓當事人承擔合理私人成本，避免公共資源被無償透支 。

二是獎誠罰惡原則。以收費為杠桿，對濫訴、拒調、惡意拖延等行為加重收費，對誠信訴訟、主動調解、撤訴等行為減免收費，引導理性解紛。

三是救助兜底原則。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確保經濟困難當事人“打得起官司”，防止合理提價損害弱勢群體訴權 。

（二）具體方案：分級收費、懲戒拒調、完善救助 1. 合理提高收費標準，建立動態調整機制

參考陳杭平教授建議，結合我國實際，分類分級調整訴訟收費標準 ：

一是定額收費案件（如非財產民事、行政案件）。統一調整為1000元/件；

二是財產案件。1萬元以下收1000元，1萬元以上部分按4%-0.1%分段累退收取，避免高額案件收費過高；

三是調解/撤訴案件。大幅減免收費（如調解案件收50%，撤訴案件僅收20%），激勵當事人選擇調解、撤訴 。

同時，建立收費動態調整機制：由價格主管部門結合物價指數、人均可支配收入、司法經費投入，每3-5年調整一次收費標準，確保收費與經濟社會發展同步 。

2. 設立拒調懲戒機制，激活商事調解價值

針對商事糾紛拒調常態化問題，以訴訟收費為杠桿，構建無正當理由拒調經濟懲戒制度：

一是明確“無正當理由拒調”認定標準。對事實清楚、證據充分、權利義務明確、具備調解基礎的案件，當事人無合理理由拒絕訴前/訴中調解。

二是懲戒措施。拒調方最終敗訴的，需額外承擔50%-100%訴訟費；拒調導致程序拖延、資源浪費的，可處以罰款。

三是例外情形。當事人有證據證明調解存在欺詐、脅迫或明顯不公的，不視為拒調。

通過懲戒拒調、激勵調解，讓商事主體“不敢拒調、不愿濫訴”，主動選擇高效、低成本的調解方式，分流訴訟壓力，優化司法資源配置。

3. 完善司法救助制度，筑牢訴權保障底線

合理提價的前提是確保經濟困難當事人訴權不受損害，需全面升級司法救助制度 ：

一是擴大救助范圍。將法人、非法人組織納入救助范圍，不僅自然人可申請減免緩，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等經濟困難主體也可申請。

二是降低救助門檻。簡化證明材料，取消繁瑣審批程序，推行“承諾制+事后核查”，當事人提交經濟困難承諾即可暫免預交訴訟費。

三是明確救助條件。堅持“有理有據+經濟困難”雙標準：當事人有勝訴可能、無誠信訴訟行為，且確有經濟困難，方可獲得減免緩。

四是聯動責任機制。勝訴的困難當事人，訴訟費由對方承擔；敗訴且有惡意訴訟行為的，需補交訴訟費；敗訴但無惡意的，按經濟狀況減免 。

（三）配套保障：推動專門立法，完善多元解紛體系 1. 制定《訴訟費用法》，固化改革成果

現行《訴訟費用交納辦法》是行政法規，層級較低，權威性不足，且滯后于實踐 。建議推動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訴訟費用法》，以法律形式明確訴訟收費標準、調整機制、救助制度、懲戒規則，構建體系化、法治化的訴訟收費制度，提升制度權威性與穩定性 。

2. 強化商事調解制度建設，提升調解公信力

完善商事調解立法，明確商事調解的法律地位、程序規則、效力保障；建立商事調解前置制度，對適宜調解的商事糾紛，實行訴前強制調解，未經調解不得進入訴訟程序；培育專業化商事調解組織，提升調解員素質，提高調解成功率，讓商事調解成為商事主體的“首選解紛渠道” 。

總之，司法的價值，從來不是“絕對低價”，而是“公平正義、高效便民”；“司法為民”的真諦，從來不是“無底線降費”，而是“讓守法者受益、讓失信者擔責，讓有限的司法資源惠及最需要的人” 。現行超低訴訟收費制度，看似踐行“司法為民”，實則陷入“低費—濫訴—拒調—資源透支—不公加劇”的惡性循環，嚴重背離公平正義本質 。改革訴訟收費制度，重構司法成本分擔機制，激活商事調解活力，破除“濫訴無代價、拒調零成本”的畸形生態，才能讓司法真正回歸“公正、高效、權威”的本質，讓遵紀守法的納稅人、誠信經營的市場主體感受到實實在在的公平正義，為法治中國建設筑牢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