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政治問題沒有軍事解決方案盡管眼下很難想象，但真正需要做的，是推動建立一種地區安全框架，其基礎應是不侵略、不干涉、尊重所有國家主權，同時結束以色列的占領，停止對巴勒斯坦人權利的剝奪。

早在奧巴馬政府與伊朗就核協議談判時，我曾問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為什么你們要把全部經濟杠桿、政治和外交資源，都用在阻止伊朗發展一枚它并沒有、即便有了也不可能使用的核彈上，而不是把這些資源調動起來，迫使伊朗停止那些干擾地區、破壞多國穩定的行為？”

盡管有這樣的保留意見，但在《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公布后，我仍然支持它，原因有三。第一，所謂“伊核協議”是通過談判達成的解決方案，而這總比沖突更好。盡管白宮發言人當時并不這么說，但參與談判的英國高級外交官凱瑟琳·阿什頓曾保證，這項協議只是第一步，伊朗的地區行為將是下一步議程。我當時希望，理性最終能夠占上風，已經啟動的進程也許會通向地區安全協定和和平框架。

第二，共和黨人為破壞這項協議不遺余力。令人無法接受的是，他們邀請外國領導人、以色列總理本雅明·內塔尼亞胡在美國國會聯席會議上發表講話，敦促國會議員反對本國總統。這是對美國政治不可接受的干預。

第三個原因，也許最出人意料，是《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在伊朗國內引發的反應。我們在協議公布數月后進行的一項民調發現，伊朗公眾輿論發生了明顯變化。

我們此前的民調顯示，伊朗民眾大體支持政權把資金花在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和也門的盟友身上。但隨著和平出現一絲可能，伊朗人的優先事項轉向國內，對政權介入外國事務的支持開始下降。他們希望資源不要繼續流向國外，而是用于國內，創造就業和機會。他們對更大個人自由和政治權利的要求也隨之上升。

《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簽署10年后，中東和海灣地區的處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危險。唐納德·特朗普當選后，廢除了伊核協議，并開始威脅伊朗政權。我們隨后再次進行了民調，結果又變了回來。當公民感到自己的國家受到威脅時，他們往往會減少批評，或者說“團結在國旗下”。

此后幾年里，美國、以色列和伊朗各方持續釋放敵意，局勢看不到任何改善希望。特朗普雖然承諾會達成一項更好的協議，但實際上只是進一步加深了敵意。喬·拜登政府接手時，面對的是讓一項事實上已經死亡的協議起死回生這一吃力不討好的任務，而他們似乎從未真正全力投入。伊朗繼續扮演糟糕的地區行為體角色，一邊發出威脅，一邊增強軍事實力。

在這種情況下，阿拉伯海灣國家只能自行設法，在它們被迫面對的混亂可能性中尋求穩定。與伊朗決定利用財富輸出影響力和反西方意識形態不同，阿拉伯海灣國家走上了另一條道路，把重點放在發展、旅游和貿易上。它們要持續繁榮，就需要一個穩定的地區環境。

因此，在美國和以色列與伊朗關系緊張之際，這些阿拉伯國家向伊朗發出了外交和經濟上的接觸信號，希望海灣地區能有一個更安全的環境。它們甚至希望，共同繁榮與安全的吸引力能夠促使伊朗加入建設一個更穩定、更繁榮未來的努力，也能說服以色列解決巴勒斯坦人被剝奪家園和遭受占領這一長期創傷，從而為地區和平創造條件。但這一切并未發生。

以色列希望獲得地區和平帶來的經濟利益，卻不愿承擔自身應盡的責任。它加劇了對巴勒斯坦人的占領、壓制和封鎖。隨后，10月7日到來，整個地區爆炸式升級。

很快，在以色列對加沙發動一場種族滅絕戰爭之際，伊朗在黎巴嫩的盟友也在北部與以色列陷入一場代價高昂、影響深遠的交火。這是一場誤判，后果極其嚴重。以色列隨后發動致命轟炸，造成數千名黎巴嫩人死亡，其中包括真主黨領導人。數月后，以色列和美國襲擊伊朗，殺死了伊朗的精神領袖。伊朗隨即還擊，引發更大范圍的對抗。

談判促成了所謂的“停火”，但在這些“停火”期間，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死亡人數仍在持續上升。當特朗普總統在以色列和共和黨新保守派的慫恿下，決定通過擊敗伊朗政權來“完成任務”時，這場沖突呈現出新的性質。

伊朗加大了對鄰近阿拉伯海灣國家的攻擊力度，因為這些國家駐有美軍基地；同時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切斷了全球20%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并對海灣地區經濟造成負面沖擊。

只要讀一讀以色列、阿拉伯國家和美國的一些媒體報道，就足以讓人抓狂。一些以色列強硬派評論員及其美國新保守派追隨者仍然堅信，只要再來一輪大規模轟炸，再加上幾次“定點清除”就夠了，仿佛這些以色列反復使用過的手段，這一次就會比過去更有效。

一些阿拉伯強硬派評論員則在贊美伊朗戰術的“高明”。但很難看出，讓鄰國對自己更加敵視，并把本國和整個地區的經濟前景置于風險之中，除了魯莽之外還能被如何理解。

因此，《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簽署10年后，中東和海灣地區的處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危險。雖然今天的局勢比10年前復雜得多，各方敵意也深得多，但前進的方向應當建立在這樣一種認識之上：對這一地區采取零敲碎打、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只會讓地區變得更不安全。

盡管眼下很難想象，但真正需要做的，是推動建立一種地區安全框架，其基礎應是不侵略、不干涉、尊重所有國家主權，同時結束以色列的占領，停止對巴勒斯坦人權利的剝奪。

這意味著必須承認，中東地區的政治問題沒有軍事解決方案。事實上，每一輪暴力都只會讓原有問題進一步惡化。這是一項艱巨任務，需要聰明、勇敢且有遠見的領導力。今天這樣的領導力或許并不存在，但這仍然是必要的，也是我們必須努力追求的目標。

該機構總部設在華盛頓，是阿拉伯裔美國人社群從事政治與政策研究的機構。自1985年以來，佐格比和阿拉伯裔美國人研究所一直推動阿拉伯裔美國人在美國爭取政治賦權。通過選民登記、教育和動員，該機構推動阿拉伯裔美國人進入美國政治主流。

佐格比本人也長期活躍于美國政治。1984年和1988年，他曾擔任杰西·杰克遜總統競選團隊副競選經理和高級顧問。1988年，他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舉行的當年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主導了首次圍繞巴勒斯坦建國問題展開的辯論。2000年、2008年和2016年，他分別擔任戈爾、奧巴馬和桑德斯總統競選團隊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