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貴州某地，一起“重婚罪”的判決，在網(wǎng)上引發(fā)軒然大波。

當事人茍某菊（化名），其“犯罪事實”，令人唏噓不已。

2008年，剛剛16歲的她，正在讀初二，有一天，被父親謊稱“帶你赴宴”，送到了一個陌生大叔家里，該黃姓大叔，比茍某菊大18歲。

父親和黃家，此前有經(jīng)濟糾紛，女兒茍某菊的終身，成了父親給黃家的“賠償金”。

“如此婚姻，分明是拐賣，而且是明顯低于法定年齡的童婚！”

此后數(shù)年，茍某菊一直處于黃家人尤其的婆婆的嚴密監(jiān)控之下，還經(jīng)常遭受“黃大叔”的酒后家暴。

未滿18歲的她，和“黃大叔”接連生了兩個兒子。

2012年，達到法定結婚年齡的茍某菊，和老態(tài)可掬的“黃大叔”，正式登記結婚。

“我舍不得孩子，孩子太小，我不忍心逃離；領證結婚，是為了孩子能夠上學。”

又過了幾年，孩子已經(jīng)稍大，茍某菊實在忍無可忍，加上婆婆的監(jiān)控稍有寬松，她找個機會逃出這個魔窟，在其他地方，找個和自己兩情相悅的男人，結婚成家。

然而這一切，卻換來了“重婚罪”的判決！

非但如此，茍某菊之前的“丈夫”黃大叔，還不依不饒，向她索要高達35萬的賠償金！

這樣的魔幻現(xiàn)實，居然發(fā)生在當今，令人無語。

也許，我們不妨翻開一本針對幾十年前此類狀況的研究著作：當代旅美歷史學家馬釗的《棄夫潛逃》。本書還有個副標題：戰(zhàn)時北平底層婦女的生活與犯罪（1937－1949）。

情有可原的“重婚”，民國末期也認可

茍某菊的情況，不妨和書中談到的一些“重婚罪”，比比看。

在書中講述的抗戰(zhàn)和民國末期，北平雖然相對比較安定，但也受到全國的多年戰(zhàn)亂影響。

北平在1937年前，是全國高等教育最發(fā)達的城市，時至今日，清華北大依然是國內高校的翹楚。

其中一些二十多歲的女學生，都按照家人的安排，早就有了婚約。

還有一些高校的女教師、女職員，是有夫之婦，甚至有了孩子。

1937年后，戰(zhàn)爭迫使北平的多所高校，搬遷到大后方，眾多學生和教職員工，也隨之南遷。

戰(zhàn)爭持續(xù)多年，家書根本無法傳遞，不少和家庭長期杳無音訊的女子，年紀越來越大。

出于種種原由，她們在新的地方，和其他男人結婚成家。

1945年，抗戰(zhàn)勝利，高校北歸，不少在云南、四川等大后方“重婚”的高校女子，也帶著新的伴侶，重返闊別已久的北平。

結果發(fā)現(xiàn)，昔日的老伴兒，或者訂婚對象，依然在人間，一直在等待……

——對這樣的“重婚”，有司該如何判決？

確實有些輿論，對此類女子，進行各種責難；

但更多、更大的聲音，則設身處地，對其充滿同情。

原先的丈夫或者未婚夫，有的自己想開了：

我既然愛她，就應該成全她，她現(xiàn)在已經(jīng)有了穩(wěn)定的家庭，我不該再去打擾。

也有個別男人，鉆了牛角尖，甚至聲稱要采取法律之外的極端手段。

從相關有司，到社會賢達，主流聲音是“君子成人之美，反對暴力解決”，尤其是，要對當事女性及其新的家庭，予以保護。

“這是從晚清的秋瑾那一代人，到新文化運動，所累積的成果。封建的裹腳布，逐漸被歷史淘汰。”

——相比之下，茍某菊的“原先婚姻”，其實根本不成立：16歲被父親哄騙甚至“拐賣”，婚后長期遭受家暴，這段“婚姻”自始至終都違背其意愿。

逃離火坑之后，戀愛結婚，何錯之有？難道還要為那個火坑般的非法婚姻，守節(jié)一輩子？

“漸行漸遠的歷史舊事，很多時候，依然是當今和未來的一個參照系。”

書中之言，值得我們思考。

那些真正的犯罪分子

茍某菊“重婚”案，有一些人，是真正的犯罪分子，卻至今未受追究。

其父在她剛剛16歲時，就把她哄騙到黃家，出賣給黃家。

這分明是拐賣婦女，對親生女兒下此毒手，更加令人發(fā)指。

——即使放在書中談到的幾十年前，“賣女成婚”，也是犯罪，而且會備受各界譴責。

而黃家，明知道茍某菊既未成年，更不情愿，依然把她買下來，將她束縛在家里。

這難道不是非法拘禁？

尤其是那個比茍某菊年長近二十歲的“黃大叔”，讓未滿18歲的茍某菊，接連為他生了兩個孩子。

違背婦女意愿的性行為，就是強奸，這是當代法學界的共識。

即使在書中的時代，作者也談到了一些北平底層的家庭，在窮苦的亂世，把女兒賣給他人做童養(yǎng)媳。

戰(zhàn)亂時期的當局，對其中的很多個案，往往無力顧及、無暇深究。

這是亂世的民生災難。

何況在1945年抗戰(zhàn)勝利后，北平的有司，不少人也在盡力對此糾偏。

包括通過白紙黑字的法律文書，判定“父母賣女兒”、“購買幼女做妻妾”是違法犯罪，應予懲戒。

相比之下，茍某菊所在地區(qū)的相關有司，可以說，從2008年坐視茍某菊被賣到黃家，長期不予理會時，就已經(jīng)嚴重失職！

“黃大叔”一家，乃至茍某菊之父，早就該出現(xiàn)在被告席上，甚至被關進監(jiān)獄。

“婦女底線權益，長期任重道遠”

茍某菊一案，發(fā)生在貴州某地，有些網(wǎng)友說，那里的一些山村，至今非常落后。

這也許是事實，但不該成為將此荒誕之事“合理化”的借口。

尤其是，類似的地區(qū)、類似的個案，究竟還有多少？

或許，茍某菊還是其中的幸運者，畢竟其遭遇，能夠被曝光、被大家看到。

這不禁令人聯(lián)想到，書中結合1937－1949年北平底層婦女的種種狀況，所得出的概括結論：

“北平是那個時代，最為安定、繁榮，平均文化水平最高的大城市，很多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都有明文可依，而且自‘五四’以來，積累了豐厚的判例，官民各界也有充分共識。”

“但即使這樣，依然有很多具體的個案，令人扼腕長嘆，眾多鮮活的女性個體，其最基本的權益、最底線的人格保障，都依然是空中樓閣……”

——這樣的狀況，在當時也許“情有可原”，但在21世紀已經(jīng)過了四分之一的當今，就未免令人出離憤怒！

“婦女底線權益，依然任重道遠。”

書中對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概述，放在今天，依然堪比一座常鳴的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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