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文化研究學派概述
文化研究學派起源于20世紀60至70年代的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所，代表人物包括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斯圖亞特·霍爾等。主要觀點包括：大眾媒介是文化和意識形態統治的工具；提出“編碼”和“釋碼”概念分析大眾傳播過程，受眾的“釋碼”分為“同向釋碼”“逆向釋碼”和“妥協式釋碼”三種形態；認為“編碼”和“釋碼”過程反映了占統治地位的文化與居從屬地位的各種亞文化之間的矛盾、對立和沖突。研究方法主要是文本內容分析。
文化研究學派的三次轉向
縱觀文化研究的理論圖譜，可知其經歷了三次重要“轉向”
①從文化主義到結構主義
霍爾在《文化研究：兩種范式》一文中提出了“文化研究”的兩種經典范式：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文化主義范式通過不同的方式——諸如威廉斯將“文化”與生活方式融聚在一起，而湯普森則圍繞“經驗”這一概念，將意識與存在條件這兩個因素融合在一起。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義”脈絡，被結構主義打斷了。如果說文化主義是對歷史性的強調，那么結構主義則是對共時性的強調。但這兩種范式“既在分歧中也在共通點上”探討一個重要的命題：什么必須是文化研究的核心命題？就如霍爾所言：“它們不斷將我們帶回由具有緊密耦合性但并不互相排斥的文化/意識形態概念所標示的領域。”
②文化研究的“葛蘭西轉向”
葛蘭西的霸權概念被引入英國文化研究中，引發了對大眾文化的重新思考，產生了文化研究的“葛蘭西轉向”。文化研究的路徑嘗試借助葛蘭西確立的一些術語，從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兩者中汲取最好的因素以推進自己的思考。“葛蘭西轉向”主要引發了兩方面的重新思考：一是引發了對大眾文化的政治的重新思考；二是引發了對大眾文化概念本身的重新思考。而且，文化研究中的霸權理論，已不僅僅局限于從階級角度闡釋權力關系，它已經進一步擴展，將性別、種族、意義以及快感等納入了考察范圍。
③后現代與文化研究的轉向
隨著“后現代”這一概念的廣泛使用，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文化研究，尤其是在大眾傳媒與消費文化研究領域，也出現了傾向于后現代文化研究的諸種觀點。如若追溯文化研究后現代轉向的理論來源，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詹姆遜和鮑德里亞的后現代主義理論。文化研究中的后現代轉向最值得關注的一個方面，乃是文化研究自身在后現代理論挑戰下如何應對，或者說文化研究在這種挑戰下如何重構自己的規劃。顯然，文化研究者借用了后現代的“反本質主義”以及“去中心化”的策略，反思并瓦解了左派政治僵化的傳統觀念，同時將“主觀維度”及對個體的關注納入政治話語之中，從而構建了一個能夠回應現實變革和重新動員政治主體的理論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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