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10日，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希臘雅典召開，古典學的當代意義再次成為關注的焦點。作為一門研究古典文明的學問，古典學并非僅限于對遙遠過去的追溯與考據。它所承載的關于秩序、人性、美德與理性的思考，是人類共同的精神遺產，持續為人類提供安身立命的根基與文明對話的智慧。為探討古典學的當代角色和時代使命，特別是如何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激發古典智慧的活力，本報近日采訪了意大利羅馬第一大學古代科學系古典語文學教授喬治·皮拉斯（Giorgio Piras）。

喬治·皮拉斯（Giorgio Piras） 受訪者/供圖

皮拉斯在訪談中深入闡述了古典傳統如何在動蕩時代成為思想的避風港，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對人文傳承的雙重影響以及東西方古典文明之間開展對話的前景。他認為，在當今世界秩序深刻變革、技術革命迅猛沖擊、沖突與分裂不斷上演的時代背景下，古典學所倡導的自律、節制、同情與仁愛，恰恰為理解當下、構建和平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

從古代文獻與思想中汲取養分

《中國社會科學報》：

當前世界充滿紛爭與動蕩，從您的視角看，古典學能否成為化解當代文明隔閡的學術資源？在您的觀察中，古典學研究有哪些成功介入現實議題的案例？

皮拉斯：在這個世界秩序發生深刻變革與動蕩的時期，我認為，古典學有助于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促進沖突的解決，從而為文化和思想作出有意義的貢獻。縱觀歷史，人們在危機時刻常常重溫經典，并將其作為一種思想的避風港，用以反思世界，也反思人類自身。這種深深植根于古典文學與思想中的維度，有助于我們重拾應有的價值觀來更好地詮釋當代事件。唯有具備長時段的歷史視野，才能為構建各民族與各國之間的和平關系提供必要的平衡與智慧。

誠然，在歷史的某些時刻，古典世界的遺產曾被歪曲和挪用。然而，更多時候，人們之所以援引古代哲學家與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因為它們鼓勵尊重人性、調和沖突。古代世界在這方面提供了眾多具有象征意義的范例，而且古代文化自身也不斷從過去的典范人物與事件中汲取靈感，這為現代社會提供了持久的行為與反思典范。

古代世界所頌揚的不僅是英雄氣概與尚武精神，還有自律、節制、同情與仁愛。這些品質也常常被視為真正偉大的標志，而那些缺乏憐憫之心的人物則往往成為不應效仿的反面例證。因此，古典傳統依然是一座巨大的思想與倫理資源寶庫，我們可以繼續從中汲取養分，充分認識其對全球文化與當代社會的典范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報》：

在跨文化比較的基礎上，您認為中希古典文明各自對人類普遍關懷，如正義、幸福、德性、秩序等，提供了哪些獨特的回答？這兩種古典傳統的對話，能否為人類共同價值體系的構建貢獻新的理論基礎？

皮拉斯：正義、幸福、德性、秩序等基本的人文理念是古典思想的核心。就古希臘羅馬文明而言，古希臘的思想深刻影響了羅馬文化，而古羅馬后來又在文學和哲學層面進一步發展了這些概念。由此，我想到了盧修斯·安奈烏斯·塞內卡（Lucius Annaeus Seneca）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就是在這些主題上形成了深刻的哲學思考。這類問題在數個世紀之前——先是古希臘，后來在早期羅馬——成為了核心的哲學議題。

這些理念被視為人之為人的根本，構成了人性本身，是應當追求和珍視的目標，因此應將其置于權力和物質財富之上。秩序的觀念與完美、人類行為與思想（即“邏各斯”）的實現息息相關。沒有秩序，人們就無法思考，無法構建文明，甚至無法在一生中以可接受的方式行事。

古代思想家和哲學家始終致力于構想有序的人類社會，并將其視為一種理想社會，使美德與幸福這些人文價值能夠在其中得到充分實現。這種理想社會后來借助極具深意和象征性的視覺形式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中得到體現。偉大的藝術家們不僅從古代藝術品本身獲得靈感，也常常從那些歷經多個世紀被保存和傳承下來的古代文獻與思想中汲取養分。

這些價值構成了全人類的共同遺產，我也認識到，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同樣對這些價值進行了極其深刻的闡發。那些看似相距甚遠的古典傳統之間的對話，使我們能夠從不同民族的傳統中識別出共通的價值觀與思考，同時也能催生出新的視角，有助于那些擁有悠久傳統的民族實現文化與人文的發展，并為其他民族提供可資借鑒的典范。

人工智能推動古典學

走出“象牙塔”

《中國社會科學報》：

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設置了“技術與文明：數智時代的人文精神”議題。您如何評價數字人文和人工智能技術對古典學研究方法的深刻影響？技術的介入是否會改變古典學的本質屬性？

皮拉斯：數字通信與人工智能的飛速發展，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我們確實正經歷著一場真正的革命，它影響著我們的溝通方式，甚至有可能改變思維方式。可以肯定的是，這一令人難以置信且極為迅速的技術演進，將對未來幾代人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在這一過程中，我主要擔憂的不是古典學的研究方法與路徑，而是如何讓那些至今主要依靠紙質書籍傳承的文學與思想傳統保持活力并且便于人們接觸。在歷史上，古典傳統也曾經歷過重要的技術變革時刻，比如從手寫抄本向印刷書籍的過渡。盡管深受這一變革的影響，古典傳統依然在隨后的幾個世紀保持了生命力、影響力與典范意義。

然而，當今的危險在于，技術革命可能過于迅猛、過于深刻，以至于對過去的遺產產生負面影響。這是必須由具備智慧和責任感的人來引導的過程。從這一角度看，那些從事古典學研究并理解古典傳統的人，能夠為未來的決策者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持與方向指引。

古典學本身可能不會因新技術而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除非這些技術提供了特別強大的認知工具。因此，我們必須理解、掌握并以審慎和自覺的態度來使用它們，同時認識到，在這一階段所做的選擇將決定我們能夠將過去的非凡遺產中的哪些部分傳承給后代。

《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為古典學者和教育的實踐者，您認為古典學應如何走出“象牙塔”，真正融入社會文化生活，滋養更多人的精神世界？

皮拉斯：對于古典學的研究者而言，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古典學研究要求極高，專業性很強，需要掌握一系列高階技能，也需要充分的準備和全身心的投入。在某些方面，古典學者確實常常自在于“象牙塔”中，認為自己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卓越古典傳統的守護者或保管人。

這樣的立場值得尊重。然而，其中也存在一種風險，即這種做法最終可能會讓人們如此珍視的古代遺產湮沒無聞。而且，正是因為熱愛古典學，我們強烈希望并且努力使其日益成為全人類共享的遺產。鑒于古典價值觀對于人類發展的重要性，必須讓每個人都能接觸到它們。

在這方面，人工智能可以成為一種非常有用的工具，而不僅僅是我之前提到的威脅。至關重要的是，公眾輿論和整個社會要不斷提升對古典學重要意義的認知。對于那些擁有重要且深厚文化傳統的其他國家而言，讓它們自身的文化遺產與西方古典傳統展開對話，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我知道中國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重要的進展，而且我相信，不同古典傳統之間日益增進的交流將極大地推動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許多古典學者已經意識到這一進程的重要性，并愿意將自身的知識服務于社會，走出個人舒適區，更直接地與更廣闊的世界進行接觸。

增加中國與歐洲學術界

密切對話的機會

《中國社會科學報》：

2024年，中國在雅典設立了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您認為，該機構的設立對古典學研究與國際學術合作有何意義？對于中國學者提出的立足中國、熔鑄古今的學術理念，您有什么獨到的觀察或合作期望？

皮拉斯：2025年，我有幸參加了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舉辦的一次研討會。我對于創辦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這一富有遠見的決策表示由衷的欽佩。在羅馬也有許多外國研究院，它們擁有悠久的傳統、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并定期舉辦各種會議和研討會，在推動學術研究和促進文化交流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我首先要對創辦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表示誠摯的祝賀。

我認為，中國在歐洲尤其是在希臘這樣一個對西方古典傳統如此重要的國家設立古典文明研究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這無疑將增加中國與歐洲學術界進行密切對話的機會，也能讓西方學者越來越關注并審視中國的傳統——這些傳統本身正吸引著越來越多學者的興趣。

我相信，不同國家古典傳統之間的相互交流能讓人們獲益良多。我看到了許多共通之處，在我看來，這些共同點尤其是在方法論以及對文本的深度關注方面，未來值得更深入地探索。我也確信，第二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將在這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陳密容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王俊美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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