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打開了一扇通往潮汕文化的門，門后是泛黃的信紙，是跨越山海的等待，更是一份融于血脈的“情義”。 一聲“膠己人”，一生“有情有義”。

記者｜闕政 攝影 | 王哲

《給阿嬤的情書》讓無數潮汕人感嘆“DNA動了”。電影打開了一扇通往潮汕文化的門，門后是泛黃的信紙，是跨越山海的等待，更是一份融于血脈的“情義”。

一聲“膠己人”，一生“有情有義”。

這種讓潮人引以為傲的“膠己人”（自己人）認同感，究竟源自何處？近日，《新民周刊》記者踏上這片孕育了僑批、潮商的傳奇土地——這趟探尋之旅，試圖在一飲一啄、一信一諾之間，觸摸潮汕文化的真實脈動。

一紙番批，萬金不換

在熙熙攘攘的汕頭小公園開埠區穿行，成片的騎樓群在陽光下泛著舊色。這里不僅保留了上世紀的建筑風貌，也藏著無數潮汕人闖蕩四海的往事。

要理解潮汕，必須先理解潮汕人的“家”。這個“家”的概念，超越一個小家庭的范疇，它指向的是以血緣為紐帶的龐大宗族。而在潮汕，維系宗族情感最日常，也最富儀式感的載體，莫過于宗族祠堂——祭祖、拜老爺，是潮汕人生命中最重要的儀式——不管是天上神仙還是優秀祖先，統稱“老爺”。無論日常起居還是闖蕩四海，潮汕人都要先求一個“老爺保號”。

隨著電影的熱映，整個潮汕地區都仿佛變成了一座“阿嬤痛城”。街頭巷尾，到處都有電影場景——揭陽古城正在趕工復原電影里木生過番打工的一條暹羅街道；潮州古城的老字號商場在外擺位還原了代筆寫信的書桌；丁日昌故居里正在舉辦“僑韻風物展”，僑批文物館里一座“紅頭船”將游客載往百年前的滄桑……

“江海萬里，心中念你。”為了一個承諾，隱瞞一個死訊，苦苦支撐起華番兩頭兩個家庭的生計。這份建立在民間信義之上的堅守，正是整部電影最打動人的地方。而這種被稱為“僑批”的特殊家書，也借由大銀幕，從歷史檔案庫走進了公眾視野。

見字如面，走進僑批文物館，那些沉睡在紙背上的悲歡離合、潮汕人的重情重義，以及一個特殊年代里建立在純粹信用之上的民間金融網絡，開始在我們面前漸漸清晰。

辛已年的一封僑批。

舊時潮汕地區稱呼海外為“番”，遠渡重洋的人被稱為“番客”，而他們寄回的信就叫“番批”（書面語稱“僑批”）。但一封完整的僑批，又不只是信，還包含了銀——早期的僑批非常簡樸，甚至是用一張信紙直接折疊成信封的樣式，被稱為“折疊批”。但不管多簡陋，信封左上角總是會寫明寄款金額，比如“內付銀四大元”，這就叫“銀信合一”。

僑批文物館館藏最古老的一封僑批，由番客葉和仁寄出于1881年，距今已超過140年。信中叮囑母親保重身體，字里行間充滿了對家人的深深牽掛。

這些泛黃的信紙，就是維系宗族血脈的紐帶。電影里，鄭木生沒日沒夜地踩三輪、跑船，連一張回國的船票都買不起，這也是當年無數底層番客的真實寫照。潮汕地區自古地少人多，許多人為了生計，不得不背井離鄉，遠赴南洋謀生。當時的“過番”歌謠《賣咕哩》這樣唱：“斷柴米，等餓死，無奈何，賣咕哩（苦力）。”

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以“賣豬仔”的身份成為契約華工，在海外從事著碼頭搬運、鐵路修建、橡膠種植等等最繁重的體力勞動。當時，許多人通過“洋行”這樣的中介機構簽訂“賣身契”出洋，甚至連工錢都不是通用貨幣，而是一種被稱為“豬仔錢”的陶瓷代用幣，只能在“豬仔館”內部消費——館藏的“豬仔錢”都是小小一方拇指大的陶瓷，上面有稱得上精美的彩繪雕刻，然而美物背后，卻是早期番客遭受層層盤剝的哀景。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封僑批的分量，重得超乎現代人的想象：一封僑批送進村，可以說是全家人的頭等大事。對于留守在家的老人、妻小來說，一聲“番批到”，到來的不只是一筆能把家里米缸續上的救命錢，更是一個活生生的人還在世的證明。只要批還能寄回來，就說明海外的親人還活著，家里就還有盼頭。

1949年以前，潮汕民眾依靠批款生活的占比高達40%至50%，有些鄉村甚至占70%到80%。在澄海等著名僑鄉，僑批可謂是廣大僑眷僑屬的經濟“生命線”，因此潮汕有俗諺說：七成食番畔（南洋），三成靠唐山（本土）。

館內有一封“一字家書”，讓人過目難忘——身在印尼的番客陳君瑞，在整張信紙正中間，寫下一個巨大的繁體“難”字。旁邊附了一首短詩：“迢遞客鄉去路遙，斷腸暮暮復朝朝。風光梓里成虛夢，惆悵何時始得消。”所有的走投無路都在那個大大的“難”字里了。即便如此艱難，信里依然夾帶了匯給家里的錢。文物館工作人員感慨，這就是潮汕人的性格，在外頭受了再大的委屈，都吞進肚子里，只要還有一口氣在，那句“錢銀知寄人知返，勿忘父母共妻房”就不敢忘。

電影里，木生在僑批中夾了一朵木棉花。真實生活中，僑批夾帶或托人捎帶的物品更是五花八門——小到種子、衣物、藥品、海參，大到通過僑匯券購買的縫紉機、自行車，無不是為了當時僑眷生活的實際需求。此外，僑批里也滿是“情緒價值”——文物館內有一封長達9頁的家書，洋洋灑灑寫了3000多字，是館藏9萬封僑批中字數最多的一封。書信者不僅勸慰父母不要吵架、探討家中財務歸誰管理，更苦口婆心勸說兄弟姐妹要代為行孝，并對自己不能照顧雙親表示強烈的愧疚。

在文物館，你可以看到一個舊時銀信局的還原場景：一個個小抽屜里分類擺放著寄往不同地區的僑批，是一種可溯源的郵遞系統。但抽屜上的字并非甲乙丙丁子丑寅卯，而是“毀”“逸”等等——原來出自《千字文》中的“恭惟鞠養，豈敢毀傷”“性靜情逸，心動神疲”等句，都有好寓意。這也從一個側面展示了潮汕地區對于傳統文化的承襲。

“僑批的遞送網絡，經歷了一個從非正式到專業化的演變過程。”文物館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初期，華僑寄錢寄信主要依賴回國的親友或同鄉順道捎帶。后來帶的人多了，逐漸催生出一種特殊的職業叫‘水客’，他們四海為家，以水為生，業務完全建立在個人信譽之上。而隨著僑匯需求的增大，許多水客或商人開始在海外設立落腳點，成立了兼具銀行匯兌與郵局功能的私人機構‘批局’，也稱‘銀信局’。這標志著僑批業進入了專業化階段——到1946年，僅在東南亞一帶，潮汕人開設的‘潮幫批局’就多達400余家。泰國曼谷的三聘街，更是一度聚集了上百家批局，成為名副其實的‘華僑匯兌一條街’。其中，1835年創立于新加坡的‘致成批局’是目前發現的創立最早且在海內外設立分號聯網的批局；而揭陽地區的‘魏啟峰批局’則從1879年經營至1979年，持續了整整一百年。”

可以說，每一封僑批的往來，都是一次信用的交換——寄信的人相信批局，批局相信水客和批腳（“水客”好比國際物流，“批腳”好比國內分區域的快遞小哥，活躍在僑批遞送網絡末端的最后幾公里），收信的家人相信整個體系。這張由無數善意和承諾編織而成的大網，溫柔而堅定地承托住了那個年代無數飄搖的家庭。

僑批文物館里寫批場景還原。

一群紅頭船，一個商幫夢

當年番客下南洋所乘坐的，便是著名的“紅頭船”。清政府為管理不同省份的船只，規定以顏色區分：廣東屬火，船頭漆為紅色——這些紅頭船從澄海等地的港口出發，承載著無數潮汕人的謀生希望與離鄉背井的血淚，駛向茫茫南洋。

“為何潮汕人熱衷于經商？根源有二：一是潮汕地區人多地少，耕地資源匱乏，迫使人們向商業謀求生路；二是瀕臨大海，自古便能接觸到海外信息，知道海的另一邊有更廣闊的世界。”汕頭大學商學院教授宋小保以他獨特的“旁觀者”視角，為我們剖析了近代潮商崛起的深層邏輯。

潮汕商幫的崛起，可以追溯到1899年設立的汕頭保商局。汕頭自1860年開埠后，對外貿易日趨繁盛，但洋商壟斷市場、營商秩序混亂，傳統行會已無力應對。1905年，保商局改組為汕頭商務總會，成為全國首批現代商會之一。

與晉商、徽商等傳統商幫不同，潮汕商會展現出鮮明的特點。“晉商、徽商更多是‘目光向內’，其商幫的維系主要依賴于血緣、地緣等鄉土社會紐帶。”宋小保教授分析認為，“而潮商，因其瀕臨海洋，自古便有海外貿易的傳統，形成了‘既向內又向外’的開放視野。”

在宋教授看來，這種特性也催生了潮汕商會組織形式的創新——它不再僅僅依托鄉規民約和傳統道義，而是落地了近代法人化建制，訂立章程，推行理事選舉、會務例會、財務公開等制度化規則，成為一個法治化、公共化的商事社團。它的網絡是全球散點式的，組織形式也更為靈活。

潮汕歷史文化博覽中心里的紅頭船。

遍布全國的潮汕商會，時常扮演著“行業公斷人”的角色。“它率先在各行業組建同業公會，統一品類分級、包裝規范、度量衡標準；針對潮繡、陶瓷等主力出口貨品，還創設了商會專屬的商檢戳記。同時，商會常設商事公斷處，由德高望重的‘商董’們出面，絕大部分商業糾紛都能就地化解。”宋小保說，“對于失信行為，商會還有一套分級處置機制：對于逾期結款之類的輕度違約，會給出書面警示、內部通報、限期整改；對于短斤缺兩之類的中度違規，會記入商會失信臺賬，行內匿名譴責；而嚴重失信的比如商業詐騙，則不僅會被商會除名，還會同步通報全球各地的潮汕商會、僑批局，遠洋船行，依托行業網絡實現商事懲戒。”

在東南亞乃至歐美，潮汕商會的存在也為整個海外潮商群體的“集體信用”提供了背書。“對于身處異鄉的商人而言，加入商會能獲得不小的實際利益。當一個商人加入商會，就等于獲得了整個潮商群體的信用背書。”宋教授說。商會不僅提供商業信息、市場機會，還能在會員面臨資金困難時提供支持，為初來乍到的創業者提供了堅實的后盾。

最能體現潮汕商會經濟影響力的，莫過于潮汕鐵路的建設——1903年，在汕頭商務總會統籌協調下，南洋潮商張榕軒、張耀軒兄弟牽頭籌資興建潮汕鐵路；商會統籌海內外潮商募資入股，協助政府征地磋商、用工招募、落地基建。1906年全線通車，全長42 公里，直觀地體現了商會跨區域資本整合與資源統籌能力。

而在1932年的全球經濟大蕭條中，商會網絡的韌性更是展露無遺。汕頭商務總會聯動泰國暹羅中華總商會、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設立跨境自救基金：海外潮商提前預付貨款，國內商會統籌滯銷貨品開拓內銷市場；同時約定會員企業間禁止隨意抽貸、放寬賬期。這一系列操作，守住了潮汕區域性商業信用，讓潮商圈層成為當時華南地區受大蕭條沖擊最小的商幫集群之一。

出則為商，入則為善

在家國層面，潮汕商會更是展現了“出則為商，入則為善”的情懷。從抗日戰爭時期組織捐款捐物，到新中國建設時期積極響應國家號召，通過僑批等渠道將寶貴的外匯輸入國內，再到改革開放后率先回鄉投資——潮汕商人將對家庭和宗族的義務，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對家鄉和國家的責任感。

“濃厚的鄉情是潮商群體另一個顯著的特征。”據宋小保教授觀察，“這種慷慨捐贈的行為，一方面源于‘衣錦還鄉’、榮歸故里的傳統思想，希望在父老鄉親面前展現自己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飽含著一種樸素真摯的情感，即真心希望自己從小生活的土地變得更加美好。”

汕頭大學圖書館。

興辦教育，是潮商回饋桑梓最主要的方式之一。1904年，汕頭富商陳雨亭創辦的華英中學堂，后來發展為汕頭市第一中學，是潮汕近代早期新式公辦中學源頭之一；遍布潮汕大地的華僑中學、華僑小學，以及由李嘉誠先生捐資創辦的汕頭大學，都是潮商捐資助學的明證。1981年，汕頭大學被國務院正式批準成立，遠在泰國的華僑許御謙得知這一消息后十分興奮，在寄給表弟的僑批中興奮地稱“今能建立實我潮汕之幸也”——這封僑批也出現在了電影《給阿嬤的情書》的最后。

在賑災與慈善方面，商會同樣不遺余力——1918 年南澳7.3級大地震，人民死傷十分之八，揭陽城內房屋損壞十分之九、倒塌十分之五。海外潮僑潮團迅速組織潮人，展開規模空前的“人（錢）返鄉”救濟活動，“開潮僑捐款空前未有記錄”；1922年潮汕地區“八二風災”，商會組建應急賑濟隊伍，動用自有商船運載糧食、衣物、藥品深入沿海重災區，持續三個月落地救災；2008年汶川地震，國內多地潮汕商會累計捐資超過2億元；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潮商會跨國集采防疫物資，泰國潮州會館捐贈千萬泰銖和50臺醫用呼吸機，輸送到湖北以及潮汕本土……

當潮商在海外落地生根，商會更成為當地潮人社區的文化與社會核心——它不僅是信息樞紐和經貿紐帶，更是文化紐帶。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等機構，常態化開設潮語課堂、潮劇匯演、傳統祭祖、“出花園”成人禮等民俗活動。潮汕人在海外也“賽大豬”、唱潮劇、跳“英歌舞”，身處異鄉的僑胞借此感受濃厚的家鄉氛圍，獲得心理慰藉。

汕頭大學商學院教授宋小保。

更重要的是，商會也是海外鄉親的“大家長”。在宋教授看來，通過抱團的力量，商會能有效提升華人群體在當地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力，保護族群利益不受侵害——晚清時期，潮籍社團派員到碼頭接應受難勞工，協助苦力維權贖身；近代，面對排華風險，吉隆坡潮汕會館曾開放場館收容數百名華人。就在2023年，緬甸潮汕商會還聯動我國駐外使領館，依托本地潮商人脈，成功營救了20余名被困于緬北電詐園區的潮汕籍青年。

在民族危亡的關頭，商會的功能更是遠超商業范疇，展現了強烈的家國擔當——抗戰爆發后，東南亞多國潮汕會館牽頭組建南僑總會，在陳嘉庚先生領導下，統籌南洋僑商募資，采購藥品、軍用物資，經滇緬公路等通道輸送回國。泰國著名僑領、泰國中華總商會主席蟻光炎先生，更是帶頭抵制日貨，創辦報紙宣傳抗日，最終因此被暗殺。大批潮商子弟投身韓江縱隊等抗日武裝，海內外商會持續提供經費和后勤支持，踐行著“經商不忘報國”的族群底色。據統計，抗戰時期華僑捐款總計超過13億元，僑匯達95億元以上，占當時中國軍費的43%，這些錢款，每一分都浸著血汗與赤誠。

浪潮退去，精神還鄉

隨著現代銀行體系的普及和全球通信技術的發展，僑批和傳統商會的歷史使命相繼完成。那些曾在碼頭和鄉間小路上奔波的身影，連同那些寫滿思念和牽掛的信紙一同走入了歷史。當浪潮退去，還有什么精神留給今天的我們？

揭陽古城進賢門。

“潮汕商會的歷史價值，不在于培育了多少富商巨賈，”宋小保教授認為，“而是完成了潮汕鄉土鄉情向制度化商業信用資本的轉化，打造了一套可傳承、跨地域、全球化運行的商事倫理與組織模式。這套體系至今仍是全球潮商抱團發展的底層支撐。”

如今，全球各地涌現出許多新的潮汕商會和同鄉社團。它們的功能和使命雖已隨時代而變，但“敦睦鄉誼、共謀發展”的核心宗旨未變。那份根植于血緣地緣的抱團精神，依然是他們聯結彼此的最強韌帶。而在現代商業社會，源自僑批時代的“信用”精神，同樣是潮商最為看重的無形資產。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所引發的“潮汕熱”，像是一場大規模的文化“尋根”。它讓幾十萬年輕人涌入僑批文物館，了解僑批背后的家國歷史；也讓從未接觸過“寫信”這件事的零零后，從一封封泛黃的家書里找到自己的文化根脈。

當年的批局早已遠去，但那份“做人一定要有情有義”的精神，卻將在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身上延續下去。它存在于每一次家族團聚的歡聲笑語中，也存在于全球潮商每一次以誠信達成的商業合作里。歷史的載體雖已改變，但精神的內核已然還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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