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火江湖一清流

——記亦師亦友的高主任

小城藏故事，職場見人心。初入小城體制，第一次見高主任。他比我整大十歲，中等身量，肩背寬得能兜住小城四季的風，常年在外奔波曬出的深褐膚色，壓得低低的濃眉更添幾分沉斂，第一眼瞧著，不怒自威、不茍言笑的模樣。那天我先見到單位一把手張主任，他向我笑著介紹：“咱們的辦公室主任，是個人才，大作家，發表的小說堆起來有尺把厚，拿過國家級文學獎。”一把手話鋒一轉，煙圈吐得慢悠悠：“說他是文人沒錯，在咱們單位就是有點’另類’。”

后來我才懂，那句“另類”拆開來，就是高主任活成了小城職場里絕無僅有的一股清流。那時候老辦公室主任剛退居二線，高主任接下辦公室的攤子，缺少提筆寫材料的人，他跟一把手要來一個文秘崗——就這么著，我成了他手下的兵，也成了跟他走了幾十年的亦師亦友。高主任性子豪爽，講義氣，三教九流都有交情，也能坐下來喝一杯，為人正派，像塊經了幾十年風雨的青石，直爽豪邁；眼光更是獨到，不管看文字還是評藝術，很有自己的主見，看得準，站得高，半點兒虛話都沒有。他一位縣領導好友，愛寫點文章，每次寫完自我感覺良好，就備上好酒好菜請高主任品鑒，可每次都被他批得入木三分，體無完膚，說得對方臉發燙，坐立難安。可隔幾天，這一幕還會重演，照樣拎著酒來——誰都知道，高主任的評點，是真本事，沒有半點兒私心。哪怕是外行看熱鬧的事，他也能評到點子上：有次去朋友家做客，聽朋友女兒彈鋼琴，一曲終了，他能準確說出哪一段樂句處理得通透，哪一處轉音火候沒到，哪里指法還需要調整，說得專業老師都點頭稱是。他這輩子活得跌宕起伏，滿肚子都是能下酒的故事。

他是根正苗紅的農村子弟，父親是當年在鄉里邊喊一聲就能動全街的老村支書，威望重得壓秤。高家弟兄五個，他排老四，直到如今，老家鄉親都不叫他高主任，張口就是一聲“高四”，熱乎得能焐化三九天的冰。高主任從小就桀驁，腦子非常好使，可偏科偏得厲害——高中那會兒瞧不慣英語老師的做派，愣是敢直接撂挑子不學，后來為了一件小事起了沖突，年輕氣盛的他跟老師動了手，結果被學校開除。十八歲的小伙子就此離開家鄉，闖東北，下南方，什么苦都啃過：進過傳銷窩，愣是憑著一身硬氣摸黑逃了出來；下過煤礦，撿回一條命；后來攢了點本錢，來縣城做生意，開印刷廠，搞裝潢，沒幾年就賺得盆滿缽滿，八十年代中后期，就在縣城買了商品房，還提了一輛小轎車——那時候整個小城有私車的人，掰著手指頭都能數得清。

他那時候開著車出門，總在擋風玻璃前擺一塊手寫的硬紙板“順風車”，路上看見等車的鄉親，招手就停，分文不取。有一回他開車下鄉，半道竄出來個混子，瞧著他氣質不像本地人，想訛兩個錢花，看見車慢下來，直挺挺就往車頭一撲。換了旁人說不定早慌了神，要么掏錢消災，要么進退兩難，高主任停了車，二話不說打開后備箱，拎出來一把锃亮的雙管獵槍，幾步過去，直接把槍口抵在了那混子腦門上——那混子當場下跪，褲腿瞬間濕了一片。高主任喝聲“滾！”，他便連滾帶爬，頭都不敢回，跑個沒影。后來國家禁槍令下來，他第一個把槍擦得一塵不染，送了上去，半點兒含糊都沒有。

下學沒兩年，高主任就迷上了文學創作，這一入迷，就是大半輩子。他給自己下了死規矩：每天必須寫夠三千字，完不成自我懲罰，不許吃飯，不許睡覺。偶爾貪玩兒誤了進度，他就自己罰自己——伏天日頭最毒的時候，頂一床厚棉被在烈日下暴曬；冬天雪下得齊膝蓋，他就只穿一件單褂站在雪地里凍，嘴唇發紫，牙齒打顫也不進屋。家里人急眼了，說這孩子是不是魔怔了，傻了。可他就認這個死理：那顆上進的心，松不得，懶不得，讓他進步神速，小說獲得了蘇魯豫皖四省聯賽大獎和國家級好幾個大獎。

做生意賺來的錢，他不少都砸在了買書上。我第一次去他家，進門那瞬驚得說不出話：整整一間朝南的屋子，從地板到天花板，從南墻到北墻，塞得滿滿當當都是書，分類擺得整整齊齊，比當時縣里文化館的圖書室還要整齊。他的說從不外借，唯獨對我完全開放，隨便拿，隨便看。他還有個堅持了五十年的習慣：夜里只要醒過來，就再也不上床躺著，披件衣服就坐到書桌前，要么閱讀，要么寫東西。他跟我說，深夜里靜，沒有雜事擾心，整個世界就只剩下你和文字，心能沉得進字縫里去。這個習慣，雷打不動，從二十歲的毛頭小子，一直堅持到了退休的老頭子。他對本土文化的癡，更是刻進了骨頭里：有次去鄭州參加國家級作家峰會，晚上酒酣耳熱，接受鄭州有線臺采訪時，拉著記者大談黃河故道的鄉土文化，從老輩人的闖關東講到鹽堿地里長出的故事，越說越盡興，不知道講了多久，后來剪出來成片，播放時長居然超過了四十分鐘，在省城文化圈傳成了一段趣談。

受他的影響，我那幾年也跟著動筆寫雜文，一篇篇稿子投出去，陸續發在了《廣州日報》《大河報》《河南日報》，還有本地的《商丘日報》《京九晚報》。那時候我工資低，日子過得拮據，一筆筆稿費匯過來，就是那段苦日子里最踏實的念想，每發一篇稿子，高主任都知道，他鼓勵我，讓我堅持下去，別丟了手里的筆。

我進入單位第一年年底，市里讓報先進工作者，名單領導早就定好，當往市里報快結束時，高主任說，能不能給我們縣多一個優秀名額，接著報的是我的名字。那年外縣都只報六個，全市只有我縣多增了一個名額。幾十年過去，這件事仿佛就發生在昨天。高主任待我，從來沒有二話，這份知遇之恩，我記了一輩子。

二〇〇三年單位改革，人員工資納入財政統籌，我和他進單位晚，只能拿基本工資，單位出臺新政策，允許領七成工資，離崗創業。那時候不少人都走了，只有高主任坐在辦公桌前，看著手指縫里尋半截紅梅香煙，悠悠地跟我說：“我不走，我就要留到最后，看看這個單位最后能結個什么繭，長出個什么東西。”

自我接了單位文秘之后，單位大小材料都落了我身上，扛著辦公室八成的工作量，高主任反倒落得清閑：每天上班要么殺兩盤象棋，要么坐在長椅上，跟來來往往的朋友侃大山。他人緣好，天天有人來找他喝茶聊天，到了飯點，有時也喊上我，到火車站廣場東那家開了幾十年的小館子，點一盤鹵豬耳，一盤炸花生米，再整瓶酒，天南海北，聊文學聊往事。有一陣子他見了我笑笑，吐槽說這個月啥正事沒干，就兩件事：“看病號，吊唁。小城就這么大，轉來轉去都是熟人，逃不開這些人情。”

我因工作成績顯著，受到市里省里多次表彰，也受到領導器重，一步一步，從普通職員三年到辦公室副主任，又過了十年，進了班子成了副職，陰差陽錯，反倒成了高主任的頂頭上司。依然分管辦公室，所有材料還是我一個人扛，高主任依舊過他的清閑日子，半點兒不搶風頭，也不擺前輩的架子，撞見我還笑著喊“領導”，喊得我反倒不好意思。

二〇一六年八月，我抽調到脫貧攻堅指揮部，離開了原單位，跟高主任見面就少了，日子一長，兩人就漸行漸遠。后來他辦了內退，跟著老朋友去民辦學校幫忙管行政，直到前兩年正式辦了退休手續，終于徹底閑了下來，天天在家寫他沒寫完的長篇小說，侍弄他那一屋子書。

算起來，高主任這輩子，真的是有大本事的人：他的小說在整個豫東都響當當，拿過縣里拔尖人才的專項資助，是省作協會員，當過市作協常務理事，一做就是十幾年縣作協主席，還當過市政協委員、縣政協常委。可他偏偏對官場的潛規則“遲鈍”得離譜，直到退休，還是個科員身份——不是沒有晉升的機會，是他自己親手把機會全都推了。四十年前，他拿了國家級文學獎，縣文聯老領導騎著一輛舊二八自行車，走了幾十里土路到他家，親自邀他去宣傳部上班，那是多少人擠破頭都搶不來的鐵飯碗，結果他去了沒兩年，因為性子太剛，跟領導起了摩擦，沒等領導開口，直接遞了辭職報告就走，轉頭又出去創業。還有一回，組織部門的領導跟他是舊相識，偷偷給他打電話，說你送一點協調費用過來，我立馬給你解決副科待遇，等于把官帽子直接送到了家門口，結果高主任對著電話就說：“我一分錢都不花，要當官我自己憑本事干，花錢買的官，我不做。”就這么一句話，親手把晉升的路徹底堵死，直到退休，還是個普通科員。

小城的煙火職場，從來都是繞著圈子講人情，甩不開的潛規則走路，人人都學著見風使舵，人人都想著往上擠，像高主任這樣，一輩子不彎腰，不低頭，不拿熱臉蹭冷屁股，守著對文學的癡心，守著做人的底線，半點兒不妥協的人，真的太少太少了。他這一輩子，沒當過什么大官，沒攢下多少萬貫家產，可他有一屋子從青年攢到老年的書，有一抽屜燙著金箔的獲獎證書，有滿縣城三教九流都敬重的名聲，還有自己問心無愧的六十年。太多人得到過他的恩惠和資助，他幫助過的人，也有不少人成了處級干部，身居高位。而我從入職，到臨二線，活了大半輩子，見過太多踩著人往上爬的聰明人，見多了左右逢源的圓滑人，可最敬重的，還是高主任這個帶點癡氣的文人——他就是滾滾俗世里，小城名利場中，那股難得的清流，這么多年過去，依然清得透亮，涼得舒服，刻在我心里，從來都沒忘。

作者簡介

何文學，河南省虞城縣人，商丘市作協會員，筆耕機關單位職場30載，現供職于縣計劃生育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