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來源：2026年4月25日，在浙江舟山舉辦的筆記俠PPE（政經哲）書院西哲坊03期第5講《自由與解脫》內容筆記。

分享嘉賓：蘇德超，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筆記俠PPE書院創始校董、西方哲學模塊導師。

責編| 賈寧排版| 沐言

第 9662篇深度好文：6406| 17分鐘閱讀

PPE(政經哲)專欄04期

筆記君說：

做正確的事，有多難？

假想一件事，如果公司都快死了，銀行要抽貸，股價要崩盤，幾百號人等著發工資，這時候能不能做一些不符合底線，但能讓公司活下來的行為？能不能先活下來再說，等以后做大了再講道德？

這大概是不少管理者心里最真實、也最不敢說出口的想法。

但今天筆記俠PPE（政經哲）書院創始校董、西方哲學模塊導師蘇德超教授的分享，會徹底顛覆你的認知。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你以為的“權宜之計”，其實是通往毀滅的第一步。你以為你在救公司，最后卻犧牲了更多人，包括你自己。

由于篇幅原因，PPE（政經哲）專欄的精華筆記內容僅為完整課程的1/20，希望今天的分享，對你有所啟發。

一、公司快死了，

要不要做假賬？

我先問大家一個現實問題：假設你執掌一家上市公司，現在公司現金流極度緊張，融資壓力巨大。

管理層跟你說，這個季度必須把業績做出來，否則銀行會抽貸，股價會崩盤，所有項目都得停擺，大家都會失業，公司可能直接就沒了。

這時候有人給你出主意：“要不先把賬務做平，等明年業務起來了再補回來。” 你會支持這個做法嗎？

這不是假問題，假設這就是你的公司，你怎么辦？做，還是不做？當然，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

二、中國資本市場第一案：

銀廣夏

1.曾經的“民族驕傲”，居然是假的

剛才的假賬問題根本不是一個假設題。下面講一個中國資本市場上最著名的財務造假案——2001年的銀廣夏事件。

銀廣夏1994年在深交所上市，是寧夏第一家上市公司。

2000年前后，它的業績亮得刺眼，被整個市場瘋狂追捧。它真實的主業，其實是利潤微薄的活性炭和農產品加工。但它對外宣稱，自己的核心業務是向德國出口生姜桂皮精油，賣價比國際市場高得多。

大家想想當年的大背景：那時候“中國制造”還遠沒有現在的地位，德國制造是全世界公認的標桿。

結果突然冒出來一家中國公司，能把高端產品賣給德國人，這不瞬間就成了 “民族驕傲” 嗎？銀廣夏也因此被稱為 “中國第一藍籌股”。

后來調查結果出來，所有人都傻了：它的子公司天津廣夏，從1998年到2001年，偽造了全套的銷售合同、報關單、銀行票據，累計虛增利潤7.7億元。

而實際上，公司已經連續虧損了4年。最離譜的是，就算它說的那個精油真的存在，用它工廠里的設備也根本萃取不出來，連生產環節都是假的。

這個事件還暴露出了極其嚴重的審計失職。負責審計的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連最基本的水電消耗量和產量對不上這么明顯的漏洞都沒查出來，違反的獨立審計準則多達十幾項。

2.誰是被犧牲的無辜者？

當年銀廣夏走到崩潰邊緣的時候，公司內部肯定開過無數次像上文這樣的討論。就算沒有公開討論，每個被要求參與造假的員工，內心也一定經歷過激烈的掙扎：我到底要不要按照公司的指示做假賬？

當所有人都在說“先過了這一關再說，為了公司活下去，為了大家都不失業”的時候，你要不要默許？要不要參與？

而對于“市場守門人”中天勤來說，他們面臨的是同樣的選擇：

要不要頂住客戶的壓力？如果堅持原則，就會失去這個大客戶；但如果放松程序，就等于把巨大的風險轉嫁給了整個市場，轉嫁給了成千上萬無辜的投資者。

你確實想拯救公司，讓員工不至于失業，但你犧牲的是誰？是那些根本不知情、用血汗錢買了股票的普通人。而最后，往往連你想拯救的那些人，也會一起被犧牲掉。

銀廣夏事件里，不管是公司本身還是中天勤，最后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銀廣夏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和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的兩位合伙人，被判處2-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中天勤會計師事務所被吊銷執業資格和證券、期貨相關業務許可證。

還有一個更刺痛人心的問題：那些根本不知情、沒有參與關鍵決策、甚至連決定權都沒有的普通員工，最后也跟著丟了工作，承擔了職業和生計的代價。他們難道不也是被那些造假者犧牲掉的嗎？

三、我們對 “商業倫理” 的最大誤解

不管是MBA還是EMBA，商業倫理都是商學院的必修課。

但我們很多人有個誤區：覺得能力和技術才是最重要的，倫理這些都是虛的。

人類到目前為止，在倫理層面其實只有三種選擇：

功利主義：計算利弊得失，選擇能帶來最大利益的那個選項；

義務論：給自己畫一條絕對不能碰的紅線，這件事本身就是錯的，不管有什么理由、能帶來多大好處，我堅決不干，這是我必須履行的義務；

德性論：我就是這樣的人，我不想變成我看不起的那種人。

這三種里面，德性論聽起來最親切，也可以很高尚；但義務論才是最高尚的。它是不近人情的：這件事我該做，哪怕讓我死，我也會去做；

這件事我不該做，哪怕給我全世界，我也不會碰。

四、為什么扳道岔可以，

推胖子不行？

1.電車難題：傷害的分配權在誰手里？

電車難題是著名的思想實驗，最早出自1967年《牛津評論》上的一篇論文。

它的基本設定非常簡單：一輛電車剎車失靈，正沿著正常軌道向前沖，軌道前方躺著5個來不及躲開的人。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扳動旁邊的道岔，讓電車拐到另一條岔道上，但那條岔道上，孤零零地躺著1個無辜的人。

電車難題從一開始，就給我們設了一個無法拒絕的前提：傷害一定會發生。

所以它根本不是“要不要造成傷害”的問題，而是“傷害該怎么分配”的問題。表面上看這是個選擇題，本質上是個最深的倫理題。

電車難題最折磨人的地方就在這里：你可以做出選擇，但你未必真的清楚這個選擇意味著什么。不作為，可能會有一些人受傷；作為，又可能會讓另一些人受傷。

很多人覺得這題太簡單了，死1個總比死5個好啊。你以為你在做一道小學一年級的算術題，但其實你已經默認了功利主義的邏輯： 一個行為是否正確，只看它能不能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但這個看似天經地義的邏輯，其實藏著兩個非常殘酷的漏洞：

第一，幸福和痛苦，真的能被精確計算、能被簡單平衡嗎？那個無辜的人，憑什么要被犧牲？

第二，快樂和幸福，真的只有數量的差別，沒有質量的高低嗎？

2.升級版電車難題：親手把人當工具的罪惡

我們現在把電車難題再升級一下。還是那輛失控的電車，正朝著前方軌道上的5個人沖過去。但這次你不在道岔旁邊，而是站在軌道上方的一座橋上。

你身邊站著一個體型很胖的陌生人，如果你把他推下去，他的身體剛好能擋住電車，救下那5個人。注意，你自己跳下去沒用，因為你不夠重。

如果你剛才主張應該扳道岔、犧牲1個人救5個人，你現在還會主張把這個胖子推下去嗎？

按道理說，這兩個情況不是一模一樣嗎？都是犧牲1個人，救5個人。為什么大家突然就猶豫了？

核心差別就兩個字：親手。你親手把他推下去，你和他之間就產生了無法切割的直接聯系，這件事就是你干的，你脫不了干系。

第二個差別是，這個胖子的“無辜感”被無限強化了。他根本就沒在任何一條軌道上，本來無論如何都不會死。是你，硬生生把他拉進了這場災難里。

這就逼迫我們直面一個最核心的倫理問題：為什么間接引導傷害，和直接把人當成工具來使用，在道德上是完全不同的？

3.企業里的“陌生化陷阱”與唯結果論

這一點在組織決策里特別重要。為什么很多高層做決策的時候，一定要遠離一線？就是要把這個過程 “陌生化”。

不陌生化，人會非常痛苦。就像醫生很難給自己的親人開刀一樣，當手術刀劃下去的是親人的身體，你根本下不了手。

而絕大多數企業，都把“利潤增長”和“效率提升”當成了“總體利益”的唯一代理指標。 這么做最大的風險是什么？就是把人降格成了可替換、可犧牲的數字變量。

“別跟我講過程，我只要結果。”這句話大家肯定都聽過。這種只看結果的管理方式，確實有它高效的地方，但它一定會帶來巨大的隱性成本：員工哪怕賺再多錢，也絕不會把公司當家。

如果管理層的KPI只獎勵結果，那必然會誘發手段的黑化。當你把“目標”等同于“指標”的時候，造假就成了必然選擇。

4.低級功利與高級功利的區別

這里還要區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低級功利和高級功利。很多人反對做假賬，不是因為道德高尚，而是因為從長遠的功利主義來看，不做假賬能帶來更大的總體利益。

同樣，一個有職業操守的員工，在認真做好一件事的時候，能體會到一種工作的尊嚴和專業帶來的快樂，這就是高級快樂。

如果你逼著他去做靈活操作、去弄虛作假，就是在逼迫他放棄這種高級快樂，把他變成一個純粹的工具。

舉個教育的例子。

孩子做數學題做不出來，很多家長就會說：“書后面不是有答案嗎？抄上去趕緊睡覺。”

抄答案確實能立刻解決問題，但孩子自己絞盡腦汁把一道難題做出來的那種快樂，那種成就感，是抄答案永遠得不到的。這種快樂，才會讓他真正愛上數學。

如果你總讓孩子抄答案，他最后就會變成一臺刷題機器：看到題就知道是哪個類型，看到類型就知道套什么公式，看到公式就開始填數字。他就像巴甫洛夫的狗一樣，只會條件反射，從來沒有真正體會過數學本身的美。

我們很多家長總用低級快樂去誘導孩子：“考第一名就帶你去旅游”“考好了給你買手機”。這些快樂都和學科本身無關。

真正的大師，比如楊振寧、丘成桐，他們做研究根本不是為了錢，而是因為物理和數學本身就有無窮的魅力，有最純粹、最高級的快樂。

這個道理放到企業里也是一樣的。

我們常說“先把功能堆上去，bug后面慢慢改”，這就是典型的短期功利主義。為了項目按時上線，為了完成這個季度的指標，過度透支未來的利益：技術債越堆越高、團隊人心渙散、產品質量一塌糊涂。

功能上線帶來的快樂是即時的、確定的：中層完成了KPI，老板很高興，市場也能馬上宣傳。而技術債帶來的痛苦是遙遠的、不確定的。所以決策者天然就會傾向于選擇前者。

這就是功利主義最大的軟肋： 它永遠偏向短期，永遠看不見長遠。

五、福特汽車的人命賬

1.11美元vs20萬美元一條命

我們再來看一個商業史上最經典的功利主義教訓——1970年的福特平托（ Pint o ）事件。

當時日本的經濟型小轎車正在橫掃美國市場，福特汽車為了快速跟上競爭，急急忙忙推出了平托這款車：體型小巧、油耗低，售價只要2000美元，主打極致性價比。

為了壓縮成本、搶上市時間，福特把平托的油箱設計在了后保險杠前面，這個位置極其脆弱，只要被后車追尾，油箱就會被刺穿，瞬間起火爆炸。

其實在內部碰撞測試中，福特早就清清楚楚地發現了這個致命缺陷。他們面臨一個非常簡單的選擇：給每輛車加裝一個價值11美元的防碰撞裝置，就能徹底解決油箱問題。

然后，福特做了一次功利主義計算。他們算出來：如果給1250萬輛車都加裝這個裝置，總成本是1.37億美元。

那如果不裝呢？他們算了一筆人命賬：

預計180人死亡，每人賠償20萬美元，合計3600萬美元；180人重傷，每人賠償6.7萬美元，合計1206萬美元；預計2100輛車被燒毀，合計147萬美元。

三項加起來，總賠償成本只要4950萬美元。1.37億美元的改造成本，對比4950萬美元的賠償成本。作為一個純商業決策，福特的結論是：修它干什么？賠就完了。

2.那些被漏掉的“隱性成本”

但問題就出在這里：福特把一個人的生命，粗暴地定價20萬美元。在這個算法里，一個活生生的人，和一堆零件、一筆賠款沒有任何區別。

福特的計算里，只包含了最直接的法律賠償，完全忽略了那些難以量化，但其實更具毀滅性的隱性成本：

品牌成本：丑聞曝光后的聲譽損失，可能高達幾十億甚至上百億美元；

法律成本：會引發天價的集體訴訟和律師費，遠遠超過當初的賠償預算；

社會成本：無數家庭破碎，公眾對整個大企業群體的不信任；

內部成本：員工的道德挫敗感。一個正常人，在一家明知會害死消費者卻故意不改的公司里工作，會覺得非常惡心。

而且這里面還有一個最自私的算計：當時福特的高管都是輪換制的，等幾年后事故集中爆發、需要賠錢的時候，當初做決策的人早就不在這個位置上了。他們算的從來不是企業的長期功利，而是自己任期內的短期功利。

3.法律給功利主義的致命一擊

1972年，一輛福特平托在加州高速上被后車低速追尾，油箱當場破裂起火。

駕駛員格雷當場死亡，車上13歲的乘客格里姆肖全身超過90%的皮膚被嚴重燒傷，經歷了幾十次手術，徹底毀容。

1978年的庭審中，原告律師第一次把福特那份內部的成本收益分析備忘錄公之于眾，整個美國瞬間炸鍋了。陪審團最終判給格里姆肖251.6萬美元的補償性賠償，以及對福特公司1.25億美元的懲罰性賠償。

后來法官雖然把懲罰性賠償降到了350萬美元，但這個判決的意義已經超出了案件本身：它向全世界宣告，企業如果為了利潤故意漠視消費者的生命安全，將被處以遠超你計算成本的懲罰。

就這樣，福特那套“賠償比修復便宜”的邏輯，被徹底打碎了。

在巨大的輿論和監管壓力下，福特從1978年開始主動召回150萬輛平托車，免費加裝防碰撞裝置。這花的錢，早就遠遠超過了當初的1.37億美元。

平托車也徹底成了“不安全汽車”和“無良企業”的代名詞，1980年正式停產。福特的整體品牌形象，遭受長達幾十年的負面影響。

六、不要去計算生命與尊嚴

講到這里，我們再往深想一層：如果福特平托車這個缺陷不會導致死亡，只會導致輕傷，但修復這個缺陷會讓公司直接破產、幾千人失業，你又該怎么選？

這個決策的閾值到底在哪里？是不是一下子就難了？但性質其實是一模一樣的，只是傷害的程度不同而已。

世界是有規律的，但每次決策其實都是在賭。賭環境，賭結構，更重要的是，賭我們自己的良知。

不同的人會做出不同的決定，不同的決定造就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身邊會圍繞著不同的人，最后就造就了不同的企業。而哪些企業能活得更久，時間會給出答案。

功利主義最大的、也是最天然的危險，就是它會把世間的一切都換算成貨幣。但尊嚴和生命不是普通商品。 一旦一家企業把生命當成可以計算的成本，信任就會瞬間坍塌，整個社會的循環就會對你關閉。

生命與尊嚴不可計算，也不能用來交換任何功利。計算這件事本身就已經非常危險了。

結語

我們都知道，商業世界沒有非黑即白的標準答案，每一個決策都充滿了權衡與妥協。沒有誰能一輩子不做錯事，也沒有哪家企業能永遠走在絕對正確的道路上。

但妥協不等于沒有底線，功利主義不是錯，但把“短期利潤”當成唯一的衡量標準，就是最大的錯。福特和銀廣夏都以為自己是最聰明的算計者，最后卻成了自己短視的犧牲品。

真正厲害的管理者，不是最會算計的人，而是在所有人都被壓力沖昏頭腦的時候，依然能守住那條紅線的人。

因為他們知道：底線不是束縛，而是保護；敬畏不是懦弱，而是智慧。而那些真正能穿越周期、活得長久的企業，從來不是最會賺錢的那個，而是最懂得尊重人、最懂得敬畏規律的那個。

今天我們深嵌于一個新的時代，科技、經濟、哲學、政治都在經歷持續變革和深刻重塑的復雜社會與商業環境之中，而真正困住絕大多數人的核心挑戰，恰恰是：我們的認知框架、組織形態和行動邏輯，還停留在“前全球化時代”“前AI時代”。

面向新全球化時代、AI新時代，筆記俠PPE（Philosophy哲學、Politics政治學、Economic經濟學，三學科交叉培養體系）課程，正是為理解這樣的復雜系統而生：

在這里，你能理解以AI為核心的科技經濟和智能商業、理解AI哲學、理解文明進程與哲學意義、理解新格局下的國際貿易與經濟政策、理解國際政治與全球治理模式。

這，正是第五代企業家應有的一套完整的“認知操作系統”。駕馭技術、洞察世界、扎根中國、修煉心力，在應對時代重重挑戰中尋找屬于你的決策底牌。

本文作者，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歐美宗教研究所所長蘇德超教授，將作為西方哲學模塊的全程授課導師，帶領同學們追尋真理與決策的依據，從而在AI時代找到不確定里的致勝方向。

穿越變革的舊世界，找到時代的新大陸，從【PPE：未來3年和AI時代的決策底牌】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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