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還未從AI技術的突飛猛進中反應過來時，卻猛然發現：AI時代并沒有終結資本主義，卻將它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悖論：生產力越解放，分配越失效；系統越智能，人的主體性愈發弱化。這不是技術的失敗，而是資本邏輯在自身極限處的自我瓦解。而黃昏之后，或許是另一種可能的黎明。

那么，我們是不是可以嚴肅地提出一個問題——當今世界，是否正處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或者至少是這一過渡的某個階段？當人類再次來到命運的十字路口時，是選擇被資本主義拖入深淵，還是選擇走向社會主義？

近日，在《文化縱橫》舉辦的“當代資本主義危機與世界未來學術研討會”上，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朱安東在演講中，對上述問題做了深刻闡述。

【文/ 朱安東】

當前世界正處在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變亂交織：俄烏沖突持續，巴以沖突未平，美國將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強行擄走，美以兩國開始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相關的戰爭數據大家應該聽說過，不同機構的統計雖然有差異，但都非常令人痛心。根據去年數據，全世界有50多個國家處于戰爭之中，每月因戰爭死亡的人數至少兩萬人。

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宮后，居然對格陵蘭島甚至加拿大提出了領土要求，這使得有觀察者認為不僅雅爾塔體系風雨飄搖，甚至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也處于崩塌之中。

再加上他第一次執政后采取的各種政策，主動打破美國主導制定的并且總體對美國有利的各種支撐世界經濟政治運轉的各種規則。不由得讓人想起這句話，“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這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描述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制度過渡時的論斷。那些支撐封建社會運轉的等級的、固定的東西要么煙消云散了，要么被褻瀆了。

而今天，我們不禁要問：那些支撐資本主義社會運轉的“等級的”“固定的”“神圣的”東西，是否也在崩塌之中？我們能否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是否正處在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時代，或者說我們正處于這一過渡的哪個階段？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我的理解是世界正處于大變局、大亂局，變亂交織之中，后面或許還可以加上三個字——大危局。

世界資本主義正面臨系統性、制度性的危機，這不再是周期性危機，更帶有趨勢性與結構性特征。它不單涉及經濟金融層面，還涵蓋社會危機、政治危機乃至文化危機。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資本主義生產的動機就是賺錢。生產過程只是為了賺錢而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只是為了賺錢而必須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都周期性地患一種狂想癥，企圖不用生產過程作為中介而賺到錢。）”按我們今天的話說，這就是“脫實向虛”。括號里的這句話會讓人更多地關注其周期性，我最近在思考，這是不是也體現了資本主義一種趨勢性或結構性的轉變？

關于當代資本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我認為可以概括為“金融壟斷資本的統治”。這樣的統治至少已經在美國確立，而且已經蔓延到了許多國家。那些大型投行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影響力有所下降，如今影響最大的是資產管理公司，其中規模最大的是三家：美國先鋒集團、貝萊德和道富集團。先鋒集團與貝萊德各自管理的資產均超過10萬億美元，它們是標普500指數中絕大多數公司的最大股東，幾乎實現了全面掌控。標普500的前五大股東里面，已很難見到自然人股東，貝佐斯、馬斯克只是極少數特例，其余基本為金融資本機構。

2024年全球十大資產管理公司，其中排名第1到排名第6的都是美國公司，排名第8的也是美國公司

當金融資本控制了這些最大、最核心的企業后，會不會影響企業行為呢？有一種說法認為，這類投資基本都屬于被動投資，主要通過購買基金或ETF等持有相關企業的股份。但試想一下：如果你成為微軟的最大股東，可能不派人參與管理嗎？這是很難想象的。事實上，他們必然介入管理，進而改變企業行為。

這樣導致的結果是，企業盈利后優先用于股票回購與股東分紅，而不是拿去投資或搞研發。這二者背后都是受“股東利益至上”的思潮影響——公司的一切是為了股東的短期回報。這使得原本以制造業為核心的企業，經營目標日趨短期化，越來越無視長遠發展。因為私人金融資本追求的往往就是“掙快錢”“掙大錢”。

這會帶來一系列后果。波音公司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作為全球干線客機制造兩大寡頭壟斷企業之一，只要不出大的問題，它就不用愁訂單，不用愁盈利。但這樣一家公司，何以淪落到生產出波音737MAX這樣的劣質產品呢？這恐怕與當年波音合并麥道后原麥道高管入主波音管理層密不可分。這批人強調企業的金融化運營，導致了麥道的頹勢，以至于被波音合并。但當他們入主波音后，仍然延續了原來的做法和思路，無法容忍在當年波音總部的工程師文化，將總部遷至芝加哥。后來出了737MAX事故后，波音的總部又遷到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原因很簡單——阿靈頓靠近五角大樓，如今波音相當一部分合同依賴于美國國防部訂單。

上世紀80年代起，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明顯的去工業化趨勢。從幾個主要工業國制造業增加值情況來看，美國等傳統工業國均在下滑在世界比重均在不斷下降。2023年中國在全球的占比是31%，美國僅15%，日本只有6%、德國5%。

盡管從奧巴馬政府開始，美國一直力推制造業回流，但效果甚微。自從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之后，不僅美國工業和制造業的產出沒有恢復到2007年的高點，就連產能也沒有什么增長。我個人甚至比較懷疑，未來某個時刻它可能出現斷崖式下跌。如今美國連航空母艦的維修都修不明白了，這背后是一系列的問題。

經濟長期停滯伴隨金融泡沫高企，債務問題日益嚴峻。當前資本主義國家國債占GDP比重的平均水平已達120%。這帶來一個嚴重問題，單是支付國債利息已成為美國等國財政的沉重負擔，美國國債利息支出已超過軍費開支。

美國國債已經超過39萬億美元

社會危機層面，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社會動蕩事件層出不窮，主要問題在于貧富分化加劇、收入分配不公引發的一系列尖銳矛盾。美國貧富分化達到了歷史高點，首次出現最富有的1%人群所擁有的財富超過中間60%人口的總和。再加上非法移民、難民、宗教、種族等一系列問題相互交織，未來這些問題會導致西方社會面臨愈發深重的危機。

西方國家普遍陷入的政治危機，政治極化、黨爭不斷，國家治理能力在不斷下滑，連撤軍這樣的行動都難以妥善處理。俄烏沖突中北溪管道被炸，更顯露出美國作為霸權國家，如今已不再顧及盟友“小兄弟”們的利益，典型的“兄弟就是拿來賣的”“死道友不死貧道”。這是不是反映出其內部矛盾已經嚴重到使其無法兼顧盟友利益的程度了呢？

影響更為深遠的可能是文化危機。當前，在西方社會中占主流地位的思想、理念、理論既無法解釋當前所處的困境，更無力提出解決方案。回顧我們的歷史，中國在辛亥革命后也曾陷入文化危機，西方如今是否也已淪落至此？文化危機一旦陷進去，恐怕要個三五十年，乃至百八十年才可以走出。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的推動下在全球泛濫，但2008年之后已經難以為繼，繼而轉向民粹主義，特別是右翼民粹主義，特朗普、莫迪等人都是代表。但民粹主義同樣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因為沒有人敢損害金融壟斷資本的利益。在此情形下，西方急需改革卻無從改革——誰敢挑戰華爾街？挑戰后可能最好的下場是被彈劾。

現在西方陷入了“急需改革而改革不可得”的困境。結果，各種矛盾必然不斷深化、激化、交織，西方國家繼續向右發展的可能性極大。事實上，在某些國家，帶有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色彩的政客和政黨的影響力在不斷上升。我比較擔心，帶有法西斯主義色彩的個人與政黨的影響力將持續擴大，最終會在若干個主要國家登堂入室。如果真出現這種情況，人類可能面臨著災難性的境地。

在這個大背景下，中國的崛起就具有了極其重要的世界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對于人類未來的發展也都具有了極其重要的意義。

總之，人類社會正處于又一個十字路口：要么被資本主義邏輯拖入深淵，要么走向社會主義道路，闖出一條新路，為人類社會的未來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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