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是中國高等教育資源最富集、學術人才最集聚的區域之一，“長江學者” 特聘教授作為頂尖學術精英的代表，他們的求學軌跡不僅是個人學術成長的路徑，更勾勒出中國高層次人才教育流動的社會空間圖譜。長期以來，學界多聚焦學術人才的職業流動，卻極少關注其高等教育階段的流動特征，而這恰恰是人才成長、區域科教資源配置的核心密碼。

本文基于1998—2017年長三角地區628名“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的公開履歷數據，從本科、碩士到博士階段觀察其教育流動軌跡。所謂教育流動，既包括從一所高校到另一所高校，也包括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區域內部到區域外部乃至境外的空間轉換。透過這些軌跡，可以看到長三角高層次人才成長背后的三個關鍵詞：向上流動、城市能級、全球訓練。

流動者畫像：誰在教育流動？為何流動？

數據顯示，長三角學術精英的教育流動呈現高比例、低頻次、差異化三大基礎特征。整體流動率處于中等偏上水平。在405位有教育流動經歷的“長江學者”中，七成人只流動過一次，兩成流動過兩次。與歐美學術精英的高流動率相比，這一比例雖不算高，但已接近日本等東亞國家水平，也與國家領軍人才的流動率（66.96%）相當。

有趣的是，不同群體的流動傾向差異明顯。女性學者的流動率（77.5%）明顯高于男性（63.71%）；社會科學領域的流動率（69.44%）高于自然科學（64.38%）和人文學科（57.78%）。而從出身來看，本科畢業于非“雙一流”高校的學者流動率最高，達91.60%，碩士階段畢業于普通高校的流動率也達88.31%。這說明，教育流動本身就是一種篩選機制。研究顯示，那些從普通院校“逆襲”到精英高校的學者，不僅提升了學術能力，更通過流動積累了寶貴的“學緣資本”。正如社會學家布迪厄所言，社會關系網絡的規模與質量，為個人發展提供了更多空間與機遇。

不同畢業院校的長三角學術精英教育流動比例（%） 本文圖表均為作者自制

從代際差異看，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的“50后”學者流動率最高（70.53%），“60后”次之（64.76%），“70后”降至58.54%。而分省份看，安徽籍學者的教育流動率最高（74.07%），上海（63.87%）和江蘇（57.24%）居中，浙江最低（52.53%）。

向上流動：城市分層與學校聲譽等級的博弈

如果將教育流動放在“城市分層”與“高校聲譽”兩個維度上觀察，會發現長三角學術精英的流動以“向上流動”和“平行流動”為主，極少出現“向下流動”。

我們的研究構建了包含一線城市、二線城市及三線以下城市的城市分層體系，以及基于ARWU世界大學排名的四個高校等級。數據顯示，在本碩和碩博階段，向上流動的比例分別達到66.5%和69.0%。即使個別階段出現向下流動，也會在下一階段“回歸”到更高學術聲譽等級。

一個耐人尋味的發現是：當面臨“升城降校”（城市等級提升但學校排名下降）與“降城升校”（城市等級下降但學校排名上升）的選擇時，學者們更傾向于前者。在本碩階段的流動者中，“升城降校”型占比30.2%，而“降城升校”型僅占4.7%。

長三角學術精英教育社會流動的主要路徑 注：本表統計的是流量排名前十的教育流動路徑。

這提示我們，城市能級在人才吸引力中的權重正在上升。相較于單純追求名校，學術精英更看重城市提供的綜合資源與發展平臺。對于中西部高校而言，僅靠學校聲譽已難以留住人才，必須依托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等載體，全面提升城市的科研設施、生活環境與職業發展機會。

空間軌跡：從區域環流到全球流動的“三級跳”

學術精英的空間流動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本科階段，52.03%的學者選擇在本省或本市就讀；到了碩士階段，這一比例驟降至16.75%；博士階段進一步降至12.50%。相對應的，跨境流動比例從本科時的0.64%，躍升至碩士時的16.27%，再到博士時的40.73%，實現“倍增式”增長。

長三角學術精英不同階段教育流動的空間特征(%)

在境內流動中，長三角地區既是重要源頭，也是核心目的地。本科到碩士階段，46.31%的流動發生在長三角內部或從區外流向長三角。但到了碩博階段，這一比例降至39.52%，而流向境外的比例大幅上升。

美國、日本、英國是這些學術精英最青睞的留學目的地。在博士階段留學者中，赴美人數最多（58人），其次是日本（35人）和英國（24人）。香港地區也吸引了8位學者。

值得注意的是，長三角四省市呈現出不同的流動“性格”。上海學者有“安土”的一面，他們中66.67%的人本科階段選擇在本市就讀，碩博階段雖降至23.81%，但仍高于其他地區；但他們也最“輕遷”，跨境流動比例在各階段均處高位。江蘇學者熱衷于省內跨市流動，主要流向南京。浙江學者則因省內名校資源相對單一（僅浙江大學），更傾向于跨省流動，其跨省流動中70.59%流向長三角其他省市。安徽學者在本科和碩士階段跨省流動率高，博士階段則更傾向于出境深造（56.25%）。

網絡結構：滬蘇雙核引領的金字塔格局

如果把學術精英的省際流動繪制成網絡圖，會出現一個以上海、江蘇為強中心的“金字塔”結構。

在國內260次跨省教育流動中，上海和江蘇既是最大的人才流入地，也是最大的人才流出地。其中，江蘇-上海、浙江-上海、安徽-上海的流動強度最高，這三條路徑承擔了上海學者教育流動流量的34.90%。北京、湖北作為高教重鎮，與長三角的互動也十分密切。

從網絡等級看，上海、江蘇屬于“強聯系中心”，浙江、北京、安徽為“中等聯系中心”，其他20個省份為“弱聯系中心”。這種“東密西疏”的格局，與國內高校資源的分布高度一致。

長三角學術精英國內教育流動的空間等級體系

研究還發現，長三角內部存在明顯的“核心-外圍”分層。上海和江蘇的學術精英密度（每萬人R&D人員全時當量中的學者數量）分別為15.53人和3.84人，遠高于浙江（2.39人）和安徽（2.35人）。相應的，上海和江蘇更多扮演人才環流的“蓄水池”，而浙江和安徽則更多向外輸送人才。

在流動模式上，本碩階段以“核心區域內部環流”和“外圍區域內部環流”為主（合計占比超90%）；到了碩博階段，“向境外流動”成為核心區域和外圍區域的共同首選（分別占45.56%和41.84%）。這種從“區域環流”到“全球流動”的轉變，反映出學術訓練國際化程度的深化。

長三角學術精英的教育流動結構

政策啟示：構建有序有益的教育流動生態

學術精英的教育流動不僅是個人選擇，更關乎國家創新體系的空間布局。長三角及全國當前高層次人才“東密西疏”、“核心集聚”的格局，早在他們的學生時代就已埋下伏筆。理解這一“流動密碼”，為我們優化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協同發展提供了三個維度的政策切入點：

首先，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優質高教資源的投入，提升當地高校的學術聲譽，減少人才向東部過度集中的趨勢。同時，中西部地區需積極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以城市能級提升來彌補高校排名的差距。

其次，優化區域內部合作。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應充分發揮上海、江蘇的強聯系中心優勢，建立區域間人才流動與合作機制，促進人才、技術、信息的雙向流動，避免單向“虹吸”。對于浙江、安徽而言，既要正視人才外流的現實，也要通過共建實驗室、聯合培養等方式，將人才流動轉化為合作契機。

再次，關注差異化需求。女性學者、社科領域學者、普通院校出身的學者有著不同的流動特征，教育政策應提供更具針對性的支持，如跨校訪學資助、聯合培養項目等，滿足其向上流動的愿望。

最后，理性看待留學潮。博士階段四成學者選擇出境深造，既是提升科研能力的途徑，也帶來人才滯留海外的風險。應完善海外人才引進與回流機制，讓國際化教育背景轉化為國內創新動力。

教育、科技、人才的“三位一體”發展，需要從源頭關注學術精英的成長軌跡。理解他們的“流動密碼”，才能更好地建設一個既充滿活力又均衡發展的高等教育體系。

【本文是2025年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立項課題“城市青年發展指數構建與政策優化研究”（QY20250301-7）階段性成果。作者薛琪薪系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組織研究部助理研究員。文章改寫自作者發表于《空間與社會評論》（2025）的論文《長三角學術精英教育流動的社會空間特征研究:以長江學者為例》】

“長三角議事廳”專欄由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現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創新基地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發起。解讀長三角一體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線調研報告，呈現務實政策建議。

來源：薛琪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