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的上海，一場針對地下黨骨干的秘密抓捕悄然展開，陳賡和廖承志不幸落入敵手。

令人意外的是，還未正式提審，廖承志竟主動高聲“招供”，聲稱愿意帶巡捕去抓共產黨。

這個舉動，讓巡捕們欣喜若狂，也讓幕后主使者蔣介石喜出望外。

但他們很快就后悔了，這是為什么？

蹊蹺被捕

1933年3月28日下午，年僅二十五歲的廖承志，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落入了敵人的圈套。

他是在參加秘密會議的路上被捕的，更讓他心神不寧的，是他在巡捕房的臨時關押處，看到了陳賡。

陳賡比他更早落入敵手，這位紅四方面軍的高級將領不久前在上海治傷，因叛徒告密身份暴露，在電影院門口被捕。

趁著看守轉身走開的間隙，廖承志壓低聲音與陳賡交談了幾句。

兩人的話雖不多，但彼此心中都有了同一個判斷：這次被捕，背后一定有條線索。

陳賡是前來上海秘密治療腿傷的，行蹤隱蔽，防范嚴密，敵人根本不可能輕易掌握他的位置。

更何況廖承志所參加的秘密會議，地點和時間只有極少數核心成員知道，敵人卻來得不偏不倚，顯然是有人通風報信。

廖承志的心沉了下去，如果不盡快將消息傳遞出去，更多的黨員會被牽連進來，整個上海的地下組織可能遭受滅頂之災。

他強迫自己冷靜下來，仔細觀察巡捕房內外的動靜。

但他和陳賡都身在鐵窗之內，外面的事如何傳遞出去？

廖承志側過頭，和陳賡交換了一個眼神，一個大膽的計劃悄然生根。

假意招供

要想把內奸的消息傳出去，首先得讓自己離開這間牢房。

而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月里，想讓敵人主動把你放出來，幾乎是天方夜譚。

唯一有可能的辦法，就是假裝變節，借敵人的手把自己“送”出去。

經過一番考慮，廖承志拿定了主意。

當天傍晚，正在被押往審訊室的走廊上，他突然停下腳步說：“我知道共產黨在哪里，不用再審訊了，我直接帶你們去！”

巡捕們頓時喜出望外，連忙層層上報，幾個小時后，上級批準了廖承志的請求，并派了五名巡捕全程跟著他出門“抓人”。

夜色漸漸籠罩上海，廖承志帶著五名巡捕從巡捕房出發，穿過一個又一個弄堂，七拐八拐，越走越偏僻。

走了大約半個小時后，一行人來到辣斐德路辣斐坊附近一處僻靜的街巷，在一座二層小樓所在的院落前停了下來。

廖承志說共產黨的人可能就在里面，自己要先進去看看情況。

巡捕們對視一眼，沒有反對，上前敲響了院門，門開了，開門的是一位五十多歲的婦人。

四目相對的一剎那，婦人吃驚地捂住了嘴巴，原來開門的不是別人，正是廖承志的母親何香凝。

廖承志抓住機會用家鄉方言飛快地說：“我被法國巡捕逮捕了，陳賡也在里面，有叛徒出賣了同志，快想辦法通知同志們轉移！”

旁邊負責押送的巡捕雖聽不太懂方言，但從兩人見面時的神情已經意識到不對勁，立刻上前打斷，強行把廖承志拖走。

但最關鍵的幾句話已經傳到了何香凝耳朵里，就這樣，廖承志用一趟假裝“招供”的路，把最寶貴的情報送了出去。

輿論風暴

消息送到何香凝手上之后，一場緊鑼密鼓的營救行動隨即展開。

何香凝沒有絲毫耽擱，立刻前往宋慶齡的住處。

這位孫中山先生的遺孀，在當時的中國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她聽聞廖承志被捕的消息后，當即拍板：不惜一切代價救人。

宋慶齡迅速聯絡了蔡元培、楊杏佛等人，商議營救方案。

幾經磋商，他們決定一方面聘請上海灘最有名望的律師為廖承志等人辯護。

另一方面在社會上制造輿論壓力，讓國民黨當局不敢輕舉妄動。

他們請來的律師叫吳凱聲，是當時法租界內第一位能用英、法兩種語言出庭辯護的中國律師，曾先后為陳延年、陳賡等共產黨人做過辯護，以代理政治案件見長。

吳凱聲受宋慶齡、何香凝和蔡元培的委托，毫不畏懼這場政治風波，毅然接下這個燙手的案子，準備在法庭上與國民黨當局一決高下。

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特為此事發表宣言，以喚起全國民眾的關注。

與此同時，何香凝徑直闖入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的辦公室，聲言“你不放人，我就坐在這里等著”。

吳鐵城見狀，只能好言安撫，同時緊急向蔣介石請示。

何香凝還通電全國求救，輿論的力量很快顯現出來。

宋慶齡利用自己的人脈關系，動員多家報刊主編廣泛報道此事，一時間，上海的街頭巷尾都在議論廖承志被捕的新聞。

民眾得知廖仲愷的兒子被國民黨當局勾結帝國主義抓捕，憤怒的情緒迅速蔓延開來。

人們自發走上街頭游行示威，痛斥國民黨當局與外國租界狼狽為奸，迫害自己國家的同志。

這場輿論風暴不僅讓國民黨當局顏面掃地，也徹底打破了他們秘密逮捕廖承志的如意算盤。

蔣介石原本以為可以悄無聲息地將這位“大魚”控制在手中，如今卻不得不面對舉國上下的質疑目光。

1933年3月31日，法院開庭“審判”陳賡、羅登賢、廖承志等人。

法庭內外擠滿了人，廖承志站在被告席上，從容不迫地駁斥了南京政府強加的罪名。

吳凱聲律師則抓住控方證據的漏洞，引經據典，據理力爭，根據租界法律，這幾名被告應當予以釋放。

這場庭審讓控方理屈詞窮，但國民黨當局并不打算輕易放手。

法院最終還是判決由工部局巡捕房將廖承志等五人移交給國民黨當局。

不過，吳凱聲并未就此放棄。

他緊跟押解廖承志的囚車來到上海市公安局，搬出國民黨當局刑事訴訟法中關于被告偵詢完畢可交辯護律師“責付”出獄的規定，要求立即將廖承志“責付”給律師。

這場交涉從下午六時一直持續到晚上十時，整整四個小時的拉鋸戰。

最終，在律師的堅持和努力下，警察局長文鴻恩不得不將廖承志“責付”給辯護律師。

當晚，吳凱聲將廖承志毫發無傷地交到了何香凝手中。

經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和何香凝的積極營救，廖承志于當晚被保釋出獄。

陳賡、羅登賢等四人則于4月1日被押解南京軍事監獄，營救工作遠未結束。

4月4日晚，宋慶齡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干事楊杏佛、法律委員沈鈞儒等一行人乘火車連夜趕往南京。

次日凌晨抵達后，宋慶齡當面提出釋放一切政治犯、廢止濫刑、改善獄中待遇等四項要求。

4月5日，宋慶齡又巧妙借視察監獄的機會，將黨組織給獄中同志指示的紙條扔在地上，接通了陳賡等人與黨組織的聯系。

煙盒藏信

廖承志獲釋后，暫時住在母親何香凝家中，表面上看，他已經恢復了自由，但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從未放松過。

但一個更加緊迫的任務擺在他面前，在獄中，廖承志和陳賡通過有限的交談，已經鎖定了若干名嫌疑極大的內奸。

這些人很可能就潛伏在黨的組織內部，若不及時清除，后果不堪設想。

可如何將這份用生命換來的情報安全送出去，成了一個難題。

廖承志的家門外時常徘徊著可疑的身影，任何不速之客的造訪都可能引起特務的警覺。

就在這時，宋慶齡突然出現在何香凝的家中。

這次拜訪非同尋常，宋慶齡此行只有一個目的：從廖承志手中拿到那份關乎黨組織安危的叛徒名單。

何香凝見宋慶齡突然到訪，立刻意識到事態緊急。

她簡單寒暄了幾句，便起身離開房間，將空間留給了這兩位志同道合的戰友。

宋慶齡坐下后，只問了廖承志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不能堅持下去，第二個問題，就是那份叛徒名單。

廖承志的回答同樣干脆，他說上海的工作恐怕難以繼續，自己打算前往蘇區，至于名單，他毫不含糊地答道：“這容易，我馬上寫給你。”

宋慶齡看廖承志如此利落，便給了他一個時間限制：“只有十分鐘。”

說完，她打開隨身的皮包，從里面取出一根香煙，點上了火，獨自走出了房間。

廖承志迅速鋪開紙張，埋下頭來，將自己在獄中反復確認的內奸名字一一寫下。

這份名單雖短，每個名字背后卻都關乎無數同志的生死，他寫得很快，不到十分鐘就完成了。

很快，宋慶齡回來了，廖承志將寫滿名字的紙條遞給她。

宋慶齡接過紙條，從容地打開皮包，又取出一根沒有抽過的香煙。

只見她動作嫻熟地將香煙上半截的煙絲小心地挑了出來，然后拿起那張寫有名單的紙條，仔細卷成一個細長的煙卷狀，緩緩塞進了空出的香煙殼里，又輕輕捏了捏封口。

整根香煙看起來完好如初，根本看不出任何異樣。

做完這一切，宋慶齡將香煙放回皮包，沒有再多說一句話，便匆匆離開了。

這份用香煙精心偽裝起來的名單，就這樣在敵人的眼皮底下，安全地送出了廖承志的家門。

宋慶齡沒有耽擱，迅速將這份情報轉交給了黨組織的有關同志。

黨組織拿到名單后，立即展開了甄別和調查。

經過反復核實，那些被廖承志鎖定為叛徒的人，大部分證據確鑿，被逐一清除出了隊伍。

而在此之后，廖承志在組織的安排下，改名為“何柳華”，秘密離開上海，踏上了前往川陜蘇區的漫長征途。

在成都，廖承志與曾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羅世文會合。

兩人在十多個地下黨交通站的一路護送下，穿行于蒼南閬中一帶的崇山峻嶺之間，整整走了四十多天。

直到1933年10月10日，廖承志終于在地下黨掌握的民團掩護下，從蒼溪縣王渡鎮的犁轅灘渡過嘉陵江，進入了川陜蘇區。

他先后擔任川陜蘇區省委常委、工會宣傳部部長，后來又擔任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

而他的母親何香凝和宋慶齡，這兩位同樣剛毅果決的女性，也在各自的陣地上不遺余力地為革命奔走呼號。

她們和廖承志一樣，都在為了同一個光明的前途，付出著自己能夠付出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