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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元豐七年(1084),洛陽城一處簡陋宅院里,一位年過六旬的老人完成了一件震爍古今的大事——耗時19年、多達294卷、約300多萬字的《資治通鑒》橫空出世。
彼時,這位老人已“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為了這部巨著,他專門制作圓形木枕,睡覺時只要稍微一動,光滑的木頭就會滾動,人便會驚醒,隨即起身繼續挑燈夜戰。
這位對自己“苛刻”到極點的老人,就是司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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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警枕”雕塑。(圖片來源:“中共中央西北局岷州會議紀念館”微信公眾號)
當時的洛陽百姓流傳這樣一句戲言:“王家鉆天,司馬入地。”“王家”指的是權貴王拱辰的“豪宅”,其中亭臺樓閣之多、奇花異草之盛引人驚嘆。相比之下,同朝為官的司馬光卻住著一處簡陋低矮的宅院,為了躲避夏日酷暑專門挖了一間“地下室”,在里面著書,被世人譏為“穴處者”。
這一“天”一“地”的對比,彰顯了司馬光不為外物所動、堅定信念操守的人格風范。他就像一位苦行僧,一輩子克勤克儉、誠實守信,哪怕過了近千年,依然因“勤”“廉”“正”的高尚品質被視為道德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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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清平樂》中的司馬光。(圖片來源:影視劇照)
(一)躬身入局,在務實中顯擔當
司馬光最廣為人知的軼事,莫過于七歲“砸缸救友”的故事。當別的孩子嚇得四散奔逃時,年幼的司馬光卻能保持冷靜,抄起石頭砸破水甕救人。
這一“砸”,不僅砸出了一個流傳千古的機智佳話,更砸出了他日后不隨波逐流、清醒獨立的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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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洛陽市應天門博物館里的司馬光砸缸場景。(圖片來源:“河南衛視”微信公眾號)
至和二年(1055),對司馬光有知遇之恩的龐籍出知并州,為河東路(今以山西為主的行政區域)經略安撫使,負責統籌整個河東路的邊防,司馬光也隨龐籍來到并州(今山西太原)出任通判。
彼時,北宋雖與西夏處于休戰之時,但邊境并不太平。
麟州(今陜西榆林)與西夏接壤,其中屈野河(今陜西窟野河)西的大片肥沃土地,正在被西夏人一點點蠶食。但麟州守臣卻一直采取忍讓妥協的政策。
當時,北宋百姓在屈野河上捕魚,卻遭到西夏人的驅趕。到了夜晚,西夏人偷渡屈野河,繞過麟州城池,到達城東偷盜糧食、牲畜。而北宋巡邏隊怕惹禍生事,只追到屈野河邊就停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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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與西夏相接的屈野河西地。(圖片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司馬光奉龐籍之命巡視邊防,親自越過屈野河,深入邊防前線勘察,決心逆轉邊防岌岌可危之形勢。
司馬光看到了待墾的良田,也看到了西夏囂張的氣焰,回到并州后,立馬上報龐籍并提出建議:修筑堡壘,招募百姓耕種。此舉可緩解河東地區糧價高昂、轉運艱難的困境,并可通過屯田實邊,遏制西夏人的侵擾。
龐籍采納了司馬光的建議,下令修筑堡壘,加強巡邏,為邊境筑起一道堅固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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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第十七:論屈野河西修堡狀。(圖片來源:識典古籍)
然而麟州將領郭恩急功近利,出擊西夏,結果大敗而歸。龐籍身為西北邊防的最高軍事長官,麾下將領兵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司馬光則因為提出修堡之策并力主推行,同樣難辭其咎。
為保全司馬光官場的“清白之身”,龐籍引咎還鄉。司馬光深感痛心自責,接連三次向朝廷上書,請求治罪,以換取龐籍的赦免。
屈野河西地的收復計劃雖未取得預期成功,但司馬光躬身入局、務實擔當的品質,在這場未竟的事業中得到了淬煉。
(二)窮究治道,于汗青間寄丹心
世人皆知司馬光以《資治通鑒》彪炳史冊,殊不知司馬光為編纂這部史學巨著,付出了多少精力和汗水。
司馬光推崇“文以載道”,務求文章要有補于世、要有可用之實。他深知歷史鏡鑒關乎社稷安危,關乎黎民蒼生,因而不愿做粉飾太平的弄臣,只愿做秉筆直書的史官。
“日力不足,繼之以夜”,是司馬光與時間賽跑的真實寫照。《資治通鑒》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周世宗顯德六年,內容浩如煙海。司馬光不僅負責編纂的整體事宜,帶領劉恕、劉攽、范祖禹等學者,遍閱歷代史籍,考訂異同。他還獨自負責最后定稿的步驟,刪繁削冗、修辭潤色,故而《資治通鑒》全書文字風格一致,連貫嚴謹,一氣呵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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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志鈞、王海濱所作國畫:司馬光著《資治通鑒》。(圖片來源:中華書畫家雜志)
《資治通鑒》成書之后,滿屋皆是書稿。黃庭堅奉命參與校訂,并檢閱數百卷書稿,但書稿中沒有一處顛倒涂抹或潦草連筆之處。
為此,黃庭堅贊嘆道:“其行己之度蓋如此(司馬光立身行事的氣度品性,從這件事就能看出來)。”
司馬光編撰《資治通鑒》,既源于幼時對史書的癡迷,更與北宋的政治現實息息相關。面對王安石變法引起的政治爭議,司馬光退居洛陽,將滿腔政治抱負融入千年敘事之中。
《資治通鑒》成為后世為官者的“政治教科書”,其中蘊含的為官原則可總結為四點:以民為本的政績觀、德才兼備的用人觀、倡廉崇簡的廉政觀以及求實慎重的治理觀。
“為人君者,固不以無過為賢,而以改過為美也”。他以此著作警醒后世官員:真正的政績是不唯上,只求實,把穩慎、恤民、制衡、守正的治理理念落到實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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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圖書館“鎮館之寶”、北宋司馬光主持編纂的《資治通鑒》存世唯一手稿(局部)。(圖片來源:國家圖書館)
司馬光問道一生,不虛美,不隱惡,持史家的良知與擔當,于汗青之間寄托為國為民、滾燙赤誠的丹心,讓后人能夠“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也為天下存留了一份公道與正義。
(三)守廉持正,于清貧中守本真
司馬光二十歲中進士,力輔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最令人稱道的為官品質,當屬無論環境如何變化,始終能堅定守正,不隨波逐流,基于民生疾苦的深切憂慮,踐行自己的政治操守。
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在宋神宗鼎力支持下全面推行新法,許多人為了迎合上意或謀求升遷,紛紛隨聲附和。
熙寧三年(1070年),司馬光以右諫議大夫身份先后寫下三封《與王介甫書》,細數新法中的弊端,勸其暫緩變革。面對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的強硬回擊,司馬光依然廷爭面折,堅持自己的政治立場。
當王安石拜相、新法全面推行時,宋神宗為安撫司馬光,特意任命他為樞密副使。此時司馬光深知已無力改變朝廷變法走向,遂辭官明志,自請退居洛陽。
晚年拜相后,司馬光廣開言路,緩解民困,改革選官以重視德才。在極短的時間內以病弱之軀全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完成了“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的政治夙愿。盡管他全面廢除新法,引起爭議乃至詬病,但他勤政與擔當的精神,是無可否認的。
更難得的是,司馬光雖身居高位,但他深知“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的道理,入仕四十余載,物質享受極為淡泊,一生不置產業,不蓄聲伎,“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純帛”。
宋仁宗體恤司馬光生活窮困,在臨終前留下遺詔,賞賜他一批金銀財寶。然而,司馬光卻屢次上書,陳述國家財政的困難,不愿受賞。幾番推辭未果,司馬光干脆將賞賜全部交給諫院充公,分文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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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像。(圖片來源:“河南衛視”微信公眾號)
司馬光的清貧,不是“掙得少”,而是“花得少”且“散得多”,他拒絕賞賜,充公諫院,周濟他人,甚至因家貧無力安葬病逝的夫人,不得不典當僅有的田地。這種“儉”并非自我折磨,而是一種清醒的價值選擇:為官者若被物欲所困,便難以公正用權、為民謀利。
司馬光一生始終不為物質所惑,不為譏諷而易志,以“儉以養德,廉以立身”為畢生信條,完美詮釋了剛正不阿、堅守正道的千古風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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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資治通鑒》雕塑。(圖片來源:運城市人民政府門戶網)
從以身入局的擔當作為,到務實勤懇的問道之路,再到秉正守節的人生信條,無論是身處廟堂之高,還是退居江湖之遠,司馬光的人生價值理念始終清晰如一。
司馬光做到了“立言”與“立功”的千古絕唱:于史學,嘔心瀝血,借古喻今;于官場,直言敢諫,匡正朝綱。他的政績觀,是不追求表面顯赫與虛名的勤政之風,是不為物欲所困、不被權位所惑的剛正不阿,更是“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的穩慎務實與歷史擔當。
(作者簡介:師英杰,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書記、副院長、副教授,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劉夢嬌,中央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本文系2022年度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研究專項一般項目(22JDSZK124)、2024年度北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課題一般項目“民族高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途徑研究”(BJSZ2024YB3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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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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