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規范心理咨詢行業發展，需要通過立法與制度設計，從培訓資質到業務開展建立更明確的標準和監管分工。
▲“全民幸福社”的“家排”現場，學員向“代表”下跪，表示與心結和解。圖/紅星新聞
新京報社論
據紅星新聞報道，今年以來，紅星新聞記者收到多位消費者反映，稱“全民幸福社”涉嫌利用環環相扣的培訓課程，對參與者實施“心靈操控”“斂財”。
今年4月，記者以學員身份，先后進入“全民幸福社”在深圳的“教練之道”成長班和西安的“教練式排列”成長班暗訪發現，一些白領高管深陷其中，在培訓現場被引導作出痛哭、尖叫、下跪等極端行為，學員甚至被關在室內通宵打電話拉攏新學員，而課程費用高達數萬至數十萬元不等。
近年來，類似以心理培訓為名行心靈操控、洗腦斂財乃至發展分銷之實的案件，已被曝光多起。從此次調查的情況和學員的反饋來看，“全民幸福社”的運作手法與此前多起案件高度相似，帶有明顯的操控、誘導和傳銷色彩。
盡管涉事機構的具體行為及其法律定性，仍有待相關部門依法依規核查，但此案無疑再次提醒全社會，對心理服務領域的亂象及其蔓延程度，依然不可掉以輕心。
比如，“全民幸福社”就號稱在全國有50多家合作機構、5000多個“分院”（代理），且學員中不乏高學歷白領，一些人甚至借錢“學習”、刷信用卡“學習”。這些細節表明，此類機構的影響力和蠱惑性不容低估。
每每遇到此類案件，社會輿論都呼吁要強化監管。但問題的解決，顯然沒那么簡單。應該看到，在當前社會壓力普遍增大、焦慮情緒蔓延的大背景下，心理咨詢的需求越來越成為剛需。
那些游走于灰色地帶的心理服務機構，實質上是迎合市場對“速效”心理問題解決方案的需求。而它們最終往往偏離專業倫理，甚至走向操控斂財的“邪路”，背后還有諸多現實誘因。
如在從業者的資質認定上，目前就存在明顯的真空。自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詢師職業資格認證考試后，相關培訓行業缺乏統一的準入門檻，大量不具備專業能力的人員加速涌入市場，部分平臺和咨詢師也存在誘導消費等行為。
以“全民幸福社”為例，其兩位創始人均非心理學專業出身，也不在中國心理學會臨床與咨詢心理學專業機構和專業人員注冊系統中。
而如此不“專業”的機構能夠存續多年，又對應著巨大的監管模糊地帶。公開報道顯示，市場監管部門可以對心理咨詢機構工商登記、收費等進行管理，但對服務質量和專業水平卻難以覆蓋。
現行的精神衛生法雖然明確區分了心理咨詢和心理治療，規定了心理咨詢師不得從事心理治療，但并未明確心理咨詢機構該由誰來管理。這種制度空白，客觀上也為“擦邊球”行為和行業“異化”提供了空間。因此，通過立法與制度設計，從培訓資質到業務開展建立更明確的標準和監管分工，已刻不容緩。
還要看到，正規的心理咨詢服務的供給不足，也讓問題機構有了更大的可乘之機。
目前中國心理咨詢師人才缺口較大。國家衛健委等部門在今年4月發布的《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實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各級公立精神專科醫院、各縣（區）至少有1所醫院提供心理門診服務；覆蓋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基本健全。這方面的人才培養及正規服務體系建設，有必要加快速度。
此外，社會認知層面的偏差同樣值得注意。一方面，心理咨詢本身門檻較高，再加之流派眾多、概念繁雜，容易放大誤導性；另一方面，公眾對心理問題的“病恥感”依然較強，不少人把“心理困擾”等同于“精神疾病”，這種認知誤區也容易加劇“病急亂投醫”，進一步放大非正規機構“作妖”的空間。
可以說，“全民幸福社”等事件或只是當前社會心理咨詢領域亂象的一個縮影。它提醒社會，完善制度和監管、擴大正規服務并加強社會科普，讓“全民幸福社們”再無法操控心靈和錢包，還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編輯 / 徐秋穎
校對 / 付春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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