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4個名字、787萬新臺幣、7.44萬劑快篩、12.5年求刑，這串數字把高金素梅推到風暴中心。表面是司法追訴，背后卻被解讀為政治算計。助理費、快篩輸入、選民服務被一并打包成重罪。爭議不只在有無違法，更在辦案尺度與時機。
2026年6月8日，臺北地檢署起訴高金素梅與辦公室主任張俊杰，并一口氣列出24名相關人員。檢方指控兩人多年以人頭助理、虛報加班費、冒領育嬰津貼等方式詐領公款，共計787萬新臺幣。
另一項焦點是疫情期間7.44萬劑快篩試劑的輸入與發放，檢方認為繞過食藥署審批，涉嫌違法輸入醫療器材。高金素梅被求刑12.5年，張俊杰被求刑16年，引發外界對刑度與動機的討論。
不少人拿過往案件對照，認為這次求刑明顯更重。高安國曾被判7.5年，蔡正元曾被判3.5年，而高金素梅直接被求刑12.5年。支持者因此把它視為對特定陣營的強力出手，并將其稱作司法清洗的升級。
反對者則認為，刑度高低應回到事實與證據本身，不能用政治標簽替代法律判斷。爭議從一開始就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社會信任的拉扯。
在助理費爭議上，檢調常從核銷與聘用細節切入。有人形容助理費像一把萬能鑰匙，只要決定要查，辦公室里總能翻出手續瑕疵或管理漏洞。
羅智強曾公開稱有17名在野民代“有案在身”，這類說法進一步放大了政治對立。即使最后未必重判，搜查、偵辦、起訴本身就足以造成長期消耗。
更大的爭點落在快篩試劑這一段。疫情緊張時偏遠部落難以取得檢測資源，高金素梅被描述為設法從境外籌措并免費發放。檢方則以未經核準輸入醫療器材、違反《藥事法》為由追訴，并認為存在“化整為零”規避程序的情形。
支持者認為這是緊急救援與行政僵化的沖突，反對者強調醫療器材必須依法審核以防風險。雙方的分歧不在“有沒有做事”，而在“能不能繞開程序”。
起訴內容還提到她替原住民婦女、小農、青年介紹工作等情節，并被檢方視為可能涉及給選民不當利益。這樣的指控引發強烈反彈，因為在許多選民認知里，這類協助屬于民代服務的一部分。
若把服務與不當利益的界線畫得過寬，就可能讓更多人不敢做事。若把界線畫得過窄，又可能讓權力尋租有機可乘。真正的難題是標準如何一致、如何可受社會檢驗。
高金素梅從演藝圈進入政治后，以無黨籍身份連任7屆原住民民代。她曾多次為原住民歷史記憶發聲，也公開表達中華民族認同與兩岸和平對話立場。
支持者認為她因此在原住民選區累積了強大的道德與政治資本。反對者則認為她的立場與當局路線沖突，長期處于高度對立的輿論場。這樣的背景讓任何司法動作都容易被放大解讀。
爭議進一步集中在她近年的質詢表現。金門撞船事件后，她在立法院連番追問海巡署細節與影像公開問題。她也多次質詢對美軍購預算，追問財源、民生擠壓與戰略目標等。
相關片段在網絡傳播后，支持者認為她“問到痛處”，批評者則認為她“刻意政治化”。當質詢內容與敏感議題高度重疊，司法追訴的時機就更容易引起聯想。
此前綠營曾發起對她的罷免，但第1階段聯署未過門檻。之后檢調搜查其辦公室與住處，并啟動偵辦，半年后起訴書出爐。立法院長韓國瑜曾公開呼吁檢調不要成為政治打手，并表示相信她經得起檢驗。
無論各方立場如何，案件走向都會影響社會對司法中立的觀感。更關鍵的是，這類高張力追訴將如何改變政治人物未來的發言與行動。
把高安國、蔡正元到高金素梅的案件放在同1條時間線上，外界出現“刑度升級曲線”的說法。再加上在野民代多案并行的傳聞，支持者更容易相信存在系統性壓力。
即使最終不一定都需要入獄，光是官司纏身就會讓當事人付出巨大的時間與資源。政治人物在敏感議題上的發聲成本也會隨之提高。最終受影響的不只是個別政治人物，而是公共辯論的空間大小。
若司法標準被認為選擇性適用，就會傷害制度信任。若政治人物把任何調查都說成迫害，也會削弱反貪與監督的正當性。社會需要的是清楚的證據、可檢驗的程序與一致的尺度，而不是靠陣營情緒定罪。
高金素梅會不會被判到接近求刑的刑度仍有待法院審理。更重要的是，這場爭議正在考驗一個社會能否在政治對立中守住程序與邊界。
特別聲明：以上內容(如有圖片或視頻亦包括在內)為自媒體平臺“網易號”用戶上傳并發布，本平臺僅提供信息存儲服務。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