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美國和伊朗在6月9日相互發動打擊，顯示出外交形態已經發生了多大變化。此前一天，一架美國陸軍直升機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被擊落，美軍隨后對伊朗發動空襲。
美軍稱，這些打擊是“對伊朗無端侵略的相稱回應”。而在此之前，唐納德·特朗普還宣稱，他正處于“達成一項非常、非常好的協議以結束戰爭的最后關頭”。
伊朗迅速展開報復。伊朗武裝力量中實力強大的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已打擊美國在巴林和約旦的基地，并警告稱，如果美國再次發動襲擊，將遭到“更加嚴厲的打擊”。
這一輪事態發生前幾天，以色列和伊朗剛剛短暫恢復直接沖突。導火索是以色列在黎巴嫩針對真主黨的軍事行動，而當地原本據稱處于?；馉顟B。此后，雙方展開多輪相互打擊，隨后又宣布將停止敵對行動。
乍看之下，這些事件彼此矛盾。外交本應是戰爭的替代方案，停火本應減少暴力。如今美國、以色列和伊朗再次相互攻擊，黎巴嫩境內的軍事行動也在停火安排下持續進行，外交與沖突越來越像是在同時展開。
幾十年來，決策者一直認為，戰爭與外交是國際政治中彼此分明的兩個階段。各國先談判，談判破裂后才會開戰。最終，戰場現實或國際壓力又會迫使對手重返談判桌，外交則成為沖突的退出機制。
1973年阿以戰爭后的局勢，就是這一模式的典型例子。沖突結束后持續推進的外交努力，最終促成了1978年的《戴維營協議》，為埃及和以色列達成決定性和平條約奠定了基礎。這項和平條約于次年簽署，至今仍然有效。
如今這一模式已越來越難以辨認，中東地區呈現出另一種動力結構。交戰方在軍事對抗持續之際仍在談判，?；鹋c空襲并存，斡旋方在威脅升級的同時穿梭于各國首都之間。
問題不在于外交失靈，而在于外交已不再承擔其傳統功能。外交如今不是在結束沖突，而是在幫助管控沖突。這個區別很重要，因為被管控的沖突，并不等于已經解決的沖突。
以色列與伊朗、以及如今伊朗與美國之間的最新升級，正說明了這一困境。各方似乎都不希望爆發全面地區戰爭，因為代價將極其高昂，后果也難以預測。但任何一方都不愿放棄其認為至關重要的安全利益。
以色列認為，真主黨的軍事能力構成重大威脅，因此有強烈動機削弱這一組織。伊朗則認為，保衛真主黨對自身安全至關重要，因為該組織既是遏制以色列的重要力量，也延伸了德黑蘭在地區內的影響力。美國打擊伊朗，則是為了維持威懾，并表明針對美國人員和資產的襲擊將付出代價。
其結果，是一種經過校準的升級循環。動用武力的目的，不是為了取得決定性勝利，而是為了向對手展示決心，安撫盟友和國內受眾，并說服對方領導人相信，進一步升級的代價將超過其潛在收益。外交的作用也不是消除根本爭端，而是防止局勢失控、螺旋式升級。
這造成了一種危險的均衡。當外交主要充當危機管理機制時，領導人就更少面臨作出艱難妥協的壓力，而持久和平恰恰需要這種妥協。談判可以在暴力持續的情況下無限延續，停火會變成短暫停頓而非解決方案，沖突也會因此長期化。
中東地區過去那種戰爭與和平的清晰界限，正在變得模糊。敵對大國不再按部就班地從外交走向沖突，再從沖突回到外交。相反，它們似乎長期停留在兩者之間的地帶。這一點應當引起決策者警惕。
當代外交的許多做法，仍建立在一些已不再完全適用的假設之上。談判常被視為局勢降溫的證據，停火也常被認為意味著正朝和平邁進。但這兩者都未必真正說明，一場沖突是否正在接近解決。
因此，美國與伊朗、以及伊朗與以色列之間最近的相互打擊，提出了一種令人不安的可能性。中東面臨的最大危險，也許并不是重新滑向更大規模的戰爭，而是陷入一種長期對抗狀態：暴力周期性爆發，外交周期性介入，但兩者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現實。
幾十年來，國際政治的核心挑戰一直是如何從戰爭走向和平。而今天浮現出的挑戰有所不同：當戰爭與和平同時發生時，談判者面對的是一個更為艱難的任務——如何結束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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