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 源：新京報（原文發于2017年5月29日）

1977年12月注定要永載史冊。

那一年，570萬出身不同，從十多歲到三十多歲的人共同走進考場，參加中斷了10年的高考。27萬人走進了大學，他們的命運就此改變，中國也由此悄然改變……

值此恢復高考四十周年之際，新京報推出大型系列專題報道“我的高考”，從每個個體的人生經歷出發，追尋他們的人生道路，探尋高考給他們帶來的命運轉變。每個人雖然渺小，但把他們的經歷結合起來，就是一部浩瀚的中國改革發展史……

本期人物：華生

▲華生，著名經濟學家。1978年考入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馬列師資班。新京報記者王子誠 攝

生于1953年的華生 ，具備那一代人幾乎最完整的經歷： 上山下鄉、恢復高考、改革開放、出國留學、海歸經商、再返教育、研究與改革。

華生感激高考，是高考給了他改變命運的機會。談到高考的最大意義，他用粉筆寫下了“回歸文明”四個字。他解釋說，不是每個人一定要上大學才能成才，但對一個國家來說，大學是文明的標桿。

談高考前的人生：
覺得還要掙扎，還要努力，不能放棄

新京報：當時知道恢復高考的消息時在干什么，第一想法是怎樣的？

華生：我是聽廣播知道這個消息，當時還在車間里干活，聽到的第一個念頭就想參加，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新京報：為什么說可能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華生：我出生在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家庭，小時候家境還算優渥，童年曾入學省級機關的幼兒園。但1957年家里有親人先后被打成“右派”，生活逆轉。1962年開始抓階級斗爭，家中又被挖出所謂的“國民黨特務”，直接墜入社會最底層。

因為我是“黑五類”子女，在那個時代是沒有前途、倍受歧視的。無非就兩個選擇，一個就沉淪了，就是說既然毫無前途，那啥也別干了。另外一種選擇就是還要掙扎、還要努力、不能放棄，但參軍、提干、入黨，這些事情都沒戲，而恢復高考，去考大學，對我就可能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新京報：一想到現實環境沒有出路，為什么還是選擇“掙扎”？

華生：我覺得，人在逆境中不是都選擇放棄，即便不知道希望在什么地方，但仍然還會努力，哪怕并不知道這個努力有什么用。其實縱觀人生，堅持努力本身給人的信念和動力就是最大的用。

還有就是剛下鄉后，16、17歲的時候，去上海走親戚，親戚家有一個老大學生畢業的工程師，他給我講西方科學的發展史，說知識永遠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知識，個人和社會都會很愚昧。人類歷史總是要往前走，因此不管條件怎么樣，還是要努力求知。這話也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新京報：所以就一直堅持學習？

華生：應當說，在逆境中長大的孩子會很早知道學習的重要和從讀書中尋找心靈的慰藉。記得我下鄉時帶的最多的東西是書。當時大隊的干部覺得我是個“怪人”。到進工廠的時候我更是背了好幾箱書。那廠長是個老干部，上來對我印象就很不好，說這個人搞什么搞，就是一個小破工人，還拉著那么幾大箱書。因為那時候都住集體宿舍，書沒地方放，就把書箱子放在床底下。

當時確實是沒什么書可以看，主要是馬列一類的經典，但好在這些書里有大量的歷史、哲學、經濟學等社會科學的知識。所以那個時候，主要練出來的是語文能力，因為那些書都是翻譯過來的，一來他們本來文筆就很好，翻譯的語言也很漂亮。

新京報：當時設想過今后的人生嗎？

華生：那時也沒想過人生將來怎么樣，因為那個環境已經給你限制住了，想也沒用。但看了那么多書，內心是吸取了能量，一回到現實世界，并沒有出路，也很苦悶。有時就會幻想自己也能變為書中的人物，比如狄更斯的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之類的，困境中的孩子毫無希望和出路，突然冒出來一個人來，說某人有囑要帶走你去讀書，這就徹底改變了主人公命運。像我一個受歧視的孩子，當時條件下改變命運是不可能的，看書多了，有時也會夢想出現一個改變命運的奇跡。但做夢也不會夢出高考來，只能從讀過的書籍里幻想。

新京報：從當時的物質條件來看，學習時間都不太充裕，你是怎么利用時間學習的呢？

華生：記得當時，《資本論》、《列寧全集》都是在田埂上面讀的，另外農村趕上陰雨天不用下地，只要下雨就不用干活，這個時間也可以利用起來。

新京報：你15歲就下鄉，當農民，當工人，到25歲考上大學離開，前后將近十一年，整個青春期都是在那種環境下，對你的人生觀世界觀形成有什么影響？

華生：那十年基本是文革的十年，是非常壓抑的年代，再加上我特殊的困境。不過這個特殊的處境，雖然也給我留下了一些憂郁的影子，但反過來又激勵你去努力，因為很多人可能條件還好，反而荒廢了時間。我覺得我可能值得慶幸的就是因為這些不利的外部環境，沒有使自己沉淪，卻逼著自己去努力，自己想從書當中去尋找自己生活的意義和價值。另外是在農村工廠的經歷，也讓我有那么一個契機，去了解社會底層的需求，感受農民、工人的真實想法和中國社會的現狀，理解他們的疾苦和需求。后來我多次去過當時插隊和務工的地方。記得我在農田干活時有一次暈倒，是鄉親們將我抬到村里的小醫務室，經救治才蘇醒。所以有一年我去就給村里捐錢把醫院搞好。前幾年我還和妻子一起去我插隊的村子串門，和當年的老朋友及他們的后代聊天。

▲1978年，華生即將離開工廠前往大學，和身邊的好友拍照留念。

談高考：
數學不及格補錄“踏上”末班車

新京報：當時參加高考的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華生：我參加了兩次高考，第二年才考上。但1977年高考和1978年只差幾個月。第一次考準備時間很短，因為中央也是很突然地發出消息，從宣布高考恢復到正式考試只有兩個多月。相對而言，半年后的78級高考時間充沛很多。因為之前看書的底子，文史哲沒什么問題，主要惡補數學。

記得1977年高考，因為報考人數太多，江蘇就搞一個預考篩選，為了減少工作量，就考兩門。因為數學不及格，在預選我就被刷掉了。

過了幾個月，沒有預選了我才首次有機會參加了1978年的全國統一高考。我考的是文科，主要考語文、政治、歷史、地理、數學，外加一個不記入總分的英文，文科就考這六門。

這次數學考試仍不及格，記得只有40、50分，但另外4門文科考得很好，5門平均分超過75分，算成了高分考生。

但是在錄取上遇到了問題，因為是“黑五類”子女，沒有學校愿接收，所有的招生錄完了都沒有我。

新京報：一直沒等到錄取信息，當時心情如何？

華生：當然很失落，但也沒想過放棄，還要考，畢竟當時分數宣布出來，我是高分，就說明我實力在那個地方。

一直到了10月底，南京工學院（現東南大學）在全部錄取結束后特別增開了馬列師資班，補錄了50人，這才把我招進去。所以我對母校感情很深，和這個也有點關系。

新京報：那個師資班的培養模式是怎樣的呢？

華生：當時學校缺師資，就緊急開了一些基礎課的師資班。由于當時是工科院校，文科除英文就開招了馬列師資班，師資班又細分了哲學、經濟學、黨史、自然辯證法，我選的經濟學。

新京報：當時的教學規劃有沒有什么不同？

華生：因為文革，學校停辦了十多年，應當說老師的知識結構也有些老化了，跟世界先進水平相比也有脫節了，比如經濟學還是沿用過去的東西。但是我覺得老師們思想很開放，對我們各種標新立異的想法很寬容。我當時總去數學和英文師資班去聽課，缺席了不少規定課程，學校對我也是寬大處理。特別是同學之間進行的討論辯論，激蕩思想、啟發思路。那時會不斷拋出問題互相辯論、研討。

新京報：你覺得你們那個年代的大學生，身上有沒有什么不一樣的精神氣質？

華生：顯著的不同就是我們那個時候特別發奮，求知欲特強，上自習都是要搶板凳，去晚了就沒座位，大家都特別珍惜有這樣一個學習的機會。

新京報：本科4年學習結束后，你選擇了考中國社科院的研究生，當時是如何考慮的？

華生：就是覺得四年學習并不夠，就是要學習，繼續學習。選擇考社科院，因為我在大學期間就發表過經濟論文，關心的也是全國的改革開放，社科院應該說是改革開放研究的前沿，那時候社科院的經濟學家是最活躍的，都是國內知名的經濟學家。我第一個想法就是如果能考上，肯定是考中國社科院。

▲5月4日，華生一邊翻看ipad里過去的照片，一邊講述當年的高考故事。

談經歷：
參與莫干山會議“一舉成名”

新京報：在你研究生階段，對你影響最大的事應該就是參加莫干山會議了，當時怎么參會的，參會都做了些什么？

華生：當時我是社科院財貿所的研究生。會議之前海選論文時，我就把我寫的一篇關于商品市場的論文發過去了，結果被選上了。

我上莫干山之前也不是就帶著價格雙軌制的設想去的。因為我不知道當時中國要解決什么問題，中央考慮些什么，所以莫干山會議對我也是一個難得機會。原來你接觸的還是社科院的個別老師，通過會議，全國的青年才俊、政府官員你一下子都接觸到了。

新京報：價格雙軌制的設想是如何討論出來的？

華生：當時大家都是意氣風發、思想碰撞。一部分人初步學習了西方經濟學，提出只有放開價格搞市場經濟，不放開沒有出路；另一部分人認為，我們價格改革幾十年都是調整，過去關鍵是調整不到位，所以要下決心先調整過度扭曲的價格。爭論不下的時候，我們幾個其中包括在會上剛認識的共5個研究生湊在一起討論以后就說單調不行，單放也不行，應該放調結合，兩條腿走路搞雙軌制。這種思路在會上的公開辯論中得到大家的共鳴。后來就由我代表價格組去參加向國務委員張勁夫同志的當面匯報，后來并寫了“用自覺的雙軌制平穩地完成價格改革”的報告，作為會議文件之一上報給國務院。

新京報：莫干山會議后，對你個人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因此一舉成名，1986年就評為首批“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參與到經濟體制改革，成為政府智囊，當時對你自己心態有沒有影響？

華生：其實當時并沒有想很多，就是被改革大潮裹著推著向前走，每天都有新的挑戰。當然你的情況變化了，你成名了，有些言談舉止，別人覺得已經有一些不一樣甚至看不慣了。對于我來說，恐怕主要是打開了眼界，站位完全不同，自覺不自覺地就站在全局的角度看問題。如1985年底，我就牽頭寫了“中國：進一步改革的問題和思路”的報告，提出將價格雙軌制拓展為中國整個體制的雙軌過渡道路，以及創立國資管理體制推動國企和產權改革，這兩項提議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所以，我們是恰好趕上了那個時代，還是時代造就人。

新京報：你后來選擇了留學，還有一段商人經歷，最后為什么重新回歸學術？

華生：我覺得人還是順從自己心里面要追求的東西，我們這代人比起祖輩父輩，實在是太幸運了。在同代人中我們又是幸運者。沒有改革開放的時代，連飯都吃不飽，個人算個什么？我又會是怎樣的命運？所以你要有敬畏和感恩的心態，有機會有能力你還是要去做自己覺得最有價值的事情。中國現在仍然處在一個關鍵的轉型期，需要研究和回答的問題太多了。

新京報：你還是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學者？

華生：是的，當初我是想挑戰一下一個人意外下海經商成功之后是否還能靜下心來做研究。結果我這幾年寫的文章和書比80年代還多得多，其中股權分置改革、城市化轉型和土地制度乃至公司治理的研究也產生了很大影響。這說明人努力什么時候也不晚。而且我說了你也許不信，現在隨著年齡增長，經常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的學者，覺得自己真是很欠缺，有那么多新的東西要學，有那么多東西你做不來，還有很多東西還沒有做。

新京報：回過頭看你的歷程，經歷了上山下鄉，恢復高考，改革開放，出國留學，下海經商，現在做研究，你個人經歷可以說濃縮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你覺得你個人跟同時代人有什么相近或者不同的點？

華生：我覺得我跟這代人是非常一樣的，他們的歡樂、憂愁、缺陷、歷史的局限性、優缺點，我基本上都有。我只是比較幸運的是其中的成功者；有些人不夠幸運，當然可能有些人也是跟自己的努力不足有關，比如說上山下鄉時很多人就認為知識沒有用了，到后來高考的機會就錯失了。

新京報：經歷了這么多，你覺得高考改變了你的人生嗎？

華生：對，應該這樣講，要不然我可能始終在一個小工廠里面了，業余發一、二篇文章而已。眼界很難超出那個小廠，所以高考真的改變了我的命運，但當時也沒有想到會怎樣改變人生，就是覺得可以上大學了，知道走向了一個未知的世界，一個充滿希望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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