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巴蜀大地，歷史悠久，文脈綿長。從《蜀王本紀》到《華陽國志》，從《蜀梼杌》到《蜀鑒》，歷代史家對巴蜀歷史的記載與研究從未間斷。為承繼前賢研究、力求創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歷時多年，編著而成《四川簡史》，與常見的通史不同，本書將敘述重心放在歷代四川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與特點，它采用專題研究的方式，打破時代的限制，將一個歷史事件或一項主要成就的來龍去脈完整呈現，幫助讀者快速把握重點與特點。

本書的時間跨度從遠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圍則明確界定為今日四川（1997年重慶直轄后的新四川）。在敘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歷史時，則沿用傳統四川的地理范圍。資料來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扎實可靠。

我們將在公眾號上陸續發布本書的精彩章節，帶您穿越時空，系統了解四川這片土地的經濟奇跡、文化高峰與社會變遷。歡迎您持續關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簡史》

近代四川（十二）

新民主主義革命

在四川的發展與勝利

四川人民對抗日戰爭的偉大貢獻

20世紀3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侵華步伐的加快，四川的戰略地位逐步凸顯。1935年，蔣介石在不同場合強調了四川的戰略地位。3月4日，蔣介石在重慶出席四川黨務辦事處擴大紀念周會議時指出：“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

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很快就選擇了西遷，并移駐重慶；1938年1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也輾轉遷至重慶。這一時期，大量機關、廠礦企業、經濟組織和社會團體紛紛遷至四川，四川承接了內遷的絕大部分資源，在大后方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特別是在軍事上發揮了十分突出的作用。

1.政治保障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四川鞏固和發展是四川人民團結抗戰并取得最終勝利的政治保障。1938年10月，《新華日報》《群眾》周刊遷至重慶。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慶成立，周恩來為書記，正式設立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作為直接領導長江以南國統區和淪陷區、港澳地區及海外黨組織的中央派出機構，中共中央南方局貫徹中共中央“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方針，在國內、國外兩個戰場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有力地維護了團結抗戰的大局。國共關系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最重要的關系。“抗戰以來基本事實，表現兩黨合作日趨進步，兩黨同志日趨團結，中外人士皆認為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主要根據。”

針對國民黨內部以汪精衛為代表的親日和投降勢力，中共中央南方局、《新華日報》、中共四川各級組織和社會各界，廣泛開展了反對投降的斗爭，在重慶、成都、瀘州、自貢、宜賓、樂山、合川等地都形成了聲勢浩大的討汪運動。針對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實施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中共中央南方局按照中共中央“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堅持在斗爭中求團結，擊退了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多次反共高潮。1940年3月，成都發生“搶米事件”，國民黨借此查封了《新華日報》成都分銷處，并逮捕了中共川康特委負責人羅世文、車耀先等。事件發生后，中共代表葉劍英、潘梓年等立即向國民黨提出抗議，并在重慶、成都等地廣泛開展宣傳，揭露真相。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后，周恩來、葉劍英等多次同國民黨交涉，提出善后處理辦法，并利用國民參政會和《新華日報》等陣地積極宣傳事件真相。這引發了國內外進步力量對皖南事變的關注，他們紛紛譴責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破壞團結，于抗戰不利。針對國民黨左派，中共中央南方局積極主動開展聯絡工作，同他們交換意見，共同反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于右任、馮玉祥、李濟深等同周恩來、董必武等建立了深厚友誼，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則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好朋友。

除此之外，中國共產黨還廣泛團結在四川的民主進步力量。1938年，董必武、林伯渠在成都與劉文輝交換了有關抗戰的看法。1939年后，中共中央南方局更加重視同四川地方實力派的交往，激發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的愛國熱情，使他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更加堅定。與此同時，周恩來、董必武還廣泛與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的黃琪翔、章伯鈞，全國各界救國會的鄒韜奮、沈鈞儒，中國青年黨的左舜生、李璜，鄉村建設派的晏陽初、梁漱溟，中華職教社的黃炎培，教育界的張伯苓等，實業界的吳蘊初、胡子昂、胡厥文、劉鴻生、胡西園、顏耀秋、盧作孚、康心之、鮮英等廣泛接觸，并幫助他們發展組織、開展宣傳、推動生產以及開展各種民主活動。抗戰時期，中間黨派的力量得到發展和壯大，積極參與掀起民主憲政運動，逐漸丟掉了對國民黨頑固派的幻想，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民主建國的主張。

2.經濟支撐

為了支撐抗戰危局，支援前線，四川人民克服困難，積極生產，保障軍需民用。1937年10月，《四川省戰時增加糧食生產辦法》頒布，提出要通過“改良品種”“增進地力”“改善耕種辦法”“防除病蟲害”“整頓水利”等諸多措施來增加糧食產量。抗戰時期，四川為解決大量內遷人口和前線軍人的吃飯問題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據國民政府的糧食部部長徐堪所述：“四川出糧最多，計自30年度起，至34年度止，5年之間共征獲稻谷82285990市石，占全國征起稻谷總量38.5%，即就全國征起谷麥總量比較，亦占31.63%。”

除糧食外，四川在抗戰時期還是重要的產鹽大省。特別是自貢，1938年產鹽456.8萬擔，占四川的53.45%，占全國的19.67%。之后，自貢食鹽產出量進一步增加，1939年達到510.9萬擔，1940年達到518.9萬擔，1941年則創造最高紀錄達到526.9萬擔。

抗戰時期，自貢“市雖狹，以產鹽雄于西南，而貢獻于國家與地方者舉國驚甚宏偉”。在工業方面，受內遷影響，四川的工廠數量激增，成為大后方的工業核心區域。工礦調整處工業司司長吳承洛就此指出：“七七抗戰，廠礦內遷，見諸事實，多以重慶及其附近為集中地點，而沱江與岷江流域之工業，亦在勃然興起，……而四川新工業之迅速發展，已居領導之地位。”

各遷川工廠紛紛抓緊復工，到1939年時，“機器是日夜不停的轉動，工人也不停的工作著，出品供不應求，后方的生產事業正表現得蓬勃的發展”。

抗戰時期，日軍對重慶、成都、萬縣、自貢、樂山、宜賓、瀘州等地進行了持續轟炸，四川人民的生產熱情并未因轟炸而降低，反而表現出愈炸愈強的精神。在交通運輸方面，四川人民征調民工250余萬人，搶修了川陜、川黔、川滇、川湘等公路干線，新建擴建空軍基地33處。

同時，國民政府調集揚子江水利委員會、華北水利委員會、導淮委員會、江漢工程局等水利機構，對長江、嘉陵江、烏江、岷江、金沙江和綦江、釜溪河等航道進行了大規模整治。對重慶、萬縣、涪陵、宜賓等港口進行了改建，增添了航運設施，改善了航運條件，為戰時物資運輸提供了保障。

3.軍力支撐

四川為抗日戰場提供了大量兵員，有“無川不成軍”之說。據何應欽的《八年抗戰之經過》統計，1937年，四川征兵數量為103837人，1938年，四川征兵數量為174145人，1939年，四川征兵數量為296341人，1940年，四川征兵數量為266373人，1941年，四川征兵數量為344601人，1942年，四川征兵數量為366625人，1943年，四川征兵數量為352681人，1944年，四川征兵數量為391112人，1945年，四川征兵數量為283086人。同一時期，全國征兵配額為16641802人，實征額為14050521人。抗戰全面爆發后，四川的征兵配額為3193807人，實征額為2578810人。四川征兵配額和實征額數量，均占全國總額的約五分之一。

這些四川軍人血戰抗日戰場，傷亡和失蹤人數總計超過64萬人。從1944年10月至1945年2月，四川129個縣市29157名知識青年還組成了遠征軍，飛赴印度對日作戰。正是四川源源不斷的兵員和川軍的英勇作戰，才更加有力地支撐了中國的正面戰場。

遷川兵工企業堅持生產，為抗日戰場提供了大量武器。抗戰全面爆發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兵工署所屬工廠大多遷至當時的重慶、萬縣、南川、成都、瀘州等地。這些兵工廠在極為艱難的條件下，迅速復工生產，為前線將士提供了包括步槍、輕機槍、重機槍、迫擊炮、防御炮、手榴彈、地雷、炸藥、防毒靴、軍用皮件、特質鋼材以及各種規格的子彈、炮彈等在內的大量武器。有些武器全部由在川兵工廠生產，如馬克沁重機槍全部由兵工署第21工廠生產，6厘米迫擊炮彈全部由兵工署第10、第50工廠生產，12厘米迫擊炮和炮彈則全部由兵工署第21工廠生產。

四川人民克服巨大困難，積極支援空中戰場。抗戰時期，中國空軍在蘇、美兩國空軍支援下，與日本空軍展開激戰。相持階段進入尾聲后，對日空中戰場逐漸轉入反攻。為配合空中戰場的需要，數十萬四川民眾在成都、重慶附近持續奮戰，完成了機場建設的壯舉。四川早期投入使用的機場主要有成都鳳凰山機場、成都雙桂寺機場、重慶廣陽壩機場、重慶珊瑚壩機場、重慶白市驛機場、重慶九龍坡機場、梁山機場、新津機場等，這些機場在抗戰時期得到不同程度的改擴建。1943年，中美兩國決定在成都附近新津、邛崍、彭山、廣漢修建4個可供B-29轟炸機起降的機場，以供中美空軍實施對日本的戰略轟炸。這一任務被命名為“特種工程”。1944年1月，成都、華陽、簡陽、溫江、新津、邛崍、崇慶、大邑、蒲江、雙流、廣漢、郫縣、新繁、彭山、丹棱、洪雅、仁壽、資陽、眉山、崇寧、灌縣、新都等29縣的民工20余萬人投入機場修建。

因無機械工具，機場修建主要依靠四川民眾的雙手。1944年5月，工程順利完工。同年6月16日，美國的68架B-29轟炸機從成都起飛，轟炸了日本本土。四川人民搶修“特種工程”，有力地支援了中美空軍對日作戰，為實現從空中給予日本沉重打擊創造了條件。

4.民眾廣泛參與

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電影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漫畫界抗敵協會、中華全國攝影協會、全國歌詠協會等全國性團體陸續遷至重慶。與此同時，四川還成立了成都各界抗敵后援會、重慶各界抗敵后援會、重慶市文化界救亡協會、重慶婦女救國會、重慶青年職業互助會、四川省婦女抗敵后援會、四川青年救國會、成都工人抗敵宣傳團、成都文化界抗敵后援會、四川工人抗敵宣傳團、成都學生抗敵宣傳團、自貢話劇歌詠團、宜賓抗敵劇團、萬縣三一劇社、江安戲劇協會、鄰水救亡歌詠隊、渠縣婦女抗敵救亡協會、南充華南藝社、內江興華救亡歌詠劇社等抗日救亡組織。不同類型的救亡組織根據自身特點，開展文藝創作、演出、展示、傳播等活動，產生了重要影響。

抗戰時期，四川省政府頒布了《四川省抗戰救亡宣傳綱要》，提出要“利用日報及壁報”“利用標語及圖表”等方式宣傳，還要開展“學校教職員及學生講演”“各劇院、茶樓戲劇演唱歌曲”等形式的宣傳，要使用“幻燈、影片、模型等宣傳”。

由于大量救亡組織和文化精英遷至四川，四川實際上成為廣泛開展抗日救亡宣傳文化活動的重要陣地。成都的華西壩和重慶的沙坪壩、夏壩、白沙壩是戰時有名的文化四壩，宜賓李莊也是戰時重要的文化重鎮。這一時期，重慶的霧季公演影響較大。《大地回春》《天國春秋》《屈原》《忠王李秀成》《北京人》《法西斯細菌》《長夜行》《孔雀膽》《風雪夜歸人》《家》《虎符》《蛻變》《正氣歌》《戲劇春秋》《重慶屋檐下》《桃花扇》《清明前后》等一百多部大型話劇在重慶演出，盛況空前。

抗戰時期，四川各界積極響應，廣泛發起和參與慰勞前線將士、捐款捐物的運動。四川省各界抗敵后援會多次發起縫制和募捐寒衣行動，得到四川人民積極響應。《新華日報》、重慶市各界義賣委員會、四川出錢勞軍競賽委員會、四川省慰勞抗戰將士委員會等也紛紛組織義賣獻金活動。1943—1944年，馮玉祥等在成都、重慶、內江、自貢等地發起節約獻金運動，得到當地民眾響應。與此同時，中國航空建設協會等向各界發出了“一元獻機”運動，制定《各地分會發動一元獻機運動綱要》《一元獻機運動實施大綱》等措施。重慶、合川、璧山、江津、綦江、豐都、涪陵、榮昌、銅梁、北碚、廣安等地民眾積極參與，以實際行動征購、捐獻飛機。

綜上所述，四川是中國抗戰大后方的重要基地，接納了來自各淪陷區與不同戰區的機關、團體、組織和民眾，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重要兵員地，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提供了重要經濟支撐。抗戰時期，四川人民全力支持抗戰，為戰爭的最終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同年9月2日，盟軍在東京灣接受日本投降。至此，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取得完全勝利。1945年10月8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稱：“四川人民對于正面戰場，是盡了最大最重要的責任的。”抗戰時期，四川人民表現出了精忠報國、毀家紓難的愛國精神，視死如歸、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同仇敵愾、前赴后繼的戰斗精神，慷慨無私、扶危濟困的奉獻精神。

抗日戰爭勝利時，《新華日報》發表社論《感謝四川人民》（四川文藝出版社 / 供圖）

（未完待續）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