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00年7月，天津炮臺的硝煙仍在翻卷，岸邊的英國軍官舉起望遠鏡，嘀咕一句：“目標已在眼前。”數周后，他口中的目標——保定——便成了戰火下一座孤島。
保定自雍正年間設府，北控紫禁，南扼漕運。京津淪陷后，滿載糧草、軍火的騾車晝夜穿城而過，這里儼然成了清廷最后的“中轉倉庫”。誰握住保定，誰就能左右談判桌。
就在城門仍對外緊閉的時刻，直隸布政使廷雍被一道急遞上來的詔書推到前臺：署理直隸總督，坐鎮保定。上諭言簡意賅，卻把一頂燒得發燙的烏紗扣在了他頭上。
廷雍，滿洲正紅旗人，出身官宦。父親崇恩做過山東巡撫，家學淵源深，書卷氣中帶幾分沙場骨。科場失意多年，他靠貢生身份起家，山海關監督、直隸按察使，一步步熬出頭。
庚子夏日，京畿烽煙四起，西鄉炮聲不斷。慈禧太后電令各省“合力剿撫”，轉身卻鼓勵拳會扶清滅洋。廷雍見風向如此，默許義和團毀教堂、趕教民，甚至撥給槍械。自以為在奉旨行事，卻不知這一紙命令早已注定了替罪的命運。
天津陷落后，新任直隸總督裕祿在楊村飲彈自盡。清廷倉促改授李鴻章，可李中堂還在上海討價還價，不肯北上。就這樣，廷雍的“署理”身份逐日坐實，兵敗將退，卻無人托付援軍。
德國公使克林德遇刺后，德皇威廉二世大聲倡導“拳匪必懲”。10月，德、英、法、意四國拼湊一支萬余人的“南征軍”，揮師直指保定。行前，他們給李鴻章發電報，要他讓出通道，莫阻軍機。李鴻章信守和議，也怕再添枝節，只能命沿途清軍退守。
幾天工夫，保定外城門洞開，槍聲三日不絕。廷雍率文武百員跪地請降，希望換得一線生機。英軍提督蓋斯里卻要把這座總督署改造成“國際法庭”，在條案后擺下拷問臺。
“你可認罪？”蓋斯里用生硬的官話質問。廷雍挽起衣袖，低笑：“殺便殺，何必多言。”短短一句，寫在了行刑記錄中。蓋斯里翻著《大清律》，挑出“抗旨”“聚眾行兇”等字樣，似乎要用中國自己的法律堵住所有辯白。
11月6日清晨，鳳陽樓外的梧桐葉被秋風掃落，街頭百姓被強令圍觀。廷雍與城守尉奎恒、參將王占奎并肩押赴刑場。三刀落處，血濺黃土。人頭被高懸木叉，聯軍士兵在旁取景合影，留下冰冷底片。
在保定土城口，沈家本、譚文煥等人原也在死名單上，卻因廷雍于堂上“一力擔罪”被改判羈押。倘無此一攬，直隸官場或將空懸。
廷雍的死看似因支持義和團，實則是列強向清廷示威的籌碼。若換成李鴻章、張之洞，恐怕結局未必相同。資歷薄、后援斷、失去兩宮倚重，幾重不利同時壓向他，一品頂戴擋不住洋槍。
事后，瓦德西向柏林報捷，稱“已正其罪”。清廷對這位殉國督臣只敢輕輕掩卷，賜恤銀三千兩了事。不久，《辛丑和約》簽字，列強索賠近白銀四億五千萬兩，與廷雍梟首的血跡并無二色。
街巷間有人議論：“當年倘若不縱拳匪，是否另有結果？”也有人說：“天子遠遁，誰來替朝廷擔責？總要有人下場。”風聲颯然，青石板上，血跡早被雨水沖刷，卻留下一則冰冷的注腳——國弱之時，哪怕腰掛一品朝帶，也難逃他人幾頁條文的裁決。
倘以個人品行而論，廷雍并無驚世功業，亦非殘暴酷吏。然而在民族危亡、政令反復的巨浪里，他成了最易被摘下的那顆棋子。歷史最終記住的，不只是一個總督被斬，更是庚子國變里一場公然在異族刀口下上演的“堂審”，宣告了舊王朝統治話語的失效，也把“國弱則人微”的殘酷現實寫得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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