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于：世界銀行 ｜ 作者：西尾昭彥，世界銀行發展融資副行長

（ 圖片: Tintseh/世界銀行）

上個月，我和馬克龍總統、各國衛生部長以及全球領導人一起出席了在法國里昂舉行的七國集團（G7）“同一健康”峰會。在峰會召開的兩天期間，在每場分組會上，在會議室走廊里，在里昂及其他地方舉行的晚餐上，有一點不斷被提及：即發展與安全之間的聯系。

這個聯系是我多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也是我認為在當下時代為什么發展融資如此重要的決定性理由。

安全發生了變化，我們的思想也需要跟上。

大多數人在考慮安全問題時，想到的是軍隊和威懾。這些都很重要，但不再是全部。正如歐洲反貧困運動組織 “ONE Campaign”的斯特凡·埃克索-克賴舍（Stephan Exo-Kreischer）最近所說：“發展與外交是人類長期安全不可或缺的部分。”

他說的很對。

今天的國家安全建設是超越國界的，它需要植根于最脆弱國家的穩定與增長。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多重危機正在加速國家脆弱性上升，推動非正常移民，增加地區不穩定風險。這些不是抽象的威脅，而是可能引發危機最終登上世界各國新聞頭條的條件。

然而，正當這些動態變化不斷加劇之際，官方發展援助不增反縮。據預測，到2027年官方發展援助將回落到2020年的水平。國防預算不斷上升（經合組織成員國在過去十年國防開支增加了30%），而為預防沖突創造條件的投資卻在日益減少。

國際開發協會的運作模式：建立穩定的基礎

我們越來越認識到，發展支出與安全支出不是相互替代，而是互為補充。

世界銀行的國際開發協會（IDA）在全球78個最貧困國家開展工作，這些國家的風險程度往往最高，而風險管理能力最低。在2022年至2025年期間，國際開發協會幫助脆弱國家近2億人口獲得了教育、醫療服務和生計改善，其中約7000萬人獲得了就業和經濟機會。對這7000萬人來說，穩定至關重要，關乎就業、留下的理由、投資和建設社區而不是遠走他鄉。

對于不太了解國際開發協會運作模式的人需要說明的是，它不是一個傳統的援助項目。國際開發協會是一個基金，匯集各國政府的捐款，然后通過其3A信用等級從資本市場借入資金，其部署資金的規模遠超各捐款國自身能力所及。

這些資金以長期低息貸款和贈款的形式提供給世界上最貧困的78個國家，與成果和改革掛鉤。國際開發協會資助構建“基本盤”，如醫療衛生系統、教育、基礎設施、農業、氣候韌性等，直接與各國政府合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進行制度和能力建設。它在這些國家實地開展工作，憑借技術專長和國家關系，將資金轉化為實際成果。最重要的是，國際開發協會持續參與：不僅是在危機中，而且在兩次危機之間，致力于建立防止下一次沖擊演變成災難的系統。

預防的成本遠低于危機的代價。

“ONE Campaign”的一項分析顯示，應對危機的成本可能比預防危機發生的成本高出多達103倍。這不是四舍五入的誤差，這是一個關乎我們將資源投向何處的根本性問題。

國際開發協會基于這一邏輯運作。捐款國的每一美元捐款可通過國際開發協會的3A信用等級和資本市場準入籌到多達四倍的資金。國際開發協會第20輪增資（IDA20）籌資930億美元，第21輪增資（IDA21）有望達到990億美元。

正如荷蘭財政部國際金融事務局局長赫琳·烏伊特·德·哈格（ Heleen Uijt de Haag） 所指出的：“國際開發協會集中融資和杠桿化利用捐款國捐款，以單個國家永遠無法達到的規模進行投資，這是多邊主義的最佳體現。”

她接下來的話也是我從世界各國財政部越來越多聽到的話：“在這個預算縮減的世界中，明智地花錢真的是關鍵，國際開發協會代表了發展領域最劃算的選擇。”

在脆弱性、沖突與暴力（FCV）環境中的國際開發協會：去最需要的地方

全球被迫流離失所人數已達到歷史新高，截至2025年全球有超過1.17億人因沖突和迫害而流離失所。在高移民壓力地區（如薩赫勒地區、北非和中東部分地區），國際開發協會支持女童教育、婦女賦權和氣候智慧型農村生計。這類上游干預可以減少移民、沖突和人道主義危機的下游成本。

即使在私人資本不愿意進入的地區，在風險極高、基礎設施極其薄弱、治理極其脆弱的地區，國際開發協會也會通過私營部門窗口、通過與伙伴機構合作實施的基本服務項目融資深入實地。經驗告訴我們，如果我們聽任這些地區沒有投資而袖手旁觀，問題并不會自行消失，反而還會變得更糟。

健康安全即全球安全

我如果不提到這個安全理由的一個已獲得大量關注的方面，就是不負責任，這就是健康系統與全球安全之間的聯系。

在里昂舉行的七國集團 “同一健康”峰會上，有一點非常明確：即，健康風險有可能在瞬間演變為全球安全危機。當疫情在脆弱國家出現且未得到控制時，對整個世界都可能產生嚴重后果。

自2021年以來，世界銀行集團已經對健康、農業和環境領域的34個“同一健康”項目承諾資金約40億美元。國際開發協會的區域疾病監測系統增強項目（REDISSE）就是這種積極主動做法的一個典型案例。該項目在西非和中非16個國家建立了跨境監測系統，培訓了數千名衛生工作者，對數百個實驗室進行了升級改造。新冠疫情爆發時，這些系統經受住了考驗。

我再強調一遍，預防的成本遠低于應對的成本。

最終結論

在我與各捐款國和伙伴機構的交流中，也許最讓我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具有說服力的財務理由，還有政治和制度上的理由。在聯盟分裂和利益沖突的背景下，國際開發協會是少數多邊機制之一，其189個成員國，包括捐款國和借款國，仍然能夠找到共同點，這種共識本身就是一種安全架構。

我認為支持國際開發協會的理由從未像現在這樣充分或緊迫。我們正處在一個轉折點。各國在決定如何向國際開發協會捐款時，不只是在做出一個發展決策，也是在做出一個關乎安全、氣候、移民以及最終其公民將繼承一個什么樣的世界的決策。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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