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47年仲春的一個夜晚，長江霧氣未散，一條掛著風燈的木船悄然離開重慶朝東而去。船艙里，兩口楠木棺材靜靜并排，一口是陳獨秀，一口是其母高氏。船頭，陳松年握著欄桿，耳邊只有櫓聲，他低聲自語：“爹，咱們回家。”
1937年冬，剛出獄的陳獨秀曾被輿論推到聚光燈下。蔣介石電邀他任勞動部長，北平的胡適寄來船票勸其赴美，延安方面亦多次托周恩來轉達歡迎。三條道路，他一一搖頭。理由很簡短：“合不來，各走各的。”身邊人急得跺腳，他卻說：“人年過花甲，不想再挪動立場。”
拒絕了外界后，他只帶著妻子潘蘭珍和幼子，沿嘉陵江漂到江津白沙場。彼時他63歲，積弱成疾，卻仍在昏暗油燈下給《時事新報》撰稿，每月稿酬160元。折算下來頂多填滿半倉米，但他得供養高堂與幾個孩子。朋友提議“投靠舊識”，他只淡淡回答：“安身即可，何必茍安。”
身體每況愈下，眩暈、胃病、腿疾輪番襲來。寫字到子夜，手一松，筆滾落到地板，潘蘭珍慌忙攙扶，他苦笑：“文章寫完就好，世道也寫不盡呀。”這份倔強讓他謝絕了周恩來多次寄來的醫藥費，江津秋雨連綿，他卻寧可縮食也不肯伸手。1942年5月27日，西窗下的竹影搖動，他閉眼前對妻子低聲說：“延年、喬年走得太早，我虧欠你最多，好生保重。”
搭救他的，是江津鄉鄰。鄧蟾秋、鄧燮康兄弟召集同學、商賈捐資，購得上好香楠木，為這位昔日北大校長置棺，暫厝西門外。歐陽竟吾揮毫六字“獨秀先生之墓”，石碑樸素無華，卻承重如山。
五年后，山河仍陷戰火，陳松年卻認定此刻是出發的唯一機會。浙江幫纖夫要價不菲，他賣掉父親留存的幾冊《本志》珍稿，換得船資。兩口棺木從長江上游一路漂流一千多公里，經鄂、皖，風浪里幾度險些掀翻。船到安慶港時，已是暮春，沿岸油菜金黃。鄉人扶棺上岸，三聲炮竹，悲歌起落，陳家祖塋重聚先人。
安葬告成，松年沒有多余時間沉浸哀思。家境清寒，他進了安慶窯廠掄大錘糊火道，日落才歸，鞋底常被泥漿浸透。街坊見狀，私下感嘆：“昔日新文化領袖，后人竟作窯丁。”松年只說：“能養家已足。”
1953年2月20日清晨，軍艦泊在安慶江面。毛主席披風而立，望著江水，忽問陪同的傅大章：“陳獨秀的家里，還剩什么人？”傅答：“三子陳松年尚在，生活困頓。”主席沉吟片刻：“當年陳氏兄弟曾為革命流血犧牲，地方要照拂，別讓他們受苦。”短短一句，卻像春雷。數日后，統戰部門送來30元補助，還安排窯廠改善工種。陳松年手捧信函，半晌無語，只對來人輕聲道：“替我謝謝。”
此后近四十年，微薄補貼按月發放，直到1990年，81歲的陳松年在安慶醫院離世。安徽省政府于1998年將陳獨秀墓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墓園修葺一新，松柏成行，香火不絕。
倔強與孤高給陳獨秀的晚景鍍上一層冷色，也令他在時代洪流中顯得尤為獨特。可當一具棺木跨越大江回到故里，人們才發現：無論政治風云如何翻覆，鄉土與親情終是中國人心里最難割舍的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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