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楊振寧的離世,昔日西南聯大五大才子僅剩最后一位,他究竟是誰呢?
1960年2月19日凌晨,戈壁灘的寒風像刀子,銀白月光下,一支纖細的探空火箭直指夜空。“點火!”指揮帳篷里,頭發已花白的王希季低聲發號施令。火焰轟鳴,眾人屏息。數分鐘后,觀測員興奮地喊道:“成功升空!”王希季只是輕輕點頭,把手揣進棉衣口袋,仿佛又看見昆明西南聯大那間燈火昏暗的教室。
西南聯大的八年九千學生中,拔地而起的精英不勝枚舉,而最被師生津津樂道的,是當年被笑稱為“墻角五枝花”的五位少年:朱光亞、楊振寧、王希季、王傳綸、許淵沖。物理、航天、經濟、文學與工程,各據山頭,卻都在未來的中國舞臺上寫下濃重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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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最盛的1938年,這幾位稚氣未脫的新生背起行囊,沿著崎嶇山路走進昆明呈貢的破舊校舍。煤油燈下,他們輪流抄寫教材;防空洞里,他們搶著回答老師的提問。有人打趣:“如果炮彈真落下來,不知是誰先跑。”王傳綸推了推眼鏡:“跑慢了就沒有明天,課還得補。”一句玩笑,道盡那代學生的曠達與堅韌。
翻譯課堂里,許淵沖把林肯演說譯成“民有、民治、民享”,驚得同學鼓掌。機械實驗室外,王希季用廢鐵皮敲敲打打,做出一臺能轉動的風洞模型。至于物理系,楊振寧與朱光亞常常就一個公式辯到深夜。老教授梅貽琦拍著桌子笑:“你們吵得越兇,中國科學興盛得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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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后,世界分道揚鑣。有人遠渡重洋深造,有人扛著望遠鏡去測定中國緯度,還有人留校教書。不同的選擇,只因時代推著每個人在陡坡上奔跑。1944年,楊振寧踏上橫渡太平洋的郵輪,在普林斯頓度過漫長實驗夜;同一年,王希季鉆進美國弗吉尼亞理工的實驗工坊,天天和液氫高壓罐打交道;朱光亞則在密歇根大學核反應堆前仔細記錄中子碰撞數據。三人偶爾通信,信里談論的不是思鄉,而是“中子截面”與“液體燃料的工藝窗口”。
建國初期,歸國與否成了橫亙在每個人面前的天平。1950年春,朱光亞寄回一封報國信,寫道:“科學無國界,學者有祖國。”隨即乘船東歸。王希季在1949年便搭蘇聯貨船返抵天津,直奔新組建的第一機械工業部。楊振寧卻選擇留下,直到1957年憑“宇稱不守恒”理論摘得諾貝爾桂冠。1964年,他入了美國籍,一時爭議四起。多年后,楊先生在清華課堂上自嘲:“科學家也會算利弊,可最終誰都繞不開根。”2015年,他辦妥手續,恢復中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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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界較少提到西南聯大背景的人才,王傳綸算一個例外。上世紀50年代,他在清華主持經濟系課程設計,把西方貨幣理論與新中國實際并置,開出《國營銀行管理》這一新課,學生背地里稱他“神來之師”。改革開放后,銀行體制調試,他仍堅持在教室里講課,直到89歲。翻譯家許淵沖則活到百歲,手中的鋼筆從莎士比亞轉到《楚辭》,一本《西方現代詩譯叢》印行十萬冊,他的學生說:“先生用三語架起了橋,我們只管過河。”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兩彈一星”工程緊鑼密鼓。朱光亞在青海高原披著棉大衣指揮實驗,王希季把火箭發動機拆了又裝。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世界被震動。緊接著的1967年,氫彈試爆成功。朱光亞回望蘑菇云,只說了一句:“我們趕上了民族復興的風口,這是所有聯大人的幸運。”1999年,朱光亞與王希季一起走上人民大會堂領獎臺,胸前的“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在鎂光燈下熠熠生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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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推移,英雄相繼別去。2011年,朱光亞駕鶴;2012年,王傳綸閉目;2021年,許淵沖謝幕;2025年,楊振寧在百歲華誕后悄然離世。曾經笑稱“再聚首”的少年,如今只剩王希季一人。百歲老人依舊每周寫字練腦,偶爾受邀給年輕工程師談初代探空火箭的曲折,滿頭白雪下,語調平靜:“當年,我們沒把困難當回事,只想讓國家有底氣。”話雖輕,卻重若千鈞。
西南聯大的校舍早已化作博物館,石板路上留著彈痕,也留著晨讀的回聲。五位才子如五條河,最終都流向同一個大海:讓中國站得更穩,望得更遠。他們的故事提醒后人,風雨飄搖里,教育可點燃希望,而希望一旦被點燃,就足以抵御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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