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司法確認制度誕生于本世紀初訴訟激增、民間調解無序的背景，初衷是強化調解效力、規范調解行為、分流訴訟案件。但多年實踐顯示其適用率極低、案件量持續萎縮，該制度陷入空轉，立法目標基本落空。現階段商事調解已實現法治化升級，加之我國簽署《新加坡調解公約》，司法確認的存續根基不復存在。預計該制度三至五年內將被廢除。

【正文】

回望我國多元解紛改革二十年，司法確認制度曾是最高人民法院為破解民間調解效力孱弱、公信力不足推出的制度性創新，承載著分流司法壓力、激活基層治理、培育非訴解紛力量的頂層期許。十多年后，伴隨《商事調解條例》落地、新《仲裁法》修訂完成，商事調解已實現機構公益化、準入法定化、程序規范化、監管標準化的全面升級。司法確認制度徹底脫離時代土壤，陷入適用率極低、實踐空轉、形同虛設的僵局，存續價值枯竭，廢除已是必然趨勢。

一、最高法推出司法確認制度的時代背景與立法初衷

司法確認并非天然法治標配，而是本世紀初“訴訟爆炸”、非訴調解無序背景下的補救性制度設計。

（一）誕生背景

2000年后，社會矛盾井噴，法院案多人少矛盾尖銳，司法資源不堪重負。彼時人民調解、行業調解松散無序：準入門檻極低、人員素養參差、程序規范缺失、監管幾乎空白，調解協議僅具普通合同效力，無強制執行力，一方反悔即淪為“白紙”，守約方只能重新起訴。于是，民眾不愿調解、不信調解結果，大量糾紛涌入法院，多元解紛淪為空談。

（二）立法初衷

2007年甘肅定西試點司法確認，2009年最高法發文確立規則，2010年《人民調解法》立法固化，2012年《民事訴訟法》納入特別程序，正式全面落地。立法初衷主要有三：

一是補強調解效力。以司法背書賦予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破解“調解無終局、違約無成本”頑疾，重塑調解信任。

二是分流司法案件。將簡單糾紛攔截在訴前，實現“小事不出基層、大事少進法院”，減負法院、優化資源配置。

三是規制無序調解。通過法院實質審查，篩查虛假、違法、惡意串通協議，彌補民間調解專業性不足的短板。

本質上，司法確認是司法權對“粗放、無序、弱勢人民調解”的兜底背書，存續前提是調解不規范、公信力弱、監管缺失。一旦調解法治化升級，該“補丁制度”必然失去根基。

二、制度實施的異化與立法初衷的落空

制度生命力在于實效。司法確認落地十多年來，效果不好，不僅確認數量極少、占比極低，且帶來了其他不利影響，背離了立法初衷。

（一）司法確認比例始終極低

司法部權威統計（2016—2018年）：全國法院共受理司法確認案件57.4萬件，占一審民商事案件1.64%；同期人民調解達成協議2660萬件，其中申請司法確認僅32.1萬件，占比1.2%；95.6%（2543.8萬件）調解協議自動履行，無需司法確認 。說明司法確認制度利用率極低，絕大多數調解協議靠自愿履行，制度賦能功能基本歸零。

（二）司法確認數量持續萎縮

2020年繁簡分流改革試點，20個城市法院受理司法確認13.31萬件，確認有效12.91萬件，但這是試點強推、訴前委派調解的特殊數據。以后，司法確認案件逐年下滑。

司法確認空轉的核心原因，除了當事人雙方不愿同時申請，就是法院普遍“選擇性受理”：僅受理訴前委派、訴中委托的調解案件確認申請；普遍拒收商事調解組織自收案件的司法確認申請，形成“立法要求確認、法院不予受理、協議無法執行”的死循環。司法確認淪為“僵尸制度”——立法保留、司法閑置、實務空置。

（三）立法初衷基本落空

一是未賦能效力，反縱容失信。“共同申請”門檻賦予違約方毀約空間，大量債務人假意調解、事后拒絕配合申請確認，變相逃避債務，制度淪為失信工具。

二是未分流案件，反增內耗。法院重復審查簡單糾紛，擠占審判資源，分流目標徹底反轉，司法負擔不降反增。

三是未規制亂象，反制造歧視。商事調解已與仲裁同質（機構、人員、程序、監管），卻被預設“風險高、效力弱”，要求司法確認背書；仲裁文書卻可直接執行。同質不同效，赤裸裸制度雙標。

三、司法確認制度已喪失存續根基，近年內必被廢除

《商事調解條例》與新《仲裁法》落地后，商事調解與仲裁全方位同質對等，可以說是同質主體、同源職能、同等規范，但效力卻天差地別：仲裁調解書、裁決書有直接強制執行力；而商事調解協議必須司法確認，否則無強制執行力。司法確認的唯一理由——“調解不規范、風險高”——已完全消失，司法確認的存續邏輯徹底崩塌。

我國是《新加坡調解公約》首批簽約國，公約核心是商事調解協議直接跨境執行，無需前置確認。未來我國必將批準《新加坡調解公約》，并同步廢除司法確認制度。至于具體時間，我估計是五至十年內。

總之，司法確認制度是特定時代的權宜之計，是對粗放型人民調解的臨時補救。目前，司法確認已完成歷史使命，弊病暴露、價值歸零，全面廢除、直接賦予商事調解協議強制執行力，是唯一正確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