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在沃爾瑪,一個戴著藍白支架的小男孩慢慢挪過貨架之間的過道。他走得很吃力,每一步都搖搖晃晃,幾乎要貼在母親腳邊。照常理,我應該心生憐憫,為他小小的身體感到難過。但我沒有。我心里翻起一股清晰而尖銳的嫉妒。不是同情,是嫉妒。我站在那里想,如果我的病也長在身體外面,是不是一切就會不一樣。
我得的是一種看不見的病。它不在腿上,不在胳膊上,它在腦子里會定時掀起風暴。別人路過我身邊的時候,什么也察覺不到。我看起來和任何推著購物車的人沒有區別,甚至可以笑著打招呼、付錢、開車回家。可一旦那個開關被擰開,我就不再是我。那種感覺像有人劫持了你的整個意識系統,把你鎖進一個什么都做不了的單間里。你困在一個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的“當下”,但這個當下不是靈修書里的臨在,而是監獄。你只知道一件事:這一刻你很難受,下一刻也一樣,再下一刻還是。所有感受都指向你自己——你的生存、你的情緒、你的痛苦,沒有余力往外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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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并發的精神疾病最狡詐的地方。它強迫你把注意力全部收攏到自己身上,讓你變成一個在情緒上極端自保的人。你不想這樣,但你控制不了。對你來說,這世界上最緊要的事就是撐過今天、撐過此刻。其他的一切,哪怕是你原本最在乎的人,都被擠到了模糊的背景里。我是一個母親。我有孩子。可當我的頭腦被疾病接管時,我的身體雖然坐在餐桌旁、躺在床邊,心卻根本不在這里。它正耗盡全力僅僅只是為了再維持一天不碎裂。說出這一點幾乎能把我撕碎,但我必須承認:在那些漫長的日子里,我一直在場,卻又一直缺席。
我曾經以為,只要一個人的心智還在,就能調整自己的態度,就能把自己從泥潭里拔出來。這句話對大多數人也許成立,但前提是你得始終擁有那副心智。而我沒有。有時候它在,有時候它突然就沒了,像被一只無形的手拔掉了電源。這個過程沒有任何預兆,也不需要一個體面的理由。所以我很難向人解釋,為什么昨天還說笑的人今天會起不了床;為什么明明一切如常,你卻覺得連呼吸都費勁。當病痛是隱形的,解釋就成了你每天的工作,而聽的人可能永遠無法真正理解。
這也是我為什么會嫉妒那個戴支架的孩子。他的困難明明白白地架在腿上,每一步的艱難都能被看見,旁人不需要動用想象力就能知道他需要幫助。而我的病沒有任何支架可以示意,沒有藍白色的綁帶可以發出信號。我只能靠語言去描述一個抽象的困境,可語言常常是無力且容易被誤解的。如果我的精神疾病也像那些支架一樣清晰可見,也許我就不必花那么多力氣去證明自己不是在偷懶、不是在矯情、不是不夠堅強。也許人們就會明白,這個看上去完整的人,內里其實已經千瘡百孔。
但問題是,被看見真的會讓我更快樂嗎?我并不知道。我只是在那一刻,被那個男孩的支架擊中,意識到隱形的病有多么孤立。你獨自承受一種無法被標記的痛,久而久之,連你自己都懷疑它是否真的存在。而這種懷疑又會反過來加重病癥,形成一場密不透風的內耗。
為了擺脫這種困境,我試過所有我愿意嘗試的方法。催眠、光療、藥物、心理咨詢。甚至是一些常人聽起來匪夷所思的方式——巫術、儀式、祖先崇拜。我有一段時間極為虔誠地投入信仰,禱告、讀經、把希望寄托在某個更高于我的存在上。每一次嘗試開始的時候,我都會告訴自己,也許這一次就能找到那扇走出去的門。可是每一次走到中途,那扇門就又消失了,我仍然被困在同樣的墻壁之間。直到現在,我還在嘗試的延長線上,握著一種既不甘又疲憊的清醒,接住下一個可能有效的可能性。
我仍然會在某個平常的下午,走過超市的通道,看見一個需要支架才能行走的孩子。我不會假裝這件事沒發生,也不會再強迫自己去生出某種“正確”的情緒。我只是知道,在那個孩子身上,我看見了一種被允許示弱的幸運。而我的戰斗是靜默的,甚至連一個看得見的對手都沒有。這不能怪誰,也不全無希望,只是很重,并且暫時只能由我自己來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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