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星光環、高收入等光鮮敘事的吸引下，中國每年都有大量學生參加藝考。有人希望進入高等院校接受科班訓練，也有人想走捷徑進入演藝圈。競爭激烈的藝考并不只是單純的教育選擇，而更像一條被多重利益形塑的賽道。從培訓到招生，藝術教育的理想與現實，落差明顯。

又是一年高考季，50歲的劉曉回想起當年陪女兒備戰高考的日子，仍恍如昨日。舉家投入近700萬元后，一心想走藝術道路的女兒終于考上中國一流的藝術院校，卻沒進入第一志愿表演系，而被調劑到冷門的專業學習民俗藝術，每天和木偶打交道。

劉曉告訴《聯合早報》，女兒所在的專業更像是為未能進入表演系、音樂劇系或電影電視系的考生“兜底”的去處。

中國藝考分為省級統考和高校校考，科目主要包括美術、舞蹈、音樂、表（導）演以及播音主持等。考生憑統考成績能報考絕大多數藝術院校，而真正被視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是少數頂尖院校獨立招生的校考。

截至2026年，中國僅34所高校的部分藝術類專業保留校考資格，包括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上海戲劇學院等“明星”院校。以中戲表演系校考為例，業界普遍估計，每年報考人數可達上萬人，最終錄取僅幾十人。

2023年12月10日，藝考生在浙江杭州的浙江傳媒學院校外，等候參加全省藝術類專業統考。（路透社）

劉曉直言，想擠進這條賽道，不僅拼天賦，“絕對也得要更殷實的家底”。

藝術類院校入學競爭激烈，催生出龐大的藝考培訓產業，專門為有意走這條賽道的學生提供備考準備。據智研咨詢等機構測算，去年中國藝考培訓市場規模介于432億9000萬元至700億元。

而漫長的備考與校考周期、激烈的競爭，以及家長為讓孩子擠過“獨木橋”窮盡財力、動用人脈，也讓從考前培訓到錄取的多個環節，衍生出各種灰色空間，為突破規則底線的行為提供了土壤。

據劉曉透露，她女兒所在的知名藝考機構里有一名畢業自女兒意向院校的“中間人”，專門替家長運作送禮事宜。通過對方，她向可能參與校考評審的高校教授送出數十封萬元紅包。

這名“中間人”還熟知不少教授的“喜好”，有人喜歡煙酒，有人偏好玉器、字畫或現金。劉曉說，這名“中間人”會以“探望老師”為名把東西送出去，“那些老師也很謹慎，有的專門租房放（禮財）”。

除了送禮，劉曉還安排女兒上意向院校教授的“小課”，其中一些授課者后來已因違紀被調查。

她說，小課每小時收費2萬元，10節起報，目的不是提升專業能力，而是在教授面前“混個臉熟”。這樣到了校考，即使考生沒有名字、只有考號，教授也能憑印象認出學生，“打分時多少會照顧”。

劉曉透露，真正“咖位高”的教授很少親自出現，很多時候都是由他們的學生代課，“所以只能不停上，才有更多機會見到教授”。僅在女兒上小課上，她就花了100多萬元。

校考拿到合格證、高考也過線后，“中間人”告訴劉曉，女兒的成績仍不足以進入表演系，只能進入冷門專業。即便這些專業名額也有限，如果愿意接受，就得再支付“尾款”。

女兒最終選擇妥協。劉曉又匯出一筆巨額“尾款”后，錄取通知書如約而至。“當時我拿到那張通知書，我說它比鉆石還金貴。”

劉曉女兒的經歷，在藝考生中并不是少數。作為進入藝術類高校的敲門磚，藝考中的校考一直是暗箱操作的重災區。

她指出，即使近年推行匿名評分、考評分離、線上錄制等改革，也難以徹底消除人為裁量的空間。

另一方面，藝術行業、尤其是影視表演領域潛在的高回報，讓更多人愿意不惜擲重金，為此拼資源、拼人脈。

過去20年，中國娛樂產業快速資本化，流量明星、天價片酬，以及綜藝、短劇興起，都讓這一行業充滿誘惑。周娜說，藝考已從教育競爭，異化為一種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

藝考、招生環節的尋租空間，成為滋生腐敗的土壤，近年來高等藝術院校干部、教授因腐敗落馬屢見不鮮。

去年12月，中戲原黨委副書記、院長郝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主動投案。不到兩個月后，該校兩任表演系主任陳剛和王鑫先后主動投案。

（左至右）中戲原黨委副書記、院長郝戎涉嫌嚴重違紀違法，去年12月主動投案；不到兩個月后，兩任表演系主任陳剛和王鑫先后主動投案。（互聯網）

據不完全統計，上述三人落馬至今，中戲還有戲劇系、表演系、舞美系和導演系的至少六名教職人員的信息被官網撤下，或被取消博士生導師資質。

其他業內公認的頂尖藝術院校，近年來也有腐敗案例。去年10月，北京電影學院原副院長尼躍紅嚴重違紀違法，退休多年后被查。中央傳媒大學原副校長蔡翔因貪污罪，2020年獲刑三年六個月。

官方通報雖未詳細披露這些藝校教授落馬的具體原因，但中共上海市委去年8月對上海戲劇學院的巡視工作報告點出，“招生領域保密工作漏洞較大”。上戲隨后承諾，制定更嚴格的處置措施，確保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公開，“營造風清氣正招生環境”。

此外，其他藝術類高校的反腐工作也在持續推進。2023年至今，南京藝術學院原副院長謝建明、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原院長宋協偉及原副院長張欣榮、沈陽音樂學院原黨委書記董親學等人落馬，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原副主任常平則于去年10月主動投案。

圍繞藝考形成的利益鏈之所以能從培訓環節延伸至錄取結果，關鍵在于培訓體系與高校招生評價機制之間的隱性銜接。

據了解，一些高校教師既擔任教職，也參與社會培訓、行業項目，甚至與經紀公司有交集，使得校外培訓網絡得以通過社交人脈與行業活動，間接觸及校內評價與選拔過程。

一名資深藝考機構負責人告訴本報，他從中國一所知名藝術類高校畢業后，曾幫導師掛名一家藝考機構的總經理，并以這家公司的名義請老師去當藝術顧問，以此為由分批將上百萬元的家長“打招呼”禮金及其他盈利，作為“咨詢費”匯到導師戶頭。

據悉，部分教授門下逐漸形成穩定“師承體系”，導師與藝術培訓機構、影視傳媒及舞臺設計公司等機構利益交織。學生畢業后進入產業，又通過探望老師、資助排戲、捐贈等方式回饋大量資金。

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教授唐任伍受訪時說，由于藝術行業中的師徒關系較為緊密，學生在知名導師的推薦和引介下，往往能獲得更理想的就業資源，因此藝術類專業中的圈層現象確實較為嚴重。

除了圈層化的師承體系與缺乏客觀評判標準，藝術院校腐敗滋生的另一原因在于其雙重屬性：既是教育機構，也是行業入口，在培養學生的同時掌握通往影視、媒體與演藝產業的關鍵資源與關系網絡，使腐敗更易成為系統性的結構問題。

周娜分析說，中國近年來推出藝考匿名評分、考評分離及培訓機構整治等措施，顯示監管層已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多數治理只是技術性修補，未觸及根本結構。

“只要一個教授既能決定錄取，又能開培訓班、帶工作室、對接行業資源，那么利益輸送就會持續存在。”

唐任伍也指出，高校是中紀委反腐工作的重點領域之一，藝術類高校的獨立招生環節則是重點關注對象。隨著中央對藝考領域的規范和整治力度加大，相關尋租現象已經變少，可盡管如此，“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總是有人要打擦邊球”，用不同的手段來規避反腐監管。

受訪學者也指出，對藝術類高校腐敗問題的治理動力，存在復雜性。

此外，部分藝術院校依賴校考與培訓合作獲得收入。周娜說，在不少藝術院校都面臨財政壓力的情況下，自主招生、培訓合作都是重要收入來源，“某種程度上，灰色空間也在彌補制度與財政之間的缺口”。因此，這類問題長期陷入一種“治理、反彈、再治理”的循環。

周娜不諱言，這一現象也反映出中國部分行業的共同特征：資源高度集中、評價機制缺乏透明、行業收益極高，當監督又高度依賴內部體系時，腐敗就容易制度化。她認為，就這方面而言，藝考的亂象并非例外，而是上述邏輯最典型、最戲劇化的呈現之一。

除了金錢上的投入，一些藝考生在升學路上還可能淪為潛規則的受害者，付出難以量化的身體與精神代價。

在新加坡一所私人院校讀書的小景（化名，20歲）回想起在北京參加藝考培訓的那一年半，仍渾身止不住發冷。

據小景描述，男老師平日喜歡找男生出去喝酒，和學生“打成一片”。一次聚會上，他在走廊被老師堵在墻角，對方突然借著酒勁做出猥褻，“我當時大腦直接關機，人就懵了”。

藝考機構男老師和女學生的故事，小景則聽聞更多，“甚至你都不知道是哪方先主動的”。他說：“何況我們都被教導要聽話，說有些事反正進了（藝校）也會發生。”

據受害者向媒體描述，有17歲的女生在機構被誘騙后懷孕，并生下杜英哲的孩子。

杜英哲在事情曝光的同月被刑事拘留。今年4月23日，案件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極目新聞報道，檢方建議判處杜英哲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法院宣布擇期宣判。

杜英哲案曝出一個月后，中國教育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聯合開展藝考培訓機構專項治理行動，包括全面摸排建檔，核查從業人員資質，嚴厲打擊性侵等違法犯罪行為等。（齊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