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北京城市副中心報）

　　本報記者 張群琛

　　京冀首驛，如意香河。河北省廊坊市香河縣的城市文旅IP，不僅彰顯了其北京門戶的歷史地位與交通優勢，還寓意著吉祥如意的旅游體驗。這八個字也是香河縣運河文化的根脈，若是沿著運河一路北上，香河是進京前的最后一個驛站；若切換成空中視角，北運河河北段在香河宛若一柄規整的玉如意。

　　北運河河北段總長21.7公里，全部位于香河境內，留下了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位于香河縣紅廟村的金門閘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北運河河北段的重要水利遺址，此處凝結了古代治河官員的智慧，讓北運河下游百姓免遭洪水之苦；安頭屯中幡是香河縣唯一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清代的乾隆、咸豐兩位皇帝都曾御筆親題幡面；更有大量文人墨客曾坐船經過此地，為香河留下了數不清的筆墨。

　　馬上就是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12周年，我們將陸續走訪香河、武清等地，一探歷史上的北運河。

　　水利遺存：金門閘曾保下游歲歲安瀾

　　京杭大運河中的北運河，北起通州，南至天津的三岔河口。在北京，張家灣碼頭日夜繁榮、大光樓上的驗糧官鐵面無私、皇家糧倉內稻米充足；到天津，三岔河口內各類船只轉運繁忙，兩岸更是碼頭林立，商貿繁榮。夾在中間的就是香河段，21.7公里的運河河道給這里留下了獨有的運河文化。

　　探尋香河縣的運河文化，要從香河縣博物館中一塊殘缺的石碑說起。2010年6月，香河縣紅廟村村民在北運河閘口南基臺附近的樹林中發現了這塊殘碑，發現時碑體僅剩四分之一，且兩面破壞嚴重，字跡難以辨別。根據僅存的字跡，輔以《香河縣志》等文獻，專家認為碑上雕刻的文字是清乾隆皇帝御筆親題的詩句，描述的正是北運河河北段重要的水工遺存、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金門閘。

　　金門閘位于香河縣南側的紅廟村，附近是北運河與青龍灣減河的交匯處。“北運河下游就是武清，青龍灣減河的下游是寶坻，最終流入渤海，而金門閘就在青龍灣減河原來的河道上。它修建的初衷，就是為北運河分流泄洪，保護下游百姓的安全，保證北運河漕運順暢。”原香河大運河文化研究會會長王愛民說，治理運河、保證漕運通暢一直是明、清兩朝的頭等大事。在明朝，治理北運河的主流方法是清淤和加筑堤防。清淤就是將河道內的淤泥挖出，加筑堤防就是將挖出的淤泥壘到河流兩岸。然而北運河兩岸以沙土為主，淤泥筑成的堤壩并不牢固，河水暴漲時還是會沖垮。

　　到了清朝，康熙皇帝決定采用分流的方式治理北運河，他命人在香河縣紅廟村南側修建了一條減河，將北運河的洪水分流至天津寶坻方向，最終流入渤海灣。此后，雍正、乾隆兩位皇帝均采取這個策略。清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皇帝命人在原有減河的基礎上開挖王家務引河（今青龍灣減河），并在今三百戶村、西王家務村之間的河道上修建了減水壩。七年后，河道總督上書乾隆皇帝，認為雍正年間修建的減水壩距離北運河與減河的交叉口太遠，建議在距離兩河交匯處更近的地方修建新的減水壩，同年新的減水壩開工。到了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命人又在減水壩兩側修建壩臺，最終形成了金門閘。

　　說回博物館中的殘碑，上面的碑文就是乾隆皇帝在金門閘落成之后題寫的。“金門一尺落低鈞，疏濬引河宣漲淪。畫策例同捷地閘，大都去害貴抽薪。”王愛民說：“從這首乾隆寫的詩中可以看出兩個信息。首先是‘金門閘’名字的由來，閘口附近并沒有以‘金門’命名的村莊，所以‘金門閘’是形容閘口抵御洪水時固若金湯；其次，詩作的第三句提到的‘捷地閘’是指河北省滄州市的捷地分洪閘，說明當時金門閘的作用與捷地分洪閘一樣。金門閘建成后，歷史文獻中便少有北運河下游洪水泛濫的記載，可以說這座閘口守護了下游的歲歲安瀾。”

　　1901年北運河停漕，金門閘的故事仍未結束。停漕后，金門閘依舊作為減河泄洪壩，守護著北運河下游百姓的安全。1925年，順直水利委員會將金門閘改建為40孔分洪閘，繼續履行泄洪使命。1973年，金門閘北側100米處開始修建全新的泄洪閘，并于次年5月竣工，同時青龍灣減河新開挖了一條河道，替代原有河道提高了泄洪效率，自此金門閘完成歷史使命。如今，只剩南北閘臺遺址留存。

　　非遺文化：運河兩岸唯一的皇封中幡

　　博物館“運河金波”板塊中有一處復原的沙盤，上面重現了乾隆巡幸江南乘船返回，途經香河時百姓在運河兩岸歡迎的場景。小車會、踩高蹺、跑旱船以及各種雜耍。王愛民介紹：“自古京津冀文化一脈。通州區的小車會、竹馬會等民俗文化也在香河十分流行，尤其是小車會，如今已成為香河縣百姓休閑娛樂的日常活動。”

　　復原的沙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個頂中幡的模型。王愛民介紹，這是安頭屯中幡，也是香河縣唯一一個國家級非遺項目。北運河兩岸幾乎都有頂中幡的習俗，安頭屯中幡的特別之處在于，清朝乾隆、咸豐兩位皇帝曾為安頭屯中幡題寫幡面，讓其成為唯一的皇封中幡。

　　香河縣非遺展示中心內，還保留著咸豐皇帝為安頭屯中幡題寫的“國泰民安”幡面。幡面紅底黑字，由于年代較遠，“國泰民安”四字的邊緣有些脫落，上面可見今人的修補痕跡。整個幡面十幾米長，因展柜長度有限，所以將幡面的上下兩端折起，方便觀眾參觀。

　　據考證，安頭屯中幡起源于隋唐年間，傳承至今已有1300余年。與京津兩地的中幡不同，安頭屯中幡的前身是漕工閑暇之余，頂起船帆并雜耍消遣，進而衍生的民間藝術形式；京津兩地的中幡則是發源于行伍之間，多為士兵頂起軍旗而形成的。王愛民說：“其實安頭屯鎮不在北運河邊上，距離北運河還挺遠。之所以能誕生與運河有關的非遺，據推測是元代之前的古運河河道可能從安頭屯經過；而且安頭屯在香河當地曾被稱為‘灣屯’，也說明此處與水有關。”

　　燒藍技藝是香河縣的一項河北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原本是花絲鑲嵌中的一道工序，如今已成為香河縣的文化明珠。香河縣燒藍技藝的發明人名為安迪生，香河縣嶺子村人，原本是清末造辦處的工匠，曾為皇室成員修理過首飾，足以證明此人手藝極好。

　　隨著清王朝覆滅，包括安迪生在內，大量的造辦處手藝人分散在今通州與廊坊北三縣一帶，繼續傳承著各自的手藝。花絲鑲嵌技藝如今已是國家級非遺，更是通州區運河文化的代表，從非遺層面，也再次印證了京津冀地緣一體、文化一脈。、

　　商賈文風：香河縣特有的“露水集”

　　完整的瓷器、破碎的瓷片、糟朽的船幫、生銹的鐵錨……運河兩岸各地出土過太多反映漕運的文物，香河縣也不例外。博物館的展柜中就展出了大量的瓷器，這些都是在北運河兩岸發現的。其中以元、明、清三朝為主，既有元朝的青瓷罐，也有明朝的青花瓷與清朝的商貿瓷，甚至還發現過遼代的瓷器，豐富的窯口再次印證北運河曾將南北的貨物流通至此，香河縣的貿易也因此繁榮。

　　古往今來，若是某個地方擁有優美的生態環境、豐富的人文民俗和悠久的歷史文化，后人大多會將其歸類總結為“六景”“八景”等，香河縣也不例外，因香河縣古稱淑陽，所以也稱為“淑陽八景”。

　　“淑陽八景”中的“古渡春蔭”與“西河宵鼓”均與香河縣的運河文化有關。王愛民介紹，“古渡春蔭”說的是王家擺渡口兩岸栽種了不少柳樹，每逢春季兩岸綠柳如茵形成一大勝景。“西河宵鼓”是指香河縣城西側的運河兩岸，在明清時期，每逢夜晚有人在岸上敲鼓，通知漕船即將靠岸，隨后岸上的商家便快速支起棚子準備交易。集市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天明才逐漸散去，因為商品附著晨露，所以這個集市也被老百姓稱為“露水集”。“明清兩朝的漕船上不只有漕糧、御窯金磚等皇室物資，有些船員還攜帶一些私貨進行貿易。他們順著運河一路北上，香河的下一站就是張家灣，所以到了香河，沒賣出去的私貨必須盡快出手，這才造就了‘西河宵鼓’。”

　　“通州八景”與“淑陽八景”都是北運河孕育而來，二者也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首先，“通州八景”中的“萬舟駢集”“柳蔭龍舟”與“淑陽八景”中的“古渡春蔭”“西河宵鼓”都是運河漕運樞紐的真實寫照，反映了通州與香河相同的運河文化。此外，“古塔凌云”和“文筆干霄”分別對應了通州、香河兩地在古代的地標建筑，前者是佇立在運河岸邊的燃燈塔，后者則指香河縣衙西側，始建于元代的孫百萬寶塔。這兩處景致均定型于明代，載入地方志，沿用傳統四字雅稱，融合自然風光與人文底蘊。作為北運河文化的重要載體，二者不僅留存了漕運盛景，更承載著兩地共同的鄉土情懷與文化記憶，生動展現出大運河跨越地域的文化凝聚力與傳承活力。

　　悠悠流淌的北運河也給香河縣留下了獨特的文脈。王鐸是明末清初著名書法家，其岳父馬從龍曾在明萬歷三十三年至三十七年（1605年—1609年）擔任香河知縣，所以青年時期的王鐸應隨居或途經過香河。至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王鐸沿運河返京時再次經過香河，有感而發創作了五言律詩《香河縣》。王愛民介紹，當時王鐸的母親、妻子、兩個女兒相繼離世，再加上當時的明朝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王鐸的心情十分復雜。《香河縣》一詩最后兩句是“何日箕巖倦，床寒可附攀”。“‘箕巖’相傳是許姓始祖許由隱居的地方，這個典故的出現說明當時王鐸已經有了歸隱田園的想法。”王愛民說。

　　除了體現運河文化的文物，香河縣博物館中還有一件珍寶值得一看。博物館的鎮館之寶《佛頂尊勝陀羅尼經》經幢佇立在展廳入口，經幢共八面，但是損毀嚴重，大部分字跡無法分辨，根據僅存的“圣十年三月”等字跡推斷應為遼代文物。經幢頂部安裝有重盤，同樣八面，每一面刻有人面獸身的妙音鳥，在佛教世界中，這是一種能誦經能唱歌的極樂之鳥。

　　本版攝影 常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