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892年的初夏，五十一歲的胡傳跋涉在去埔里的路上。埔里是臺灣中部山區(qū)的一個盆地，大概在今天南投縣的位置，正處在所謂"番界"的邊緣地帶。這個人后來會因為另一個身份被人記住——他是胡適的父親，安徽績溪胡家的讀書人。

胡傳考科舉不行，走科舉走到一半轉了道，靠捐官入了仕途，被分發(fā)到臺灣這個當時大清版圖上最燙手也最邊緣的崗位，當臺東直隸州知州。

作為一個安徽內地人，胡傳并沒打算在海島上干出多大成績，在臺灣只是恪盡職守地做一份邊疆官僚該做的事，巡視防軍、查點糧秣、看看那些號稱"開山撫番"的營盤到底有沒有在干活。

這一趟他要視察與官府打了多年交道的"熟番"，包括平埔族各社，部分已歸化納餉。還有深山里那些根本不認你大清律法的"生番"，包括泰雅族、布農族等高山族群的各社。

胡傳在埔里視察之后，寫了一部書，叫《臺灣日記與稟啟》，把光緒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的一番經(jīng)歷記錄了下來：

“埔里所屬有南番，有北番。南番歸化久，出亦不滋事。北番出，則軍民爭殺之；即官欲招撫，民亦不從，蓋恐既撫之后，不能禁其出入，道路為所熟悉，不能復制也。民殺番，即屠而賣其肉；每肉一兩值錢二十文，買者爭先恐后，頃刻而盡；煎熬其骨為膏，謂之'番膏'，價極貴。官示禁，而民亦不從也。”

這個現(xiàn)任從四品朝廷命官記錄了一樁驚駭?shù)氖聦崳_灣當時流行“番膏”這種恐怖的玩意。拓殖之民屠殺生番，熬肉以為食用的膏狀物。這種膏狀物干嘛用呢？

骨頭熬成膏，黑色的，凝結之后像豬油一樣，據(jù)說要加中藥材熬煮數(shù)日，去渣精煉，藏在背陰墻角的地窖里陳放。當時民間信生番世代住在深山里，喝山泉、吃野鹿、渾身自帶抗瘴氣的體質，那他們的骨血里就一定濃縮了某種"藥性"，特別是對瘧疾有奇效。

得，老百姓把番膏當治療瘧疾的良藥了。

這種“番膏”不僅在島內熱銷，還沿閩粵商路外流，甚至流到南洋貿易圈里，越炒越貴，跟今天的“野生珍稀藥材”一樣，給人一種熱帶居家必備之良藥的感覺。

同時期，加拿大傳教士馬偕1871年起就在臺灣北部傳教，他個人的日記里寫過一件事，有數(shù)十個人跑到某處，目的是"得到生番部分的肉體作為食物和藥"，生番如果在內陸被殺，"通常他的心臟會被拿去吃，身體的肉也被割成一條一條的，骨頭就被煮成膠，保存起來作為治瘧疾的特效藥"。他的記錄里還沒有確認此中殘忍行為是為了煉制“番膏”，但是也指出了當年確實似乎有此事。

清代治理臺灣將近兩百年，對待原住民的政策是“畫界封山，你不犯我”
。沿著中央山脈西麓，官府挑溝堆土，土堆形似臥牛就叫"土牛"，旁邊的深溝叫"土牛溝"，再用紅線在圖冊上標出來，這就是著名的"土牛紅線"。紅線以西歸府縣管，紅線以東歸山林管，理論上漢人不準越界入山墾殖，原住民也不準出界獵首。

但漢人要地。臺灣西部平原就那么窄一條，一波一波渡海來的閩粵移民像潮水一樣往上疊，地不夠分了就得往山腳下擠，往番界邊上蹭，偷偷摸摸越界去開那幾畝險田。原住民看自家獵場變成別人的稻田，看祖墳地上的鹿被趕光了，當然不干。于是“出草”，獵首就成了某些社群傳統(tǒng)的回應方式。

你砍我的樹、燒我的茅、綁我的族人去漢人家里當奴工抵債，我就下山摸進你的莊子里取一顆頭回來祭谷靈。雙方都覺得自己在"防衛(wèi)"，也都覺得自己是被欺負的那一方。仇恨疊仇恨，血債滾血債，到了晚清這個結構已經(jīng)繃得像一根浸了水的麻繩，隨時能抽斷。

而真正把這根繩子猛地拽斷的，是日本。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漁民遇害，派兵登陸臺灣南端的瑯嶠，攻打牡丹社。日本打的旗號是"臺灣番地無主論"，意思是我打的不是你們大清的地盤，這是無主野蠻之地，你管不著。

清廷被這一巴掌扇醒了。

船政大臣沈葆楨緊急赴臺，上奏朝廷“開山撫番”。用軍隊開路、設碉堡、移漢人入山墾殖，把"生番"納入直接管轄。不管轄不行啊，被外人當了侵略的借口。

廣東揭陽人吳光亮，淮軍系統(tǒng)的老將，光緒初年以臺澎總兵身份負責東路"開山"。從1874到1890年代，“開山”這條路從南、中、北三路往東海岸鑿，沿途跟原住民各社打仗，數(shù)量多、手段烈。

吳光亮的部隊綽號"飛虎軍"，廣東籍的兵居多，打仗狠，修路也狠。1877年，吳光亮部在開鑿水尾（今花蓮瑞穗一帶）到大港口（今豐濱）的道路時，就與當?shù)氐钠婷郎纾⒚雷宓囊粋€社群起了致命沖突。

奇美社殺了清軍的總通事林東涯，吳光亮派營官林福喜去彈壓，結果中了伏擊潰敗。隨后清廷加派孫開華、沈茂勝的兵力，炮隊也上了，奇美社連同鄰近的納納社等幾社聯(lián)軍終究扛不住近代軍隊的火力，四散退入深山。

傳教士馬偕以及日本殖民當局后來的調查檔案都提到一件事，清軍中似乎有人把殺死的奇美壯丁“烹而食之”。這話放在今天聽著駭人，但在當時的邊疆軍事文化里，復仇性的食人行徑并不是孤例，只是大多數(shù)人選擇不寫進正史而已。

不過，真正把這件事從“前線軍暴”降格成“日常市集交易”的，只有胡傳的這本筆記體歷史專輯。

"北番出，則軍民爭殺之"，只要深山里的生番（北番）踏出那條界線來到埔里附近的活動范圍，漢人軍民就搶著殺。為什么搶？因為殺了他有利可圖。你屠豬屠羊才叫屠，你把人當獵物宰了，割成塊拿到市上去，按兩賣，一兩二十文錢。一兩大概合今天的計量單位37.5克左右，二十文什么概念？當時一碗好一點的面條大概六七文，也就是說人肉的定價大約是日常食物的3到4倍的價位。

不是幾個人躲在暗巷里交易，是有買家市場，有需求，有流速。你把一個人的總肉量粗估一下，六十公斤的軀體去掉骨骼臟器大約能出三十到四十公斤可售肉，那就是八百到一千多兩的銷售額。胡傳自己的日記語境里，一個縣衙門的普通胥吏年俸不過才十幾兩銀子，這筆賬誰都會算。

“煎熬其骨為膏，謂之'番膏'，價極貴。”日本殖民當局后來的檔案極力從側面宣傳這一點。胡傳說"官示禁，而民亦不從也"。作為州官他下了禁令，但也禁不了番膏的流通。

其實早在康熙年間，清廷對臺灣山地的態(tài)度是"劃出去不管"。黃叔璥1722年寫的《臺海使槎錄》里就老老實實記錄了番界兩側各自的生態(tài)，西側漢莊種芝麻、種蔗、種稻，東側番社逐鹿、種黍、住桁架屋，中間隔著密林深菁。

兩邊別越界，越界了我立碑警告，再越我就派兵驅離。到了嘉慶道光之后，越界私墾已經(jīng)是半公開的常態(tài)。清廷面對成百上千的私墾莊頭和原住民各社之間的摩擦，它起到的調節(jié)作用非常低。

于是沖突越來越多，越來越血腥，也越來越脫序。原住民方面是出草獵首的傳統(tǒng)軍事，宗教復合行動，通常在特定季節(jié)、針對特定對象，有一定的儀式框架和社會意義；漢人方面的反擊則是是清算，是驅趕，是把對方從"人"的類別里整體降級為"害獸"之后的清除作業(yè)。

在"開山撫番"的旗幟底下。沈葆楨、丁日昌、劉銘傳這些人推動的開山政策，表面上的敘事是"把番民納入教化、修路通商、共享太平"，但實際操作層面，開路、屯兵、占地，把原住民往更高更深的山里擠。

打完之后道路開通，漢人墾戶跟進，原來的獵場變成軍屯田。生番的存在被定義為"障礙"，每一顆出山的番頭都變成賞銀，每一個被砍倒的軀體都變成可以折算的物資。當"障礙"開始能以肉按兩計價、骨頭熬膏賣錢的時候，暴力就已經(jīng)完成了它最徹底的商品化。

而在此之前。從三國到明末，到清朝前中期，都沒有過“番膏”的記載。就連荷蘭人來到臺灣也沒見過有這種記載。不過在漢人和原住民生活圈的交界，原來平埔族的一個社，光復后到五、六十年代都還有原住民老哥會背著深山老林的寶貝下山，每一個村子每一戶人家的兜售，其中就有一味藥材——猴膠。

“猴膠”確實是用猴子熬制的。

部分臺人食用猴膠動機是視之改善氣虛體弱的補藥材，和早年因為生存沖突的報復性食其肉沒有關系。《臺灣日記與稟啟》一書將「膠」閩南音ka寫作「膏」閩南音ko，應該是胡適他爹胡傳不懂閩南方言之誤，如果沒記錯，猴膠這玩意是比方說阿膠、龜鹿二仙膠之類的膠質固狀物，和枇杷膏、梨膏的膏字用法不一樣。

當年你噶我腦袋，我生啖你肉，肯定有的，但是耗費巨量的燃料這種戰(zhàn)略物資，十天十夜熬骨成膠方才解恨的騷操作，個人是認為沒什么道理的。

1895年《馬關條約》簽了，臺灣割讓給日本，清廷的"開山撫番"戛然而止，換成了日本殖民政府的"理蕃"政策。本質上還是那套"軍事鎮(zhèn)壓、經(jīng)濟整合、文化改造"的老框架，只是手段更加系統(tǒng)化、數(shù)據(jù)化和殘忍。

日本人對原住民打的五次"理蕃討伐"用了近代化的山炮兵和毒氣彈，而"番膏"這個東西，隨著奎寧正式進口了，現(xiàn)代醫(yī)學進來，那種"人骨治瘧"的黑市邏輯慢慢失去了土壤，說白了，當奎寧一塊銀圓能買一打的時候，誰還去熬人骨頭？

但是“番膏”學說大肆流通，僅僅通過一個清代臺灣地方官僚的目睹，就定義為肯定存在這種東西，不免失之謬誤罷了。更多的，可能是日本殖民者為了維護他們的統(tǒng)治，故意宣揚的一種似是而非的價值觀，力圖割裂當?shù)孛癖姷膱F結。如何對他們的統(tǒng)治更有利，他們就怎么干，分而治之這一招，殖民者最熟悉。

不就是為了讓原住民去仇恨漢人，讓漢人也去仇恨原住民嘛。破壞我們民族團結的事，殖民者樂在其中。因此，很多人受騙了。日本人進入臺島后，留下了更多的關于“番膏”的記錄，不外告訴世界，還有比它更野蠻的，以此來掩蓋日本侵略者的野蠻。

胡傳1895年離開臺灣之前染上了腳氣病，死在廈門。甲午戰(zhàn)敗割讓臺灣，臺東直隸州知州胡傳無視清廷將其召回內地，除官投身游擊隊繼續(xù)在臺灣東部、南部領導抗日防務，最后病至不起才后送廈門病故，此人無愧我華夏好漢，和他兒子胡適不是一路貨。

他的兒子胡適后來在美國寫《四十自述》的時候，提過父親的死，提過臺東的風土，但從未在所有公開文字里正面碰過那篇日記里"番膏"兩字。

“番膏”等同于一個遠方的謠傳，不可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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