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59年陳璧君生命終結前，不忘給子女寫信，囑咐他們銘記國家的恩情與使命！
1946年4月的一場春雨，把蘇州府前路面的青石板沖刷得發亮。臨時特別法庭內，押著一位中等身材的女子入座。她穿著早年越洋定制的呢絨短大衣，面色蒼白卻目光倔強。警衛低聲提醒：“請坐好，不要交頭接耳。”她微微頷首，“我知道規矩。”旁聽席竊竊私語，這一刻，曾經的“同盟會女俠”與“偽南京政府副主席夫人”兩個身份，在聚光燈下撞得粉碎。
這名女子便是陳璧君。回望四十年前，她還是馬來亞怡保一家錫礦富商的掌上明珠，16歲那年隨父返穗，聽孫中山演講，又讀到《民報》，便執意加入同盟會。那時的華僑社會捐款支援革命，她卻想親自搏命。廣州新軍起義前，青年汪精衛常去她家籌款，兩人志同道合，漸生情愫。數年后，上海法租界的小洋樓里，他們簡單地交換了戒指，見證人只有幾本被汗水浸皺的《民報》。
抗戰全面爆發后，全國上下同仇敵愾。可在重慶，汪精衛卻認定抗戰無望，私下策劃“和平運動”。陳璧君對外解釋說：“要救中國，只能另辟通路。”她隨夫東渡河內，再北上東京，最終在1940年3月看著丈夫在南京就任偽政權首腦。那一年，她四十九歲，出任“中央政務委員會”委員，掌理婦女、慰勞、宣傳等事務。曾經的“革命夫妻”自此被貼上“漢奸”標簽。街頭巷尾對她人所共知的鋒利無畏，如今成了凌厲的反面教材。
1944年冬，汪精衛客死名古屋。短短幾個月后，日本投降，南京失守。陳璧君在倉皇之中撤至上海法租界，卻終被憲兵逮捕。蘇州審判那天，檢察官宣讀起訴書，列舉罪狀二十余條。她起立反駁：“我追隨的是和平理想。”審判長只是淡淡一句：“法律面前，請用事實說話。”庭上旁聽的市民卻爆發噓聲。最終，江蘇高等法院宣判：以“通敵叛國”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財產充公。法槌落下，掌聲起伏，金陵春日的細雨沒有停。
被押往蘇州監獄時，她已是滿頭白發，卻仍攜帶著一摞英文小說和兩本《詩經》。在獄中，她寫信給海外的長子汪文斌：“安心讀書，無論如何要靠本事自立。”這封信今日仍存于香港，其字跡清秀有力，看不出絕望，卻也沒有往昔那般張揚。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提籃橋監獄改隸上海市公安局，原國民黨時期的要犯悉數重新登記。檔案顯示，陳璧君被編為“特甲一號”，關押條件不再優渥，卻仍獲準保留眼藥和藥膳。監舍里，她常對年輕女犯講自己的往事，“早年讀書要翻墻進校，女孩子也能做大事。”聽眾好奇地追問：“那后來呢？”她沉默片刻，再無下文。
新中國在1951年頒布《監獄管理暫行規定》，強調“管教并舉”，對戰犯、漢奸一律實行勞動與學習結合的改造。陳璧君身體每況愈下，獄方讓她搬到通風的單人間，配備護士。有人質疑“寬大”是否合適，負責干事只說一句：“政策有度，既要懲前，更重在治后。”這番話日后被抄錄進她的監獄筆記。
1953年秋，醫院病房里，她第一次對管教談到“看錯了形勢”。對方勸她寫自白書，她皺眉良久，最終落筆。自白書中大段回憶重慶、東京的談判細節，也承認“個人判斷失誤，導致民族巨大創痛”。字里行間仍難掩自尊，批注密密麻麻，像是在與過去的自己辯論。
1959年2月，病情急轉直下。醫生建議轉送華東醫院，獄方批準。但她拒絕：“不必折騰，我留在提籃橋就好。”同年6月初，她口授給獄醫數封信，托人遞給海外子女。最后一封不足百字：“汝等記念國家恩德，謹遵法律，力避虛名，母此囑。”字句平實，沒有往昔鋒芒。
6月17日晨，梅雨方歇，守夜護士發現她脈搏已停。骨灰按家屬要求寄往香港，上海方面只留下一紙病歷：女性，68歲，死因為肺源性心臟病。檔案袋里，還有那份略微發黃的自白書，首頁空白處寫著一句評語：“道路自己選擇，不可逆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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