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
目前，企業退休職工人均養老金約3200-3300元，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約六七千元，而農民的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只有160元左右。
造成這種巨大差距的核心原因，就是“工齡”被制度認可，而“農齡”一直被忽視。
工人退休時，早年沒有繳費的工齡可以“視同繳費”，與實際繳費年限合并計算養老金。但農民雖然一輩子種地，在集體化時期為國家交糧、干活，他們的勞動時間卻從來沒有被算作“農齡”，更談不上視同繳費。分田到戶后，農民只能自己交養老保險，交得少、領得少，最后每月就靠一百多塊錢的基礎養老金過日子。
更讓人想不通的是，當年上山下鄉的知青，在農村勞動的時間后來被明確算作工齡，回城后可以計入養老金。同樣的農活、同樣的田地、同樣的工分，知青的“農齡”能變成工齡，土生土長的農民卻不行。這種“看人下菜”的制度安排，說到底不是勞動價值有高低，而是身份標簽決定了晚年待遇。
其實農民對國家工業化的貢獻一點都不小。上世紀50年代到2000年，國家通過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從農村抽取了大量資金。有學者研究，僅1978年一年，“剪刀差”的絕對額就高達364億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0%。可以說，城鎮職工當年的生活水平和養老基金的積累，很大一部分來自農民的默默付出。可等到養老保障體系建立的時候，這些歷史貢獻卻沒有被折算成農民的“視同繳費年限”。
打螺絲和種地，都是踏踏實實的勞動。工人有檔案記錄工齡，農民沒有檔案記錄他們的農齡。現在政策也在探索給靈活就業人員、特殊工種認定工作年限，那為什么不能給種了一輩子地的農民正名“農齡”，并視同繳費呢？
承認農齡，不是要求農民和工人的養老金完全一樣。工人是領導階級，貢獻突出，多拿一些養老金合情合理。但差距大到十幾倍——工人幾千塊，農民一兩百塊，這就說不過去了。有專家呼吁把農民養老金漲到每月500元，可說了好久也沒落實。
工人有工齡，農民有農齡，都是勞動一輩子，不該活成兩重天。社會欠農民一份農齡，也欠他們一聲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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