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軍第十二兵團中將司令黃維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當了全國政協文史專員，還寫有《黃維第十二兵團被殲紀要》和《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其中有一段話是這樣的：“本來，我是‘國防部’新制軍官學校的校長，就個人的本意來說，我愿意辦學，不愿意帶兵。當蔣介石把我從漢口叫到南京，要我當十二兵團司令官時，我就當面向他表示，說自己‘離開部隊久了，帶兵怕有困難’。”

老蔣的一意孤行，很多黃埔生都深有體會，除了黃維，還有徐州“剿總”中將副總司令兼前進指揮部主任杜聿明，第二綏靖區中將司令兼“山東省主席”王耀武，都是被老蔣趕鴨子上架，而且趕上去就不讓下來，一直到戰敗被俘，這些人才終于“安生”了。

說到劉峙為總司令，杜聿明、孫震、劉汝明、馮治安、韓德勤、李延年為副總司令的徐州“剿總”，我們就會發現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第十二兵團原本不屬于徐州“剿總”，黃維到淮海蹚渾水屬于幫忙，他放著好好的軍校校長不當，為啥偏要巴巴地跑到雙堆集等著被活捉？

黃維出任第十二兵團司令，以為自己只是個匆匆過客：“我從新制軍官學校校長調任十二兵團司令官，仍兼新制軍校校長。我組成兵團司令部，并赴徐淮戰場。原指望幾個月后打完這一仗就可以返回學校，可是沒有想到學校還來不及等到我回來，就已經匆匆忙忙地遷到臺灣，我卻當了俘虜。”

據黃維回憶，第十二兵團就是在胡璉整編第十八軍基礎上擴建起來的——當時老蔣為了在談判時“占便宜”，既然雙方約定各保留多少個師，他就把軍變成整編師，擁有若干整編師的整編軍，換個名字就能變成兵團。這一點黃維也十分清楚：“一九四八年九月，當時各軍都還是用整編師的番號，到編為兵團以后，才恢復軍的番號。當時整編第十八軍（等于兵團的組織）軍長胡璉兼任整編第十一師師長，該軍則下轄整編第十一師（即第十八軍）和整編第三師（即第十軍），另外整編第十師（即第十四軍）也歸胡璉指揮。”

按理說由胡璉出任第十二兵團司令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黃維也可以安心當他的軍官學校校長，在雙堆集被俘的，可能不是黃維而是胡璉了。

黃維雖然書呆子氣十足，但也不是不知道好歹，他最后也承認自己被俘是因禍得福：“假如我仍舊在舊軍隊里，得了病就得離職回家。我黃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經濟力量畢竟有限，即使典當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醫治十年的那一筆數量可觀的醫療費用。”

黃維感謝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治好了他身體和思想上的頑疾，卻似乎一直沒有找到自己一敗涂地被生擒活捉的根源，在特赦之后，還是堅持既不罵老蔣，也不肯罵陳誠，其理由有點荒唐，這里就不再復述，咱們還是來討論一個比較安全的問題：黃維被老蔣的催命符送入淮海戰場后，還有沒有機會逃掉？

我們細看相關被俘將領的回憶文章，就不難發現黃維至少是有四次機會可以逃掉的，他缺少的不僅僅是反駁老蔣亂命的膽量，更缺乏隨機應變的能力。

即使是在封建時代，也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說法，黃維對老蔣的愚忠和盲從完全不可理喻，在關鍵時刻優柔寡斷，也是他斷送十多萬人馬的關鍵因素。

黃維的第十二兵團原本屬于白崇禧為總司令，張軫、宋希濂、夏威、潘文華、徐祖貽、李品仙為副總司令的華中“剿總”。

黃維兵出漢口，在確山、駐馬店、遂平一帶集結休整，白崇禧到駐馬店召集軍長以上人員舉行會議，命令地十二兵團在第三兵團配合下，由駐馬店附近地區出發，向泌陽、唐河、南陽攻擊前進，沒有找到戰機就撤回。

黃維轉了一圈沒有碰到解放軍主力，剛回到駐馬店，就接到白崇禧口氣嚴厲的命令：“即刻向徐州進發，不得以任何借口遲延行動！”

白崇禧之所以下這道命令，其實是有個前提的，那就是他統一指揮華中、徐州兩“剿總”，動用全部兵力展開大決戰，但不知為什么，白崇禧頭一天答應得好好的，第二天就變卦回了武漢，原本設定配合第十二兵團的張淦第三兵團也縮了回去，不再給黃維當后盾。

張淦縮了回去，十二兵團后面空門大開，這對黃維來說還真不完全是壞事——他有了不去徐州的理由：只要他堅持等張淦兵團來了他才動，那么剩下的事情就交給白崇禧和老蔣在電話里吵罵了。

如果黃維以第三兵團沒有跟進為由，在駐馬店反復向老蔣請求暫緩出兵，老蔣老白電報往來拖延個十天半月，黃百韜第七兵團被解決掉，自然就會讓黃維縮回去了。

黃維顧頭不顧尾，放棄了第一次機會，完全按“國防部”規定的路線前進，這一走，才發現地圖好看，道路難行，黃維叫苦不迭：“部隊有戰車營、榴彈炮營等重武器和汽車營及大量膠輪大車，且道路不良，沿途又需渡過南汝河、洪河、潁河、西淝河、渦河、北淝河、澮河，以致部隊行動遲緩，受到解放軍的攔截和追躡。因而當時曾擬利用渦河的掩護，由蒙城以主力轉到懷遠附近渡河，與鐵路正面的友軍聯系，再向宿縣進攻，如此或可出解放軍之意外，前進可較為安全。這一意見，曾電國防部請示，未得同意，仍限令照原定計劃攻擊前進，迅速趕赴徐州。

黃維事事向“國防部”請示，這就又丟掉了第二次機會：如果他繞過“國防部”而直接向老蔣請示，那結果可能就大不相同了——負責制定作戰計劃的第三廳廳長郭汝瑰最喜歡讓重裝部隊走水網地帶，杜聿明和黃維更喜歡走大路和鐵路，杜聿明后來自作聰明連人帶裝備都留在了陳官莊，黃維則是完全遵命行事，甚至在意見被駁回后，甚至沒有再次申訴，就按照上邊的命令一頭扎進了包圍圈。

黃維回憶起那次戰役還十分遺憾：“我軍陷入了解放軍的袋形戰線，我再想往前攻，攻不動了，而背后是幾道河，后方已完全被解放軍切斷，怎么辦呢？再這樣子打下去是不行了，于是我就想把部隊轉移到固鎮方面去。可是部隊沒有走出多遠，就在宿縣西南的雙堆集被解收軍黏住逃脫不了啦。從11月25日被四面包圍，幾次向解放軍反攻，但都沒能突圍出去。”

看黃維的回憶文章，似乎他“當機立斷”向固鎮逃竄，但該兵團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則是另外一種說法，看楊伯濤的《黃維第十二兵團被殲記》，我們就會發現黃維第三次丟掉了逃走的機會。

據楊伯濤回憶，他們在南坪集三面受到攻擊的時候，東南面的口子還沒扎上，只要十二兵團星夜向固鎮西南的鐵路線靠攏，南坪集到固鎮只八十多華里，機械化部隊一氣就可趕到。

黃維到了固鎮，既能取得后方的補給，又能與李延年兵團合股，想吃掉他就很困難了，但關鍵時刻，黃維猶豫不決的老毛病又犯了：楊伯濤和第十二兵團副司令兼八十五軍軍長吳紹周從11月21日下午就建議黃維趕緊下令向固鎮奔逃，但黃維一直踱步到半夜十二點才決定兵團即刻向固鎮轉移，并定好22日凌晨五點出發，但一直吃完午飯，黃維還是遲遲不下開拔命令。

心急火燎的楊伯濤跑去兵團司令部催促，才知道黃維一個傳送命令的參謀“丟了”，黃維要等他從吳紹周八十五軍拿著回信回來才肯動彈——黃維可能是吸取了陳誠在東北的經驗教訓（陳命令第九兵團司令廖耀湘和新六軍軍長李濤去救新五軍軍長陳林達，廖李二人遷延不進導致陳林達兵敗被俘，但陳誠拿不出書面證明，廖李一口咬定沒接到命令，結果弄得死無對證，不了了之），凡事都“按規定來”，結果耽誤了寶貴的時間，走到雙堆集就陷入重圍，再也走不動了。

楊伯濤回憶的時候，應該還在捶大腿：“如果以早上五點鐘開始行動算起，則耽誤了十一個鐘頭之久，按急行軍速度至少走了六十華里以上的路了。”

黃維連續三次放棄改變命運的機會，連最后一次逃跑的機會也丟掉了，他第四次逃跑的機會出現在11月27日，也就是廖運周起義那一天，黃維的突圍部署，可以說是一塌糊涂，遇到突發狀況根本就沒有應變之策。

也不知道黃維是想保住嫡系，還是楊伯濤態度不積極，那一天的突圍，居然沒用戰斗力最強的十八軍打頭陣，而是讓其向西、向南掩護，第十軍、第八十五軍拼力向東南攻擊，然后就是廖運周起義，黃維對前線戰況幾乎一無所知：“在澮河南岸擔任掩護之第十四軍部隊戰斗力脆弱，受到解放軍的猛攻而潰退到楊圍子方面混戰。這一情況，未為兵團部和第十軍所知；第八十五軍的攻擊部隊廖運周師（第一一〇師）攻擊進展以后，因后續部隊遲緩，以致被解放軍截斷聯絡，該軍其余部隊的攻擊，也因之停頓。”

廖運周之所以能順利起義，也跟黃維的荒唐排兵布陣有關：廖運周的兩邊和身后，居然沒有掩護和跟進部隊，廖運周過去了，口子又封上了，黃維最后的命令居然是“把當時的戰線穩定下來，加以調整，就地固守待援”。

固守守不住，待援援不來，黃維要是在11月27日孤注一擲突圍，即使不能全部逃脫，以扔掉大部分重裝備為代價，他和幾個軍長還是有可能帶著少數機動部隊溜掉的——后來的包圍圈更嚴密，胡璉還是坐著坦克車鉆空子逃跑了。

黃維指揮作戰是個外行，而且也不善于奔跑，戰后很多被俘將領都對黃維大加撻伐，熟悉那段歷史的讀者諸君，看了黃維和相關人員的回憶文章，應該能回答這樣的問題：黃維在雙堆集被俘，是不是被白崇禧坑了？如果把黃維換成胡璉或邱清泉，他們敢不敢違抗“國防部”的指令，見勢不妙就抗命開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