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記者表示，他曾接到一位四川宜賓的家長求助，因為兒子叛逆難管教，她送孩子到河南嵩山少林武校“矯正”，繳納19800元學費，結果發生挨打、逃學、抽煙等現象，便要求對方退賠學費。雙方協商未果，她便向記者曝光。記者介入后，這件事很快得到解決，退費、學籍等問題得到妥善解決。這位家長轉頭就要求記者刪除素材，并稱孩子是未成年人，“相關采訪照片、素材還請妥善封存，不要對外傳播”。

從這位記者在社交媒體中披露的信息來看，他應該并未回應、或者拒絕了家長的要求，在朋友圈里公開了與這位家長的聊天記錄。家長在隨后的溝通中，表現得愈發“聲色俱厲”，聲稱公開私人聊天內容涉嫌侵犯隱私權，并表示要投訴。

這件事，被不少人比作“農夫與蛇”。我有些不同意見，在本次爭議中，家長和記者都表現出對公共媒體的誤解。

家長的態度轉變，顯然把媒體曝光當成了工具。這也是國人常見的認知誤區，媒體被當成了“青天大老爺”的延續，跟攔轎喊冤有相似的作用。盡管很多喊冤的人的確遭遇了不公，但往往沒有能力了解并遵循程序正義，反而寄希望于更“高效便捷”的方案——尋找更大的權力來主持公道。

在制度層面，這常常是底層求告無門的無奈之舉，程序監督的失效逼著一些受害者不得不劍走偏鋒，出現嚴重不公的社會事件，程序失效的制度反思無疑是必要的，這是另一個話題，在此不表。

問題在于，久而久之人們也會產生某種曝光依賴，把媒體當成實現自身訴求的工具。尤其自媒體時代到來，新聞的制作和傳播成本都大幅下降，當事人和管理部門對輿情的忌憚，更讓這類媒體曝光行為有了越來越多的功利色彩，叫媒體來是幫我解決問題的。

公共媒體是公器，因保護人的基本權益和公共利益而介入。但媒體不負責裁決和審判，新聞曝光過程中，也包括將復雜性呈現于公眾面前，這并非服務于曝光者的個體訴求，在不少情況下，甚至可能因曝光出現所謂“反轉”，導致曝光者反被批評。

倘若記者描述屬實，這個家長最初向記者爆料的“用”，和訴求得到滿足后對記者的“棄”，是用完即棄的涼薄，更是把媒體公器當做私人工具的雞賊。

記者在處理過程中，似乎也不夠尊重公共媒體的專業性。目前該新聞沒有見諸公共媒體，都是記者通過社交媒體爆料。至少到現在為止，記者讓渡了自己的職業身份，反而把自己代入了新聞事件，用一個“農夫與蛇”的故事讓最初的新聞事件失焦。

首先，這位記者接到爆料后，立刻驅車趕往現場。這種熱情值得鼓勵，但在進入現場前，記者應提前分析事件的新聞價值和公共屬性。家長和學校關于退費額度的爭議背后，到底是否存在、或者存在哪些侵害公共利益的隱憂，是這家武校如楊永信之流、涉嫌以“矯正”的名義侵害未成年人權益，還是違規收費、教育疏漏？對新聞的預判，決定了值不值得報道，應該怎樣報道。有所準備，才能在實際采訪和調查時不斷深入，最終決定要推翻預判另辟方向還是延著思路繼續發掘。

記者，尤其是調查記者，不該只還原一次爭議過程，而應該帶著常識、思考和好奇心展開調查，這樣才能避免被人所“用”。

從聊天截圖來看，最初家長表現得還比較客氣，“結果我這邊很滿意。因此決定不再做新聞曝光，辛苦您專程趕來，麻煩本次采訪稿件及相關素材全部封存不予刊發，感謝理解”。這位記者隨即兩連問，“怎么退的，退了多少錢？”“這個信息是你發的還是教育局？”

家長要求撤回采訪素材，屬于撤回同意，她可以如此主張，但記者也可以用合理理由駁回。但這個記者開始追問甚至隱隱設置被害猜想，言語中假設了教育部門拿著家長手機發信息的場景。家長回復“我發的”，記者便開始質問，“你先搞清楚媒體職能，不是你想曝光就曝光的！我要把你發給我的內容加進新聞稿里。”

我理解記者得知家長撤回同意的不甘，但這樣的回復已經近乎威脅。什么叫“不是你想曝光就曝光的”，這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都可以曝光，也可以撤回，但只要公共媒體認為滿足涉及公共利益并保證客觀真實，并作信息脫敏，仍然可以繼續刊發。

但這個記者并未通過媒體人的方式，繼續開展調查，而是威脅把撤回同意的內容進行曝光，并且真這么做了。所有調查報道的方向瞬間偏移，這個14歲的孩子家庭成長環境如何，為什么“難管教”，家長為什么選擇送到這么遠的武校，武校是否以“矯正”的名義招生，收費標準如何，矯正方式是否合理，是否涉嫌侵犯未成年人權益……所有事關公共利益的深度討論突然中止。取而代之的，是記者和家長的矛盾。

如果這個送孩子去武校“矯正”的新聞真有價值，那就不會僅依賴家長和孩子這一個信源。而且單一信源也無法構成新聞，該記者在家長撤回同意后，可以明確拒絕其要求，并且表示會做信息脫敏。但他偏偏選擇將私人對話公之于眾，甚至威脅把這個對話寫進報道，這已經是將私人情緒置于新聞之上了。

我在做調查記者的時候，也遇到過幾次采訪對象反悔的情況。我通常是先做保證，強調會隱去個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和地址等等。然后再“磨”，反復申明這一事件對保護公眾權益的重要性，好言相勸。如果還有極個別比較堅持的，我也會尊重對方意見，無非就是繼續增加采訪對象嘛。

如果這家武校真的有問題，那受害的孩子肯定不止一個，記者多花點時間做更全面的采訪，包括學生、家長、老師、校方等等，反而更符合新聞操作規范。如果這家武校沒問題，只是一次簡單的民事糾紛，那么這個新聞從一開始就不成立，這個記者更不必激動。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能當選題，社會記者的生涯里，本就充滿了起伏與挑戰。

多年前，我還是個小記者，一位記者同事的話至今還記得，“記者是個仰仗陌生人慈悲的行業”。

受訪也好，爆料也罷，新聞總是充滿了不確定，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業障和煩惱，記者不必扮演英雄，也沒那么多悲情，做好一個又一個采訪，了解一個又一個故事，盡可能用思考和勇氣發掘深度，盡可能用事實逼進真實。站在第三方，我們當然可以說那個家長功利、雞賊，但站在那個記者的角度，這樣的回復已經涉嫌用媒體的話語權威脅，并且用自己的社交媒體曝光私人對話，也算不上磊落。

還是那句話，如果真覺得這個新聞有價值，有很多方法來推進，比如采訪更多學生和家長，比如采訪管理者，比如做信息脫敏……但不包括把自己變成新聞。

因此，從這個記者的表現來看，他在朋友圈公開了受訪人的對話截屏，在社交媒體上不斷曝光采訪進程，但似乎深度報道還沒有什么突破，反倒通過這些爆料，讓記者打破記錄、觀察、思考的邊界，讓話語權成為武裝自己的利器。在我看來，這種言行跟那位家長并無太多不同，同樣是把新聞這一公器“工具化”，也將新聞專業主義的準則拋到腦后。許多人感嘆新聞已死，而殺死新聞的，既有巨大的幽靈，也有爆料人與從業者的功利。

這條尚未見諸報端、卻已經在網絡上引發爭論的“新聞”，不是農夫與蛇，也不是什么敲鑼女的再現，而是雙方共同譜寫的新聞的哀歌。

圖片來自藝術家劉旭星的“藝術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