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西電早期每一位教授寫一篇傳略！自《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傳略：第一卷（1949—1962）》編纂工作正式啟動以來，在多方支持與編纂團隊的潛心打磨下，現已順利完稿。在此基礎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傳略：第二卷（1980—1982）》的編纂工作已正式開啟，本卷聚焦改革開放初期11位知名教授的治學風采與育人擔當，以人物為脈絡，以史實為依據，記錄一代教育工作者堅守講臺、潛心科研的奮斗歷程。歡迎廣大師生、校友及各界讀者持續關注，共憶師者風范，共傳西電精神。

教書育人，桃李天下

——追記西安電子科技大學陶栻教授

個人簡介

陶栻（1922-2016）

陶栻，字望平，漢族，1922年1月15日出生，江蘇崇明（今上海崇明）人。 1945年畢業于浙江大學電機系，獲電機學士工程師學位。1946年6月至1948年8月在中建電機廠、中華無線電社、香港馬可尼無線電公司任實習工程師。1948年8月至1951年10月在英國馬可尼無線電學院及工廠學習無線電通信和雷達技術。1951年11月回國工作。1952年4月至1965年2月，在北京工業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雷達系任教，任副教授；1965年2月至1980年8月，在西北電訊工程學院（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二系雷達教研室任教，歷任副教授、教授；1980年2月，被提升為教授。1980年9月至1984年6月，在桂林電子工業學院（今桂林電子科技大學）電子計算機系任教授、系主任。1983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4年7月起任名譽系主任。曾任中國電子學會理事、科普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桂林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電子部計算機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廣西電子學會顧問等職。1991年享受早期回國定居專家津貼，1992年退休，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2016年12月5日在深圳逝世，享年94歲。

陶栻，字望平，1922年1月15日出生于江蘇省崇明縣（今上海崇明）。父親陶勝百是中國近代無線電事業的開拓者之一、民主建國會發起人之一，自幼受家庭熏陶，對電機和無線電產生濃厚興趣。

1929年至1941年，因全面抗戰爆發和時局動蕩，陶栻輾轉就讀于上海、武漢、昆明、重慶等地的十余所中小學，在顛沛流離中堅持學業。1941年，他從重慶清華中學畢業，同年考入浙江大學工學院電機系。彼時浙江大學已西遷貴州遵義，在校長竺可楨帶領下堅持辦學。大學期間，陶栻加入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馬列主義小組，擔任地下圖書管理員和聯絡員，曾多次冒險赴重慶新華書店取送進步書刊，較早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禮。

1945年，陶栻從浙江大學電機系畢業，獲電機學士及工程師學位。畢業后，他先后在重慶中建電機廠、上海中華無線電廠任實習工程師，學習電動機、變壓器及收發報機的制造技術，積累了扎實的工程實踐經驗。

1947年，陶栻轉至香港永華電影制片廠任錄音工程師。1948年，他進入香港馬可尼無線電公司任實習工程師，學習大型無線電發射設備和船用收訊機的維修技術。同年8月，他遠赴英國，進入馬可尼無線電學院深造，留英期間先后在通訊工程班和雷達工程班學習，同時參加工廠試驗、制造訓練、繪圖設計等實踐環節，獲得特許工程師（chartered Engineer）稱號。在英期間，他擔任中國留英學生會倫敦分會主席、中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英國分會主席等職，組織留英學生座談會，出版刊物，號召海外學子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1951年，陶栻響應祖國召喚，放棄國外優渥條件回到北京。

1952年4月，經教育部人事司分配至北京工業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雷達系工作。同年，陶栻被北京工業學院授予副教授職稱。作為雷達專業的奠基人之一，他主講雷達原理課程，并著手編寫教材。

1953年，北京工業學院正式成立雷達設計與制造專業，從蘇聯引進雷達專家，陶栻與蘇聯專家密切合作，從無到有參與構建了雷達專業的教學體系。

1965年，陶栻響應國家加強西北國防院校建設的號召，從北京工業學院調入西北電訊工程學院二系雷達教研室，與戴樹蓀、丁鷺飛等學者共事。他先后主講過工業電子學、電磁測量、無線電通信設備、雷達原理與雷達站、半導體原理等多門課程，并開設出國教師英語進修班，幫助青年教師提升英語水平。

1966年至1976年，陶栻雖受到沖擊，但在困難時期他依然心系他人，自費為在疏散期間認識的鄉親購買藥品治病，還為村子自制高音喇叭。這一時期他雖然無法正常開展教學科研，但經常受其他單位邀請維修雷達，始終堅守學術初心。

1980年2月，陶栻被授予教授職稱。同年，他擔任中國電子學會理事。業余時間撰寫科普讀物，如《國防的眼睛——雷達》《激光雷達》《衛星通信》等。

1980年3月，電子工業部決定由西北電訊工程學院對口支援新建的桂林電子工業學院（今桂林電子科技大學）。同年，陶栻再次服從組織安排調往桂林，負責電子計算機系的建設和學校的職稱評定工作。這一年他已經58歲。從雷達專業轉向計算機領域，他憑借扎實的功底和英語能力，刻苦自學，帶領全系從零開始制定教學計劃、編寫教材、建設實驗室。

1981年至1987年，陶栻擔任桂林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積極為地方發展建言獻策。1982年，他作為四機部組織的“中國高校‘IBM計算機’訪美代表團”成員赴美考察，開闊國際視野，為桂電計算機專業建設提供借鑒。同年，他被評為桂林電子工業學院全院先進工作者，并獲電子工業部“先進教育工作者”稱號。

1983年12月15日，陶栻在桂林電子工業學院加入中國共產黨，實現多年夙愿。他在入黨思想匯報中寫道：“對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歸宿堅信不渝。”

1984年9月，陶栻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電子計算機系主任，改任名譽系主任。同年，他擔任電子部計算機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廣西電子學會顧問。

1986年，陶栻被評為桂林市教育工作優秀黨員。同年起，他受電子工業部委托，擔任深圳賽格電子集團高級顧問，每兩月赴深圳參加咨詢會議，為特區電子工業發展出謀劃策。

1987年，他獲評桂林市年度優秀黨員。同年，陶栻年滿65歲達到退休年齡，但學校要求他延聘五年，繼續為學科建設和職稱評定工作把關。他定下規矩：家中不談職稱，來訪不帶禮物，一切按程序公平公正辦理。

1992年，陶栻正式離休，后隨家人遷居深圳。

2016年12月5日，陶栻在深圳逝世，享年94歲。

他一生從北京工業學院到西北電訊工程學院再到桂林電子工業學院，三度服從國家需要，輾轉三校，每一次轉身都毫無怨言，始終耕耘在電子信息高等教育第一線。在他身后，留下的是一個關于信念、選擇與堅守的故事——這個故事，始于上海崇明島上一個電信世家的燈火，貫穿了整整一個世紀。他用自己的畢生精力，詮釋了老一輩知識分子心懷家國、無私奉獻的精神底色。

家學淵源：電信先驅的精神傳承

陶栻，原名陶望平，1922年1月15日出生于江蘇省崇明縣廟鎮（今上海崇明）。崇明島，長江入海處的一方水土。這里雖為懸海之島，卻素來人杰地靈。近代中國電信史上流傳著一句美談：“無崇不成臺（電臺）”，意即若無崇明人，電臺便難以設立。這句話指向的核心人物，正是陶栻的父親——陶勝百。

陶勝百（圖片來源：家屬提供）

陶勝百（1890—1982），名鈞，以號行世，是中國近代電信事業的開拓者之一。讀中學時就對電機專業大有興趣。1911年，陶勝百就讀于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上海交通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前身）電機系，是該校電機系的第一屆大學生。

1914年畢業后以突出成績，由交大保送北京交大無線電工程班深造，1915年5月畢業。旋即由北洋政府交通部錄用為北京電報局工程師。同年8月，陶勝百兼任海軍部技士職，在軍務司工作，不久晉升為海軍部無線電工程師。他先后任職于北洋政府交通部和海軍部，成為中國早期身兼兩部要職的電信工程師。1920年，他騎著駱駝穿越荒漠，歷經月余抵達外蒙古庫倫（今烏蘭巴托）架設無線電臺，與同鄉鄒駕白赴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建臺之舉，并稱為中國電信史上兩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但陶勝百的傳奇遠不止于此。1926年，他在上海創辦中華無線電研究社，將進口的馬可尼長波收發報機改裝為國產第一臺短波收發報機，開創了中國無線電設備制造的先河。次年，他又創建了中華無線電廠，規模化生產各類無線電設備，打破了外國產品的壟斷。更值得稱道的是，他于1927年創辦中華無線電夜校，系統培養無線電技術人才。

研究社、工廠、夜校三位一體，理論與實踐結合、生產與育人并重，形成了中國近代職業教育的一種典范模式。三屆畢業生共180余人，其中崇明籍占絕大多數，這些人才隨后遍布全國各地電臺，成為“無崇不成臺”這一說法的真實注腳。

陶勝百還是中國有聲電影錄音機的研制先驅。1936年，他成功研制出“中華通”錄音機，為國產有聲電影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抗戰勝利后，他于1946年秋回到闊別10年的家鄉崇明，將自己120畝土地作為資產，獨資接辦廟鎮宏仁中學（今崇西中學前身），自任校董事會董事長。

1949年，在香港的中共地下黨員找到他，囑托保護廣州一批電信材料，免得運往臺灣，他欣然受命，順利完成任務。同年10月，他應好友黃炎培之邀回到大陸，投身新中國建設，先后任職于中國工程公司、北京電機廠、北京市工業局、北京市電工研究所等單位。

陶勝百為《中華無線電學校同學會會刊》寫的序（圖片來源：《中華無線電學校同學會會刊》）

陶勝百一生兼具工程師、企業家、教育家多重身份，以其卓越的技術才能、前瞻的商業眼光和深厚的家國情懷，為中國電信事業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的精神品格——對技術的執著追求、對國家的赤誠熱愛、對教育的重視投入——如同一盞燈，照亮了兒子陶栻的人生道路。

陶栻生長于這樣一個充滿科學氛圍與愛國情懷的家庭，自幼耳濡目染，對電機、無線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家中往來無白丁，常常聚集著電信界的精英人物，他們談論的無線電技術、通信設備、國內外科技動態，在少年陶栻心中埋下了求知與報國的種子。

父親“實業救國”“教育救國”的理念，通過日常生活的點滴浸潤，化為陶栻日后一切選擇的底色。那些陌生的名詞和奇妙的電路，在他心中埋下了求知的種子。崇明島的水土滋養了他的身體，而陶家的家學家風則塑造了他的精神底色。

負笈千里：戰火中的求學之路

陶栻的求學經歷，是一部在戰亂中輾轉求索的艱辛史，也是一位青年在時代洪流中堅守志向、孜孜不倦的成長史。1929年至1941年，他的中小學階段跨越了上海、武漢、昆明、重慶四地，先后就讀于十余所學校。每一次轉學，背后都是一段家國動蕩的故事。

1929年，陶栻入讀上海效云小學一年級。1930年，他轉入修德小學二年級。1931年，他又轉入潔如小學三年級。頻繁更換學校，本是因為家庭原因，但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國主義蓄意發動“一·二八”事變，淞滬抗戰爆發。為躲避戰火，年幼的陶栻隨家人被迫搬家。這一年，他進入上海南洋中學第一小學，從四年級讀起，直至1935年小學畢業。在南洋中學附小的三年里，他終于有了一段相對穩定的求學時光，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1935年，陶栻升入上海南洋中學初中。然而好景不長，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面抗戰爆發，上海局勢日益危急。父親陶勝百的工廠由上海搬到了漢口，陶栻也隨之前往武昌求學，轉入武漢第九中學就讀初三。1938年初，南京失陷，武漢動搖。父親決心把工廠搬到四川去，陶栻本想隨父親入川求學，但因等不到從漢口到重慶的船位，只好改變計劃，取道昆明繼續學業。

陶栻的中學作業本（來源：家屬提供）

抵達昆明后，陶栻進入昆華中學，于1938年6月完成初中學業，同年考入昆明的南菁中學讀高中。1939年初，為反抗軍訓教官強迫一名同學吞下從地上拾起的小石子，他與同學們一同與教官及校方抗爭。于是，校長在學期末將他開除，盡管他當時的學業成績名列第二，操行等第為甲等。

被開除后，陶栻于1939年考入了重慶清華中學高中二年級。在那里，有兩位進步先生給予他指導，他參加了進步學生團體的座談集會，課余時間閱讀了《大眾哲學》《政治經濟學教程》《聯共黨史》以及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民主主義》等著作。

校長曾為此到他父親那里告狀，擔心他落下功課。但父親陶勝百并沒有責罵他，只是語重心長地說：“數理化十分重要，必須要好好學習，將來可以做一個優秀的工程師。”這番話讓陶栻銘記一生。重慶清華中學嚴謹的學風、濃厚的愛國氛圍，為他打下了堅實的知識基礎，也進一步激發了他的求知欲與報國志。

民國三十四年陶栻私立重慶清華中學證明書（來源：浙江大學檔案館）

這段看似顛沛流離的求學經歷，實則折射出那一代知識青年的共同命運：戰火逼迫他們不斷遷徙，但從未能阻擋他們求學的腳步。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相繼淪陷，大批學校內遷，無數學子跟隨學校或家人踏上西行之路。陶栻從上海到武漢、從武漢到昆明、從昆明到重慶，每一步都踩在民族危亡的節拍上。正是這樣艱苦的環境，磨礪了他的意志，開闊了他的眼界，讓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國家獨立、民族復興的緊迫性。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不久，年僅十五歲的陶栻便參加了學生下鄉抗日宣傳團，到農村開展宣傳工作。在鄉村和礦場，他第一次親眼目睹了貧苦農民和礦工被剝削的悲慘情形。雖然年幼的他尚不能完全分析這些現象的本質，但這次經歷在他心中埋下了同情勞動人民、追求社會公正的種子。

1941年秋，陶栻以優異成績考入浙江大學工學院電機系。此時的浙江大學，正處于校長竺可楨領導下的“西遷辦學”時期。自1937年起，浙江大學歷經浙江建德、江西吉安、廣西宜山等地輾轉，最終于1940年初定居貴州遵義。

陶栻學生成績冊（來源：浙江大學檔案館）

在竺可楨校長的親自帶領下，浙大師生在戰火中堅持辦學。除了辦學條件極端簡陋，生活和衛生醫療也相當惡劣。但浙大仍保持一貫嚴謹的校風，主科成績不及格者會被除名。當時，與陶栻同宿舍的一位同學不幸染上肺病被迫休學，而陶栻自己也出現了類似癥狀，低燒數周不退。但他以驚人的毅力堅持不耽誤各門課程，并順利通過考試。若干年后每次體檢，他的肺部胸透片中總有一個明顯的鈣化斑塊陰影，醫生評估說，這可能是當年患上肺結核留下的后遺癥。

陶栻在浙大期間熱愛體育運動，尤其喜歡踢足球，這一習慣伴隨他終生。在遵義的簡陋操場上，他與同學們奔跑、傳球、射門，汗水灑在泥土地上，青春的活力在戰火中依然蓬勃。陶栻上學期間最崇拜的老師就是竺可楨校長。他常說，竺校長“求是”二字的精神，影響了他一輩子。后來，他還與十多位同學共同撰寫了一本關于竺可楨對他們人生影響的書，懷念竺校長對自己的教誨與指引。

遵義工學院實驗室奠基紀念碑（來源：浙江大學工學部網站）

更為重要的是，陶栻在浙大期間接觸到了進步思想。1943年2月，一位比他高一年級的同學約他密談，問他是否愿意為共產黨革命力量出力。陶栻毫不猶豫地回答“愿意”。于是他便加入學校的地下組織——馬列主義小組，在地下黨員呂東明同志領導下開展工作。小組的工作包括：聯絡消息，從重慶新華日報等書店獲取陜北的消息；利用各種機會宣傳共產主義，團結進步同學；管理秘密圖書館，出借革命書籍。

他在這個團體中擔任地下圖書管理員，負責保管約四百本進步書籍。其中包括馬列選集、華文課本、資本論中文本和德文本全套、斯大林選集，以及毛澤東等人的著作。為了安全，他將書籍分成三批，部分存放在校外，部分藏在宿舍隱蔽處。他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前往重慶新華書店秘密取書，然后將書刊巧妙偽裝，通過層層關卡安全帶回遵義浙大校園。

1944年12月，一個更為嚴峻的考驗降臨了。由于形勢突變，陶栻奉命緊急轉移他保管的馬列書籍。

那是一個寒風凜冽的夜晚，國民黨特務已經開始在校園周圍活動，嗅查進步力量的蹤跡。他正將校外一部分書籍搬回校內，途中迎面遇到三個特務稽查員。特務尾隨了一段后，喝令他停下，要求開箱檢查。陶栻鎮定地推說衣袋中沒有箱子的鑰匙，堅決不肯開鎖。雙方僵持了三、四分鐘。幸好有幾位散步的同學路過，上前幫他解釋，特務才悻悻離去。這次遭遇險些使他被捕，但他臨危不亂，最終將全部書籍安全轉移，無一冊落入敵手。一旦這些書籍被查獲，不僅藏書盡失，陶栻本人也將面臨被捕甚至更嚴重的后果。這次險情，讓陶栻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也更加堅定了他追隨中國共產黨的信念。

正是這些經歷，使他較早地接觸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增強了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認同，也鍛煉了他的組織能力和革命意志。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遵義浙大的校園里，一盞盞不滅的燈，既照亮了知識的殿堂，也點燃了理想的火焰。陶栻，正是這燈火下成長起來的一代青年。

陶栻學生成績簿（來源：浙江大學檔案館）

1945年，陶栻從浙江大學電機系畢業，獲得電機學士工程師學位。畢業之際，抗戰已近尾聲，百廢待興，正是用人之時。他沒有選擇安逸，而是投身于重慶中建電機廠，任實習工程師，學習電動機和變壓器的制造，邁出了職業生涯的第一步。從書本到車間，從理論到實踐，他感受到了工程技術的力量，也更加明確了自己的人生方向。

遠洋淬火：英倫深造與報國之志

1945年至1951年，是陶栻從一名青年工程師蛻變為具有國際視野的雷達專家的關鍵六年。這六年里，他從重慶到上海，從上海到香港，再從香港到英國，足跡踏遍半個地球。

陶栻（來源：家屬提供）

抗戰勝利后，陶栻于1946年初回到上海，進入中華無線電廠任實習工程師，學習收發報機和擴大機的制造。在這里，他將大學所學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熟悉了無線電設備的生產流程，積累了寶貴的工程技術經驗。1947年，他轉至香港永華電影制片廠任錄音工程師，次年起又進入香港馬可尼無線電公司實習，學習大型無線電發射設備和船用收訊機的制造與維修。

1948年8月，陶栻遠渡重洋，赴英國深造。他乘坐貨輪，在海上漂泊了三個月。漫長的航程中，他沒有浪費一天時間——隨身帶著書本，在搖晃的船艙里學習英語，背誦單詞。貨輪條件艱苦，他卻甘之如飴。

陶栻與友人在船上合影（來源：家屬提供）

抵達英國后，陶栻進入了馬可尼公司體系下學習與工作。兩年半的時間里，他的訓練安排緊湊而有序：先是在車間工廠進行扎實的實習，內容涵蓋工廠試驗、制造訓練、繪圖設計、機工操作等全流程環節，為期半年；隨后進入附設學校，系統學習通訊工程的前沿理論，為期半年；接著轉到制造廠和試驗部繼續工作半年；最后半年又回到學校，專攻雷達工程的前沿理論。這種理論與實踐交替進行、各占約一半時間的模式，使他在學術素養和動手能力上得到了均衡而深厚的鍛造。1950年，他獲得馬可尼公司特許工程師（Chartered Engineer）稱號。

陶栻（前排左一）與馬可尼學院同學留影（來源：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檔案與現代手稿部）

陶栻去英國馬可尼學院是半工半讀。因父親陶勝百當時處境不穩定，拿不出太多錢供他留學，他必須靠自己。他住在一個英國鈑金工人家中，有時也去工廠上班實習，學習鈑金手藝。為了維持學業和生活，他靠敲鐵皮、做煙囪、打水桶等手藝活掙錢補貼開銷。他的動手能力很強，可以制作各種金屬物件。從英國回國時，行李中就有一個他自己敲出來的工具箱——那是他在英國數年辛苦的見證。

1949年4月20日，陶栻（前排右一）與馬可尼公司同學在訓練所留影（來源：家屬提供）

這段經歷不僅鍛煉了他的動手能力，也為他日后在雷達工程領域的實踐能力奠定了堅實基礎。他不僅會維修各式各樣的雷達，還在多年后買不到電視的年代，自己購買配件，花費一兩年時間成功組裝了當時家里第一臺電視機——一臺4.5寸的小電視。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這幾乎是一個奇跡。

陶栻自己做的銅盒子（來源：家屬提供）

在英期間，陶栻不僅專注于專業技術的學習，還積極投身于留英學生的工作。他擔任中國留英學生會倫敦分會主席和中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英國分會主席等職務，組織留英學生開展活動，出版雜志，號召留學生學成后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倫敦留英學生會和中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英分會這兩個組織當時是受中共駐英黨員陳天聲領導和支持的，開展一些進步活動。

當時國民黨大使館解散時留下一批特務，專門破壞海外學生運動。陶栻與幾位進步同學察覺到特務的活動后，立即向中共駐英代表陳天生報告，協助揭露和防范特務的破壞行為。在倫敦學生會中，陶栻每月組織兩次座談會，討論和報告國內革命后的形勢與發展，團結廣大留英學子，增進留英學生對祖國的了解和認同，號召大家回國參加新中國建設。

陶栻在馬可尼學院留影（來源：家屬提供）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傳到英國，留英中國學生歡欣鼓舞。陶栻激動萬分，他更加積極地投入到動員留學生回國的工作中。他深知，新中國百廢待興，急需各類專業人才，特別是在國防科技領域。雷達技術作為現代戰爭中不可或缺的電子裝備，對于鞏固國防、保衛新政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1951年從馬可尼無線電學院畢業后，陶栻先在香港馬可尼公司船舶雷達部工作，任船用雷達工程師。不久，他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決定——回國。

據家屬回憶，當時國內正通過在香港的機構呼吁海外學者回國建設新中國。陶栻通過聯絡機構與國內取得聯系。然而，因他在馬可尼公司從事的技術具有一定保密性，涉及英國軍方設備，若直接告訴公司，公司肯定不會輕易放行。于是，他與另外四、五位處境相同的同仁一同給周恩來總理寫信，報告情況。了解情況后，總理立即派人從香港將他們接回。

陶栻一行人沒有走正常海關，因為一旦通過海關，英方必然會知曉并可能加以阻攔。于是，在一個夜晚，他們乘船從香港出發，次日白天便抵達廣州。他甚至沒有來得及正式從馬可尼公司辭職，只是請了幾天假，便毅然踏上了歸途。從那一刻起，他就把自己完全交付給了新中國。

從1945年大學畢業到1951年回國，六年時間，他從國內到香港再到英國，從工廠實習到學院深造，從技術實踐到學術研究，從專業學習到社會活動，完成了一個青年才俊向成熟專業人才的蛻變。這六年，是他人生中最為關鍵的成長期，也是他報國之志最終定型的時期。

荒原播種：北京工業學院的初創歲月

1951年秋，陶栻正式回國。他從香港到達廣州后，國家有關部門向他了解回國后的工作意愿及希望從事的行業，陶栻堅定表示：服從國家需要的前提下，希望從事雷達事業及相關領域的教學和科研。當時還得到了國防科工委及國家教委負責同志的接見和面談。隨后在等待專業匹配的幾個月時間里，陶栻奔波于上海、北京等地，尋找合適的專業對口工作職位和國內相關行業的動態，并在此時與妻子邱淑慎在上海結婚。

陶栻妻子邱淑慎（照片來源：家屬提供）

這一時期，華北大學工學院（北京工業學院前身）正處于迅速發展階段，面向全國廣納科學教育人才，其中不乏有名望、有留學經歷的專家、教授。在電機系，匯聚了馬士修、厲寬、陶栻、王發慶、鄭維敏、葛修懷等一批優秀學者。馬士修先生1925年畢業于法國加恩大學理學院，獲數學碩士、國家物理學博士學位，曾在法國潘加賚學院研究理論物理；王發慶、鄭維敏和陶栻均從英國歸來，葛修懷先生則從美國歸來。在這批留學歸國的學者中，陶栻因其在馬可尼公司實習的經歷，較早接觸了雷達技術，這為他日后投身雷達教育事業埋下了伏筆。

陶栻（照片來源：家屬提供）

1952年初，當接到組織調令到北京工業學院（北京理工大學前身）從事雷達專業教育工作時，陶栻十分興奮地欣然接受了派遣。同年4月，陶栻開始在北京工業學院工作，由此開啟了他作為雷達教育家的生涯。

一份泛黃的《干部簡歷表》上，陶栻在“系別”一欄工整地寫下“電機專業組”，這張表格記錄了他在北京工業學院的起點。也是在這一年，他被評為副教授。這不僅是對他留學英國、多年工程實踐和學術能力的充分肯定，也體現了新中國初創時期對稀缺雷達人才的渴求與尊重。

1952年正值新中國高等教育史上的大調整。這一年，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院系調整。當年3月8日，北京工業學院授命調整辦學方向，開啟建設新中國第一所國防工業院校的歷史新征程，服務國家重大戰略急需，全力建設新中國第一批正規兵工專業，培養新中國第一代“紅色國防工程師”。北京工業學院的前身是1940年創辦于延安的自然科學院，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學，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1949年后，學校遷入北京，逐步發展成為一所多科性工業大學。

1953年，北京工業學院建立了雷達設計與制造專業（當時稱為九專業），成為我國地方院校中第一個設立雷達專業的學校，開始為新中國的雷達事業培育紅色人才。而就在前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已創辦了我國第一個雷達專業。

雷達設計與制造專業成立后，學校將1951年、1952年和1953年入學的電機工程系學生整體轉入，其中1951級的9511班成為最早的一屆學生。

如今北京理工大學的信息與電子學院，正是始建于北工這個專業。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學校建立了專業教研組，制定了課程設置、教學計劃、教學大綱，雷達系的專業建設開始走上正軌。當時雷達專業下設三個教研組：電工基礎教研組（第四教研組）、無線電基礎教研組（第五教研組）和雷達教研組（第六教研組）。

陶栻正是這一歷史進程的親歷者和奠基者之一。從1954年10月開始，直到1960年，先后有4位蘇聯專家到雷達專業指導教學、實驗室建設以及實習實踐活動，陶栻是最早參與創建雷達專業的主要骨干教師之一。他與蘇聯專家合作，從教學計劃到實驗室建設，從教材編寫到課程講授，一切從零開始。

陶栻工作照（照片來源：家屬提供）

雷達設計與制造專業成立以后，學校在課程設置和主講教師方面進行了精心安排，很多優秀的老師都被派到該專業任教。但是系里沒有一個教師真正搞過雷達，陶栻是唯一在英國馬可尼公司接觸過雷達的人。據學生柯有安后來回憶：“1953年，北京工業學院正式轉向軍工方向，我們9511班學生轉向了雷達專業。當時請到兩位老師，其中一位就是陶栻，陶老師手頭有一套雷達叢書，給同學們講雷達。”

初創時期的雷達專業，面臨著師資匱乏、教材短缺、實驗設備奇缺等諸多困難。陶栻與同事們迎難而上，一方面借助自己留學英國時積累的學術資源和工程經驗，一方面積極向蘇聯專家學習，翻譯蘇聯教材，引進蘇聯教學經驗。他先后主講了雷達原理等多門課程，幾乎涵蓋了雷達專業的核心課程體系，足見其學識之淵博、功底之深厚。他的課堂從不照本宣科，總是結合自己在英國的工程實踐，把復雜的理論講得通俗易懂。

陶栻使用過的文具（照片來源：家屬提供）

當時開設的課程門類繁多，要求極高：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馬列主義基礎、聯共（布）黨史、體育、俄語、數學、化學、物理、工程制圖、金屬工學、機械原理、機器零件、理論力學、材料力學、電工數學、電工學的理論基礎、電機學、無線電基礎、電磁測量、無線電測量、電子管、電磁波傳播、天線、超高頻技術、脈沖技術、雷達自動裝置、雷達原理、雷達站等。每門課學時都不少，對師生的要求都非常高。

在主要課程的任課教師中，電工學的基礎理論由厲寬教授主講，發射設備由戚叔緯老師主講，接收設備、天線饋線、電磁波傳播、脈沖技術等課程也均由經驗豐富的教師承擔。兩門壓軸課——雷達原理和雷達站，由陶栻和俞寶傳分別主講，這兩門課都很有創新意義。

當年教師在考試記錄上的簽字（來源：《信系寰宇：北京理工大學信息與電子學院學科（專業）發展史》）

陶栻在實驗室建設方面也傾注了大量心血，他帶領實驗室技術人員和部分高年級學生一起動手，建立了雷達原理實驗室。當時，系里把實驗室的建設任務作為學生課程設計、畢業設計的題目，要求學生設計、加工、調試出實驗裝置和設備，既促進了實驗室建設，又鍛煉了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1956年9月26日，北京工業學院以雷達設計與制造專業為基礎，建立了無線電工程系（五系）。此后，系內教研室的設置逐步完善。1962年，各教研組統一改稱教研室，陶栻被任命為“雷達技術教研室（代號511）”主任。

在教材建設方面，陶栻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從1957年的《雷達原理實驗指導書》開始，他陸續編寫出版了《雷達基礎》《無線電技術和雷達》《線性電路分析》等多部教材，分別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和中國電子學會印行。這些著作奠定了國內雷達專業早期教學的重要基礎。

陶栻編寫的《無線電技術和雷達》（上、下冊）（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陶栻撰寫的論文《由模型測量雷達目標有效散射面積的理論原則探討》（來源：孔夫子舊書網）

值得一提的是，在雷達專業創辦初期，通用技術課程如發射設備、接收設備等可以借鑒歐美或蘇聯的教材，但雷達原理、雷達系統等專業課則無現成教材可用。陶栻主講的“雷達原理”課程，講義都是他課前親手準備、上課前從學校印刷廠領來單篇在課堂上分發給學生的。由于雷達技術涉及軍事領域，他的大部分著作和科普讀物都使用筆名“陶望平”發表。

陶栻在科研方面同樣成果斐然。20世紀60年代，他主持了“十公分雷達接收機行波管高放的研究和試制”項目，成功研制出樣機，其技術水平在當時達到國外先進水平，曾在北京高等院校科研展覽會上展出。他還主持了“雷達目標有效面積測量實驗的研究”，研制出兩套測量設備，一套供工程兵司令部研究所使用，一套留校用于教學科研。這些成果不僅展示了北京工業學院雷達專業的科研實力，也為我國雷達技術的自主發展作出了貢獻。

1963年，經教育部批準，北京工業學院共有10名教師有資格帶研究生，陶栻位列其中。此后的幾年里，他先后指導了四名研究生完成學業。作為導師，他不僅傳授專業知識，更注重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和創新能力。他的指導風格嚴謹而不失親切，要求嚴格而富有啟發性，深受學生尊敬。同年6月30日，經高教部及北京工業學院評審，陶栻被提升為高教四級。

陶栻工作照（照片來源：家屬提供）

截至1964年3月，五系有教師128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4人、講師15人、助教105人，陶栻是當時系里僅有的四位副教授之一。

此外，陶栻還積極參與國家層面的科技活動。據其兒子陶法回憶，他幾乎每年都參加中國科協組織的科學家座談會，會上常有國家領導人出席并講話。他還多次出席國家領導人接見科學家的活動，并擔任北京電子學會理事，活躍于學術交流領域。陶栻曾珍藏一張毛主席接見全國科協學會工作會議及六個學會學術會議的照片，視其為最珍貴的紀念。晚年，他將這張照片鄭重交給女兒，叮囑道：“這是我一生最珍貴的紀念，你一定要好好保管。”

1963年11月，毛澤東主席暨中共中央負責同志接見全國科協學會工作會議及電子、計量、動物、微生物、地質、建筑六個學會學術會議全體代表合影（來源：家屬提供）

在北京工業學院的那些年，陶栻經歷了事業上的風風雨雨。尤其是當援助專業建設的蘇聯專家被撤走回國后，他承受了更重的教學和科研壓力。好在首屆雷達專業學生畢業，陶栻教出來的優秀學生毛二可等一批人留校任教，與他共同努力建立起完全自主的團隊，創建了當時國內領先的雷達實驗室和研究所。毛二可后來更成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雷達信號處理領域的奠基人。陶栻不僅傳授知識，更以自己的言行影響著學生們——那種嚴謹的治學態度、對國家的赤誠之心，深深烙印在一代學子的心中。

北京工業學院時期，是陶栻教育生涯的奠基階段。十三年間，他主講了多門雷達專業課程，編寫了七八種教材，指導了多名研究生，為中國雷達教育事業的開創作出了重要貢獻。那十三年，是他精力最充沛、創造力最旺盛的歲月，也是我國地方院校雷達高等教育從無到有的創業期。他用青春和汗水，為這片荒原播下了第一茬種子。

西遷秦川：紅色電波鑄忠誠

1965年，一紙調令又改變了陶栻的人生軌跡。國防科工委領導親自找他談話，希望他支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的建設。這是一次服從國家調配的工作調動。沒有猶豫，沒有討價還價，陶栻回答：“組織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于是，陶栻以國家需要為重，只身來到西安，調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電信工程學院。約一年后，家人才隨遷過去。

陶栻證件（照片來源：家屬提供）

對于這次從北京調往西安，陶栻的妻子邱淑慎給予了全力支持。在女兒陶蘭的記憶里：母親是上海人，飲食習慣以米飯為主，到了西安后供應以面食為主，細糧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大米，大部分時間只能吃饅頭、窩窩頭。母親雖然很不習慣，但從未抱怨過一句。她總是說，“組織上需要他去哪里，我們就跟到哪里。”陶栻的子女也理解父親的工作性質，全家毫無怨言地隨他西遷。這種無怨無悔的陪伴與理解，成為陶栻能夠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的重要力量。

西電的前身是1931年在江西寧都小布創辦的紅一方面軍第一期無線電訓練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最早培養無線電通信人才的專門學校，延續著中國高校最長的紅色根脈。校史上有一段廣為流傳的佳話：“半部電臺起家”。鮮為人知的是，這個“半部電臺起家”的故事中，那臺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電臺，正是英國馬可尼公司生產的。

而二十年后，陶栻遠赴英國，在馬可尼無線電學院深造并實習，掌握了雷達與無線電通信的尖端技術。仿佛是命運的牽引，他又被調入這所與馬可尼有著特殊淵源的學府，成為西電雷達專業的中堅力量。從江西小布鎮的半部電臺，到陶栻手中的雷達教材，紅色通信的薪火就這樣代代相傳。

1965年6月陶栻在西安參軍時留影（來源：家屬提供）

陶栻調入西電后，被分配到二系雷達教研室，與戴樹蓀、丁鷺飛、強伯涵等人成為同事。1965年5月，他被任命為訓練部第十二教研室副教授。

全國電子協會參觀通信工程學院留念（來源：家屬提供）

在西電期間，陶栻繼續承擔繁重的教學任務。他先后主講過工業電子學、電磁測量、無線電通信設備、雷達原理與雷達站、線性系統分析、概率論及噪聲分析、半導體原理、英語等課程，共計二十多個班次。他還開設了出國教師英語進修班，幫助青年教師提高英語水平。他的講課風格深入淺出，善于將復雜的理論知識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表達出來，深受學生歡迎。許多聽過他課的學生后來回憶，陶老師上課從不照本宣科，總是結合自己的工程實踐和科研經驗，將理論與實際緊密結合，使學生在掌握知識的同時，也學會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

1965年，陶栻被評為校先進工作者。此后，他在1977年至1979年連續三年被評為全校先進工作者。執教生涯中，他收獲了諸多榮譽。

陶栻的外語能力十分突出。他熟練掌握英語，能夠做到聽、說、讀、寫“四會”，這在當時學者中并不多見。他還能夠借助字典閱讀俄語和日語的科技書籍。這種外語能力使他能夠及時跟蹤國際科技發展動態，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為教學科研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然而在特殊時期，陶栻因曾留學英國、在馬可尼公司工作，教學科研工作遭受沖擊。陶栻曾被安排拉牛車——車上裝滿沙子，一般一匹馬都很難拉動，卻要他一個人牽引。

陶栻使用過的煤油燈（來源：家屬提供）

1969年冬，中蘇沖突爆發，西電遵命進行戰備疏散。西電二系部分教職工疏散到陜西眉縣小法儀公社，陶栻帶了兒子一同前往。當時二系去的教工分散居住在五六個村莊，每個村莊之間隔著好幾里崎嶇的山路。原本大家打算集體開火做飯，但居住的村莊到集合點要步行四十多分鐘山路，雨天甚至要一個多小時。大家笑著調侃道：“吃完午餐回來喝口水，不一會兒又要趕路去吃下一餐了 。”后來干脆一次帶兩三天的干糧。

陶栻和兒子住在村長家對面的一間土坯房里，村長對他們很客氣，特意拉了電燈線。陶栻看到周邊老鄉缺醫少藥，便自掏腰包準備了一些常用藥，免費給鄉親們治病。讓兒子陶法印象深刻的是，父親發現這個村子沒有廣播設備，便把西安家中一臺據說是爺爺工廠生產的四、五十年代的老式電子管收音機拿到村里，將功率放大線路做了改裝，變成了一臺收音兼擴音兩用機，還在村里一棵大樹上安裝了高音喇叭。

開播那天，村民們歡天喜地。從那天起，每天早晚村民們都能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聲音了。這臺改裝收擴音機在幾個月疏散結束后，就送給了村里的鄉親們。他還教農民唱歌，陶栻的口琴吹得很好，一邊吹口琴伴奏，一邊教大家唱紅色歌曲，與農民關系處得很好。 這些點點滴滴，都折射出他淳樸善良的品格。

陶栻（來源：家屬提供）

在70年代中期，陶栻與戴樹蓀、丁鷺飛、強伯涵、耿富祿等同事共同研究雷達方面的高難度課題。據家屬回憶，陶栻花了大量時間收集國外相關資料，撰寫過一些論文和內部文稿——但當年可能受環境限制無法公開發表。那些年里，國外科技信息和文獻獲取渠道非常少。

陶栻每次去北京出差，必去王府井大街外文書店的內部參考書區，那里有有關部門通過不同渠道從國外購回的期刊和文獻，大部分是孤本無法買走，只能就地翻拍或復印。陶栻從那里獲得了不少最新國外技術資料，用在科研工作中。當時國內常有生產軍用和民用雷達的工廠請他去做技術指導和攻關實踐，陶栻也樂于接受邀請。

優秀教材名單（西電檔案館館藏）

在科研方面，陶栻撰寫了多篇科學論文，1976年在《國外電子技術》上發表了《三坐標雷達性能分析和發展動向》一文，及時介紹和評述國際雷達技術的最新進展。還撰寫了《雷達目標有效反射面積模型測量理論探討》《我國發展計算機數控機床技術的重要意義和對策》等論文。

《三坐標雷達的發展概況及其趨勢》（來源：知網）

陶栻在西電工作期間也非常注重體育鍛煉。他愛好踢足球，是西電教工足球隊的成員，司職后衛。在球場上，他奔跑積極，防守穩健，大家都喜歡和他一起踢球。

陶栻鍛煉照（來源：家屬提供）

他還經常帶女兒陶淳去學校的游泳池游泳。他教導子女：“一定要學會游泳，這是自己逃生的技能。”這種言傳身教，成為子女們最深刻的記憶之一。

1966年至1976年，這十年是陶栻最遺憾的時光，在年富力強時浪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四、五十歲，正是學者的黃金年華，卻在動蕩中蹉跎。但他沒有沉淪，在那段教學科研任務不重的日子里，他將大量精力投入科普工作，撰寫了許多文章和科普小冊子。為了讓青少年了解雷達常識，他編寫了一套系列單行本科普讀物，共七八集，每集幾十頁。這些薄薄的小冊子，走進了無數青少年的書桌，在他們心中播下了科學的種子。

《雷達》（來源：桂林電子工業學院檔案館）

《人造地球衛星通信》（來源：桂林電子工業學院檔案館）

在科普領域，陶栻成果豐碩，他對科普宣傳抱有極高的熱情。他先后撰寫了《國防的眼睛——雷達》《激光雷達》《聲納》《人造地球衛星通信》等科普讀物。這些作品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公眾介紹現代電子科技知識，深受讀者歡迎。他在多次講座和文章中，善于用生動的比喻把雷達講得通俗易懂——比如他把雷達比作“千里眼和順風耳”，無論機載還是艦載雷達，都是飛行和航海不可或缺的關鍵設備。

他撰寫科普讀物既源于與科普作家葉永烈的友誼，也出于面向工農兵學員的實際教學需要——很多學生基礎薄弱，需要先通過科普讀物建立基本概念以及他對科普的熱愛。陶栻還曾擔任科普協會副主席的職務，在雷達學界享有良好聲譽。

1978年12月，王震副總理和國防工業高等院校教授座談會代表合影留念（來源：家屬提供）

1977年恢復高考后，西電開始招收研究生。當時只有極少數教師才能帶研究生，陶栻便是其中之一。他當時正在進行雷達信號處理的研究，準備指導1978年招收的一名研究生。陶栻在培養學生方面很盡心，跟學生以“師徒”關系相處，經常利用周末甚至晚上的時間與學生一對一地講課、討論問題。

1978年研究生錄取名單（西電檔案館館藏）

1977屆雷達工程專業教學計劃（西電檔案館館藏）

1980年2月，陶栻與蔡希堯、葉尚輝、吳萬春等人一同被授予教授職稱。從1952年被評為副教授到1980年晉升教授，整整28年的等待，見證了他在教學科研崗位上的持之以恒。這是一段漫長的等待，也是一份無悔的堅守。

關于吳萬春等五名同志被提升為教授的通知（西電檔案館館藏）

在組織對他多年工作的評價中，有這樣一段文字：他自回國以來，積極擁護黨的領導，熱愛社會主義，一心撲在教學上，勤懇踏實，干勁十足，無論任務大小都盡力完成；他生活簡樸，從不計較個人得失，關心集體，對專業建設和青年教師培養積極建言，勇于承擔，多次將自己的稿費和藏書奉獻給集體；他學識廣博，基礎堅實，能主講雷達專業核心課程，英語熟練，始終站在國際科技動態的前沿。多年的教學科研實踐，成就了這樣一位純粹的學者。這，就是陶栻在西電十五年最真實的寫照。

在西電工作期間，陶栻還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工作。他曾經擔任中國電子學會理事，同時擔任科普協會副主席，為推動我國電子科技的發展和科學普及作出了不懈努力。

南國拓荒：桂電的奠基歲月

1980年5月，經國務院批準，教育部同意在桂林無線電學校的基礎上建立桂林電子工業學院（今桂林電子科技大學），由第四機械工業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雙重領導。這是一所新組建的本科院校，底子薄、基礎弱。為了盡快辦起這所學校，第四機械工業部決定由西北電訊工程學院（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對口支援。領導曾找陶栻談話，希望他能夠作為專家支援桂電。陶栻的回答簡短而堅定：“假如組織決定我去，我就去。”這一年，他已經58歲。

對于這次南調，陶栻的妻子邱淑慎依然像當年從北京到西安時一樣，毫不猶豫地支持丈夫的決定。她隨陶栻遷居桂林，繼續默默承擔著家庭的后勤保障。女兒后來回憶：“母親對我父親所有的決定都非常支持，從來沒有說過一個‘不’字。”

關于抽調陶栻等九十五名同志支援桂林電子工業學院的通知（西電檔案館館藏）

1980年7月30日，學校正式下達文件，抽調陶栻等九十五名同志支援桂林電子工業學院。連同隨調家屬、技術人員、醫生、會計等，共計122人，分三批南下奔赴桂林援建辦學。

支援桂林人員登記表（西電檔案館館藏）

作為隊伍中的資深專家，陶栻亦毅然投身此行，開啟了南下拓荒的嶄新征程，正式投身桂電的初創建設事業。彼時的桂電尚處于初創階段，條件頗為艱苦。金雞嶺校區彼時還未建設，直到1987年才在那里建起第二教學樓和兩棟宿舍樓。但艱苦的環境，從未動搖這批自西電南下援建開拓者的初心與擔當。

陶栻一行抵達桂林電子工業學院（來源：桂林電子工業學院檔案館）

桂林電子工業學院成立之初，便傳承了西電嚴謹教學和嚴格管理的教學模式。援建教師們的行囊里，裝著西電使用的專業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學規章制度等寶貴資料。他們以這些資料為基礎，結合桂電實際，制定各專業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學工作規章制度，健全學生管理與成績考核的各項制度，迅速形成了一套高起點的本科人才培養體系。

回憶起建校早期的教學工作，援建教師楊恩耀感慨良多：“那個時候，老師們備課都極其認真。援建教師傳承了西電嚴謹教學和嚴格管理的教學模式，也保證了學院在建院初期就能夠培養出我國電子工業領域里的優秀人才。”

陶栻抵達桂林后，被分配到電子計算機系工作，任系主任。從雷達專業轉向計算機專業，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女兒陶蘭回憶：父親到哪里出差都會帶回厚厚的書籍，全是英文原版教材，通過刻苦自學迅速掌握了計算機領域的知識。他每天凌晨四點鐘便起床讀書、做筆記，雷打不動，晚上也常去辦公室工作。

陶栻教授學習整理的剪報（來源：家屬提供）

陶栻教授伏案工作（來源：家屬提供）

陶栻閱讀了大量英文原版專業書籍，寫下了許多手稿。盡管桂電的條件無法與西電相比——每天需要騎著自行車，繞過羊角山上班——但他從未抱怨。女兒陶蘭感慨道：“他從小家庭條件優越，卻極能吃苦。他在任何時候都與人為善，助人為樂，去真心地幫助大家。”

陶栻教授（來源：桂林電子工業學院檔案館）

桂電的師生對陶栻懷有深深的敬意。他去世后，女兒陶淳回桂電時，一位素不相識的老師主動上門說：“我這一輩子都沒見過陶教授和邱老師這么好的人。”這句發自肺腑的話，令她深受感動。

電子計算機系的初創時期困難重重。沒有現成的教學計劃，沒有完備的教材，實驗設備嚴重短缺。陶栻帶領全系教師從零開始，制定教學計劃，編寫教材，建設實驗室。他先后主講過多門課程，憑借在北工和西電時期積累的扎實功底，以及刻苦自學的精神，使他能夠勝任新課程的講授。

陶栻在桂電與教研組人員討論工作（來源：家屬提供）

作為系主任，陶栻十分重視師資隊伍建設。他擔任桂電學術委員會委員，負責職稱評定工作。當時桂電只有幾位教授，職稱評定直接關系到學校的等級、規模和招生條件。陶栻在職稱評定工作中始終堅持廉潔公正，他定下規矩：家中不談職稱，來訪不帶禮物，所有事情到辦公室談。對于不熟悉評定流程的教師，他還會耐心指導，幫助他們做好準備。他還擔任過廣西自治區高級職稱評委的辦公室主任，多次為桂電教師奔走協調，為他們爭取利益。

關于桂林電子工業學院建立學士學位評定委員會的批復（西電檔案館館藏）

在陶栻和全系教師的共同努力下，電子計算機系迅速走上正軌。1985年，電子計算機系有了第一屆畢業生。在西電的全面援助下，桂電的本科生培養質量很快獲得社會認可。1984年7月，學校培養的第一屆本科生——來自全國十五個省、市、自治區的284名學生順利畢業，畢業率達到94.6%，其中有多人考取了重點大學的碩士研究生。1985年，電子計算機系開始招收碩士研究生，陶栻成為首批碩士生導師。

1983年8月，桂電M6800培訓班留影（來源：家屬提供）

援建的隊伍中，先后涌現出教授20人、副教授26人，為學校培養了大批師資人才，夯實了桂電的辦學基礎。他們還為桂電培養了一批后來走上領導崗位的博士、教授，成為桂電今日發展的中堅力量。

陶栻在桂電授課場景（來源：家屬提供）

在桂電期間，陶栻還于1981年至1987年擔任桂林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繼續擔任中國電子學會理事、科普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以及電子部計算機科學技術委員會委員、廣西電子學會顧問等職務。1982年3月，他作為四機部組織的“中國高校‘IBM計算機’訪美代表團”成員之一赴美考察，開闊了國際視野，為桂電計算機專業的建設提供了有益借鑒。

1982年4月，陶栻訪問美國賓州大學在校園與美國計算機教授合影（來源：家屬提供）

1982年8月，陶栻被電子工業部評為部先進教育工作者。1984年9月，他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系主任職務，改任名譽系主任，但仍堅守在教學科研第一線。1986年7月，他被評為桂林市教育工作優秀黨員。1987年，他被評為桂林市年度優秀黨員。

陶栻被電子工業部評為“部先進教育工作者”（西電檔案館館藏）

除了校內工作，陶栻在64歲時還擔任了電子工業部賽格電子集團的高級顧問，每兩個月就要到深圳參加咨詢會議，為特區電子工業的發展出謀劃策。在他65歲時，原則上可以退休，但學校要求他延長五年，主要為了職稱評定工作的延續性。

陶栻（中）與友人合影（西電檔案館館藏）

陶栻（中）與友人合影（西電檔案館館藏）

1991年，經國家人事部批準，陶栻享受早期回國定居專家津貼。1992年，他被評為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工作到70歲才退休。退休后，他仍關心桂林電子工業學院的建設和發展，為加強桂電對外聯系、提高辦學水平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

赤子之心與精神傳承

陶栻的政治生涯和思想發展，與其學術生涯緊密交織。他早年深受父親陶勝百“實業救國”“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在浙江大學讀書期間通過參加中共地下黨領導的馬列主義小組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

1945年從浙大畢業后，陶栻在重慶一個電機工廠實習期間，專程去見了施復亮——中國共產黨早期黨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任書記，也是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主要創始人之一。由施復亮介紹，他加入了民主建國會，這是他參與政治活動的開端。

在英國留學期間，陶栻積極參與留英學生工作，擔任中國留英學生會倫敦分會主席和中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英國分會主席，舉辦了許多愛國活動。這些活動得到了中國共產黨駐英代表陳天聲的領導和支持，也加深了他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和感情。

回國后，陶栻長期在教學科研一線工作，兢兢業業，以實際行動向黨組織靠攏。經歷了這些磨難，他對黨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在桂電期間，他遞交了入黨申請書。兒子陶法深情地回憶道：“我父親即便經歷了這些事情，他仍舊熱愛這個社會，熱愛祖國發展。”

1983年12月15日，陶栻在桂林電子工業學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一年他61歲。他在入黨思想匯報中坦陳心跡：對于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歸宿，他堅信不渝。而談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他深知這需要極大的努力，必須時時刻刻以黨員八項義務來要求自己。曾有公司多次邀請他出任兼職培訓中心主任，但經過反復思考，陶栻最終決定以學院工作為主，從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角度出發，婉拒了這項兼職。

在組織的眼中，陶栻是一位始終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同志。他熱愛社會主義祖國，遵紀守法，廉潔奉公，即便早已超過退休年齡，仍服從需要，以飽滿的熱情出謀獻策、承擔繁重的社會工作，處處以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發揮著一位老教授的帶頭作用。這些樸素的評價，正是他晚年最真實的寫照。

陶栻的一生，可以概括為“追求極致、無私奉獻”。他的兒女評價父親：“我覺得我父親是一個特別有目標，特別有追求的一個人。所以他做什么事情都會做好，到任何一個地方他都會發光發熱。”

陶栻的動手能力極強，得益于他在英國半工半讀的經歷。兒子陶法回憶：“他比別的教授擁有更豐富的實踐經驗。許多單位如黃河機械廠、六安某軍工廠等請他維修各種型號的雷達，他都會修，因為他在馬可尼公司做過這些工作。”

在家庭生活中，陶栻非常重視子女的身體健康和全面發展。他不僅自己堅持踢足球、游泳，還要求子女學會游泳。女兒至今仍堅持游泳，認為這是父親留給她的寶貴財富。陶栻的子女回憶，父親每個周末會有半天時間陪家人，剩下的時間則到教研室備課、搞科研或指導研究生。

陶栻的兒女覺得，父親一生給他們留下了幾點重要的啟示：一是要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堅持做有信仰、有抱負的人；二是要誠實做人、與人為善，親友同事有困難時要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們渡過難關；三是要善用邏輯思維，聽取不同意見及資訊來源，獨立思考，做出自己的判斷。

1997年，陶栻與家人合影（來源：家屬提供）

2016年12月5日，陶栻于深圳辭世，享年94歲。

他出身崇明電信世家，從戰火中求學，到遠洋深造，再到三所高校辛勤耕耘。他的足跡，既是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側影，也是一代知識分子與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真誠見證。

彼時的先輩學人，一身風骨，心懷理想，以赤誠的初心躬身治學、堅守使命。這份純粹的風骨與追求，亦是無數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底色，值得我們永遠尊崇與效仿。陶栻為雷達事業所做的貢獻，將永遠鐫刻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史冊之中。他赤誠報國、篤行治學、甘于奉獻的崇高精神，也必將生生不息，持續激勵著后輩學人砥礪前行。若要用最凝練的語言總結陶栻教授的一生，他墓碑上鐫刻的那幾個金色大字便是最好的注腳——“教書育人，桃李天下”。

【附錄】

談談桂電的教改方向

陶栻

桂電成立十年，今后如何發展？我就國際高等教育改革的趨勢，談談對我院教育改革方向的看法。

1

辦學結構的多樣化——大力發展專科

根據我院的歷史條件和辦學環境，應以主要精力把本科辦好，這是立院之本，以后爭取獨立地辦少量的研究生班，并逐步大力發展專科教育。

現代化的生產和管理需要大量的中級人才，國際上專科招生規模往往與本科并駕齊驅。美國的社區學院或大學中的初級學院已發展到1500 多所，學生人數達650萬，占全美大學生總數的一半；聯邦德國初級技術大學有155所，學生28萬，也占一半左右。日本的短期大學有 548 所，比本科大學還多100余所。

國外的地區學院或短期大學一般與本科大學分開，我國的體制是少量的分開辦專業，大量的附設在高校中，這種格局估計在幾十年內不會改變。由于專科學制短，培養目標具體，注重工程實踐訓練，畢業生容易為生產部門接受，有些生產技術性較強的企業更歡迎大專生。因此在工業迅速發展、辦學經費不足的條件下，專科較易辦成，又符合社會需要。

2

教學、科研、生產一體化——建立科技聯合體

高校面向社會，與工業界合作，已成為國際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趨勢。例如美國的“硅谷”和波士頓的“科學工業聯合體”，英國的大學“科學公園”，瑞典的“工業交流中心”，日本的“產學合作制”。日本用50億美元創辦了世界著名的“筑波科學城”，還計劃建立“未來型的信息化實驗城市”。蘇聯進入八十年代以后，僅在白俄羅斯就建立了36個聯合體。桂林的新技術開發區正在籌建，我院應逐步與有關企業建立穩固的科技聯合體，把高校的潛在優勢轉化為現實的優勢。

3

課程綜合化改革——創立電子技術綜合化課程

現代科技和生產的發展以綜合化為基本特征，反映到教育中就是課程綜合化，目的在于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和具有解決復雜課題的能力。我國高校當前的專業和課程實際上定型于四十年代，與五十年后的今天科技發展密切相關的現實已經不相適應了。

蘇聯在 1989 年通過了《關于發展高等教育和提高培養專門人才質量的決議》，“要求在課程改革上，打破原有的課程界限，實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創設新型的綜合課程”。

蘇聯的高校注重對社會的服務，工科院校利用工程知識解決諸如保護環境、開發不污染能源等都市問題，從而使工程教育和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建立起以往從未有過的密切聯系，由此出現了許多新興的邊緣綜合課程。這類課程突破了傳統的狹窄專業領域，采取完全綜合性的內容和形式。

日本筑波大學已把綜合科學納入教學計劃，重新組織課程內容，全校不設系而設6個學群，引起國際教育界的矚目。教學綜合化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新動向，它是一個關系到教育規律的重大理論問題，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

我院現有四個系的專業方向，從九十年代的發展來看，課程如不經過綜合化的改革，就不可能培養出滿足 21世紀需要的人才。通信專業，目前是衛星通信、光纖通信、移動通信、無線通信，有線通信的相互綜合化，通信網絡與計算機網絡完全綜合在一起。通信專業和課程本身完全是綜合化的。

計算機專業，軟件與硬件的綜合，高級通用語言與專用語言的綜合，管理軟件與工業控制軟件的綜合，抓管理軟件的必須與企業管理相綜合，搞工業控制的必須與電子線路和自動化相綜合，計算機通信網絡遠程的與數據通信相綜合，近程的與有線電話線路相綜合，這些都是顯而易見的。

機械制造，無論生產裝備或產品目前已朝著機電一體化綜合方向發展。21世紀，懂機械的不懂電子，懂電子的不懂機械，將無法解決機電一體化的技術問題，也無法在機械生產領域中立足。

工業造型設計是一門新興邊緣學科，它綜合了技術與藝術，而近年來又要求與工程技術設計綜合在一起。如果單純追求工業造型，不考慮能否簡易加工和模具的生產，這樣的造型設計仍不能為企業所接受。

課程綜合化的改革是科學技術本身發展所要求的，我院如何迎接這個挑戰？我以為最主要的是要培養一批勇于改革創新的高水平的師資。

4

大力開展繼續教育——高等教育的終身化

迅速發展的現代科技和生產，對在職工作人員提出了重新就職的要求，在職人員的繼續教育已與本科、專科、研究生列為高等教育四大組成部分之一。

日本近年提出的高校改革報告，主張 “把大學看作是終身教育機構的基礎機構”，要 “依據社會經濟變化，適應科技信息化發展，將大學改革和調整成為社會成員可以繼續學習和深造的地方”。蘇聯在1987年正式提出，要 “加強高等教育在專門人才的進修和再培訓中的作用”。國外許多著名大學都擔負著為企業培訓在職人員的任務。

目前我院已開設過相當多的進修班和專業證書班，宜進一步擴大規模，與企業達成協議，把繼續教育經常化、制度化。

5

高等教育協作的國際化——加強國際交流

國際上眾多國家的高等教育幾乎無例外以面向世界為前提，國際交往主要體現在交流經驗和情報、參加國際學術活動和合作項目、交換學者和互派師生等方面。

我們當前要做的工作有：

（1）切實加強外語教學，可以聘請外籍教師講授外語課；

（2）與國外大學建立校際合作，開展有計劃的交流；

（3）大學課程的國際化，讓大學生更多地了解世界。

個人生平

1922年1月15日，出生于江蘇省崇明縣（今上海市崇明區）。

1929-1941年，輾轉就讀于上海、武漢、昆明、重慶等地十余所中小學。

1941年，畢業于重慶清華中學；同年考入浙江大學工學院電機系。

1945年，浙江大學電機系畢業，獲學士學位。

1946-1948年，先后在重慶中建電機廠、上海中華無線電廠、香港永華電影制片廠、香港馬可尼無線電公司任實習工程師。

1948年8月-1951年10月，赴英國進入馬可尼無線電學院深造，先后學習通訊工程、雷達工程，獲特許工程師稱號。在英期間擔任中國留英學生會倫敦分會主席、中國自然科學工作者協會英國分會主席。

1951年底，回國投身新中國建設。

1952年4月，分配至北京工業學院（今北京理工大學）雷達系工作，同年，被授予副教授職稱。

1963年6月30日，晉升為高教四級。

1965年2月，調入西北電訊工程學院（今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二系雷達教研室任教。

1980年2月，被授予教授職稱。

1980年9月，調至桂林電子工業學院（今桂林電子科技大學），任電子計算機系教授、系主任。

1982年，被評為電子工業部“先進教育工作者”。

1983年12月15日，加入中國共產黨。

1984年9月，因年齡原因不再擔任電子計算機系主任，改任名譽系主任。

1991年，經國家人事部批準，享受早期回國定居專家津貼。

1992年，正式離休，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2016年12月5日，在深圳逝世，享年94歲。

【參考文獻】

[1] 張利鈞. 話說上海·崇明卷[M].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0.

[2] 西北電訊工程學院校史編寫組. 西北電訊工程學院校史（1947-1987）[M]. 西安: 西北電訊工程學院出版社, 1987.

[3] 史倩云. 西電援建桂電40周年丨將一片赤誠和最美好的年華全部獻給你[EB/OL]. 西電記憶,2020-08-22. https://mp.weixin.qq.com/s/L9C3iilYh5I5we3Vmdmr2g.

[4] 王再新, 胡小敏, 冼欣宜. 舉家南遷，韶華傾負——寫在西電援建桂電40周年之際[EB/OL]. 西電新聞網, 2020-09-09. https://news.xidian.edu.cn/info/1482/210576.htm.

[5] 《北京理工大學學科（專業）發展史叢書》編委會. 信系寰宇: 北京理工大學信息與電子學院學科（專業）發展史[M]. 北京: 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 2020.

[6] 陶栻個人檔案[Z]. 桂林: 桂林電子科技大學人事處干部人事檔案科.

【開欄語】

按照《西安電子科技大學2025年重點工作補充安排》，為了做好優勢學科專家傳略編撰工作，記錄學科先驅、弘揚教育家精神和科學家精神，檔案館/校史館/博物館梳理了1949年9月至1987年11月間，學校從全國聘請教授教師和教師評定為教授的情況，特策劃推出“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教授傳略”專題（共計44人）。這些前輩學者，他們在各自的領域里深耕不輟，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深厚的學術造詣和無私的奉獻精神，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為西電學科發展與學術水平提升做出了自己的貢獻，豐富了學校開展紅色通信教育的深厚歷史底蘊。

來源 / 檔案館/校史館/博物館

通訊員 / 田鴿

排版 / 王子墨涵（融光工作室）

編輯 / 王冠玉

責編 / 王 格

出品 / 黨委宣傳部（融媒體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