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西地區史前權杖綜考--邵國田

近年來，隨著“探源工程”深入進展，遼西史前文化又一次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尤其是在去年將牛河梁確認為古國時代第一階段的代表，又重提了遼西地區是中華文明的植根系，最近升華到“植根脈”。又隨著河北宣化鄭家溝紅山文化遺址被評為2025年十大考古發現，對紅山文化南移并與中原的仰韶文化直接碰撞找到重要的根據。紅山文化黃帝說又重新升溫。去年的上海博物館龍騰大展，更使紅山文化熱度空前。

所謂“文明”，一定是有一部分凌駕于公社之上的特殊人員，他們的身份主要標識也一定持有象征王權的類似西方權杖，既然遼西地區是中國文明之光最先亮起的地方，那也應該在這個地區考古資料中得以顯現。本文以考古發掘資料為基礎，對遼西地區史前權杖的發現和相關問題談以拙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遼西最早的權杖——興隆洼文化熊杖首

在已作了全面的考古發掘白音長汗遺址上，在遺址正北面的屬于興隆洼文化第一號墓地7號墓的墓主人，其左側上肢骨下隨葬有小石雕熊首一件（文見《白音長汗》204頁），這件小石熊首過去筆者曾有所關注，與王冬力先生合著的《紅山文化首次發現熊陶尊及其酒元素的文化價值研究》一文中便提到過：“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興隆洼文化時期的先民，就對熊進行藝術化創作加以美化，如白音長汗遺址便發掘了用白色石雕出的一件熊首，形象逼真。這應是類似杖首的部件，說明當時人們已將熊當作位置很高的神來崇拜”（文見《吉林師范大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6卷第5期11頁）。

又過八年后，朱乃誠又發表了同樣的觀點，在其最近發表的《紅山古國與黃帝有熊氏》一文中說：“石雕熊首的出土現象顯示，其墓主人左手持杖桿的頭部裝飾件，可能是權杖頭。石熊首權杖的使用作用是體現墓主人所具有的身份與地位。......該墓主人胸腹佩掛大量成組蚌飾帶，顯示墓主人是當時聚落社會中身份地位較高者”（文見2025年12月遼遠書局網）。

墓主人的顯貴除了“佩掛大量的成組蚌飾”，當然所謂成組蚌飾據發掘者稱是“用線繩釘綴在衣物之上”。這種釘綴在衣物上經過修整的蚌飾出土的實例不止此地一例，在興隆洼遺址的居室墓就發現兩例，其中一座墓的墓主人當是17歲左右的女性，由于成排的規整的發現在腰下部位，被學術界認為是“蚌裙”。在興隆溝第一地點的考古發掘中，在一座房址發現有三具骨架，其中一位只有7歲左右女孩也穿著蚌裙。故有無蚌飾或蚌的多少，并不是代表墓主人生前社會地位高低的唯一標準。

對白音長汗遺址觀察并與同一塋區的其他墓葬相比較，有以下幾點可以直接證明7號墓主人生前社會地位較高。

1、墓葬位置是遺址正北側三個塋區的正中一個塋區，并位于這區正中偏上的最佳位置，墓的規模較其他墓葬相比較大，而且相鄰最近的6號墓較小，6號墓的墓主人為35歲左右的男性，頭戴綴有蚌飾的冠和串有石珠的項圈。

圖一白音長汗興隆洼文化墓地7號墓出土的石熊首和玉蟬 1、2.石熊首線圖照片 3.玉蟬

2、出土玉蟬和持有石熊權杖。

玉蟬和石熊首最顯墓主人生前地位的象征物。這是第一次在興隆洼文化發現除了人物雕像之外的兩件動物雕像，使我們了解到早期玉蟬呈彎軀折首的型制，尤其石熊首像，也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熊雕藝術品。出土兩件玉（石）動物造型的藝術品于一座墓，說明墓主人可能是主持原始宗教的自然崇拜的“薩滿”。

7號墓的墓主人或因過于殘損，無法辨別出性別和年齡來。從其佩有的蚌裙并戴有頭冠和項飾，從原照片和記錄中“人骨頸部、臉部以及頭頂上部......均有亞腰形蚌飾和石飾散落。”（文見《白音長汗》一書，204頁），有冠飾和項飾，這點比蚌裙還重要。說明墓主人有特殊的身份。

在白音長汗遺址兩區相鄰的三個塋區中，除7號墓外還有3座墓出土玉器，屬于第一塋區出土玉器共有3座，即4號墓出土玉玦1件，玉管2件，4號墓出土玉玦、玉管各1件。其他塋區僅在第二營區的11號墓出土玉管1件，總的看這處墓地出土玉器的很少。不僅說明位于中部的這一塋區重要，更看出7號墓出土的玉器更加重要，不是簡單的裝飾品，是具有宗教法器的作用動物題材。

因為石熊首下端很平，中心處又出深1厘米的圓孔即“插卯”，這便證明它是安于杖首上的，杖頭出圓柱形“榫”，“榫”下即為平整的二層臺，便與熊首嚴密契合，增強兩者的穩定性。

至于這個杖柄有多長，發掘者未作說明。從墓葬平面圖和照片看，石熊首的頭向上面向右，距肩頭約4厘米，從頭向下延伸43厘米便到了疊骨下端界，因此推斷，柄高應在40厘米左右。杖出在骨架左臂外側，說明墓主人可能是左手執杖。

執杖者的特殊地位不僅從隨葬品、佩戴的服飾、墓葬位置及規模看的比較清晰，從聚落的房址的規模及分布也反映出。發掘結果表明這處遺址分南北相鄰的兩個橢圓形環壕，每個壕便分布有東西排列的三排房址，在中間排的中心處便是一座面積最大的房址編號BF68，長寬在10米左右，總面積近100平方米。這座房子的主人便是那個凌駕于白音長汗聚落成員之上的主持者，所以，這房址的功能除了供主人居住以外，尚是用于公眾議事或舉行原始宗教活動的場所。也許正因為如此，這座房址地面出土陶器僅1件，且離房址很遠，石器僅2件，其中一件是坯料，骨器6件，從出土的遺物看不像正常生活的房址，一般的房址陶器和石器總各要10件左右，呈分布整齊散落在居住面上。另一聚落也是三排房址，正中間的一座房址很小，最大一座房址為BF 13，僅西壁保存完好，為9.3米，房正中間的灶址最大，已見陶器5件，但石器僅一件。因為是殘掉大半的房址，看不出原樣，便很難復原原來的樣子，但比68號墓房址要豐富得多，這便說明7號墓為兩個區的共同首領，盡管南區也有大房址，但主人的地位較北區稍遜一籌。

通過對這件石熊杖首的分析，再次證明蘇秉琦先生所說的興隆洼文化是文明社會的肇啟，中國的萬年文明有了起步的實質內容。以動物為其標識，也開啟了中國文明起源于以動物崇拜儀式，禮儀開始走向正規化，神權占主導地位也是文明化的開端。有認為這種熊崇拜與黃帝有熊氏，即黃帝族群的圖騰還相距甚遠，或完全與這里的自然環境相關，也與興隆洼人的生產方式相關，在8000-4000年間，遼西森林覆蓋率達90%以上，飛禽走獸遍于其間，熊自然也是森林的主角之一，它又有冬眠的習性，更增加了其神秘感，將熊作為崇拜對象便在情理之中。

二、趙寶溝文化神權和王權的標識物，出現高端多樣化。

趙寶溝文化自發現至今已40多年，但遺址發掘較興隆洼文化的發掘差了很多，僅對敖漢小山和趙寶溝遺址進行了面積很小的考古發掘，還有一些保存在其他考古發掘遺址當中，如白音長汗遺址、河北灤平后臺子遺址等。目前，還未有墓葬發掘，與墓主人相關的玉器等隨葬品或與等級相關的斧鉞權杖尚未見到。零星出土的一些屬于趙寶溝文化的重要器物，因為不是考古發掘品便存在爭議不便引用。

目前所掌握趙寶溝文化的權杖。僅2件，1.白音長汗遺址出土的鹿頭石杖首。2.小山趙寶溝遺址出土的刻人像石斧。現逐一分析。

圖二趙寶溝文化石雕鹿首和刻人面像的斧形石器

1.出土于白音長汗趙寶溝文化遺址的石鹿首

2、4.小山趙寶溝文化遺址出土的斧形石器

3.朝陽德輔博物館收藏的斧形器

1、石雕鹿首杖首，出土于白音長汗遺址第56號房址中（BF56①：2），發掘者作了如下描述：“磨制，雙角均殘，一個保留稍長，一個保留稍短。圓形雙眼，為單面鉆孔。鼻子較長，用四條淺線標出。嘴沒標出，背面磨制較平整。殘長5.2，殘寬2.2，厚0.9厘米。”（文見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白音長汗——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376頁）

從發表圖觀察，是一件鹿首無疑，雙目呈圓孔，鹿眼又偏上也偏小，并在雙角的根部。說的鼻子部位其實是整個面部，未標鼻子的原因這個如舌狀的“面部”，也代替插入杖柄的“楔形插榫”，因插入杖頭便不需要刻出鼻和嘴來。

趙寶溝文化的命名地——趙寶溝遺址中發現兩件陶鹿首，形似這件石鹿首，是否是杖首不能確定，因為陶質易碎，但說明鹿是他們重要崇拜的偶像之一。在趙寶溝文化小山、南臺地等遺址中出土10多件陶尊、陶豆等刻劃動物紋飾中，見鹿、鳥、豬等動物，其中豬1個、鳥3個，鹿多達11個，可見鹿是趙寶溝人自然崇拜的主神，尤其是小山遺址出土的那件四靈紋陶尊上的三個獸是以透視關系來布置鹿居中，即現在所習慣稱為“C”位，其左側是野豬，右側為鳳，展示出鳳、鹿、豬齊頭并進，翱翔于廣闊無際的天界，鹿處在獨尊的位置。也有學者認為這是圖騰圖，表述的是從鹿、豬、鳥為圖騰的三個部落（或族群）聯盟的故事。

如同興隆洼文化白音長汗聚落是以熊為偶像，趙寶溝文化是以鹿為偶像，他們權杖首是鹿神，從趙寶溝文化的陶器、蚌器等紋飾上看，而其部落聯盟尚有虎、豬、鷹、牛、魚、蛇等動物為紋樣，呈現出自然神多樣化的趨勢，白音長汗的鹿首杖首則是這些陶器鹿神靈圖案的升華，是神權社會具象化。

2、刻有人頭像的斧形器。

如今在一談到中國古代權杖，就會談及趙寶溝文化小山2號出土的那件刻有人頭像的石斧。這件石斧于1984年考古發掘出土，發掘者在發掘簡報中做了詳盡的描述，摘錄如下：“穿孔斧形器僅F2②：10的一件。灰碎巖質。表面灰色（局部為紫紅色），雜以黑斑。全身磨光。頂端平，稍窄且薄，兩面外鼓，最厚處靠近前端（約在通體長三分之一處），兩面曲率小于B型斧。兩側磨平，各具一對側棱。圓尖刃稍偏向一側，正鋒刃鈍。靠近頂端鉆一圓孔，內壁可見密集的螺旋紋痕。孔徑0.7厘米，自孔下緣起（即與孔相切），器身有一周呈淺灰色，寬3.1-3.5厘米，當為安柄之處。據此推測，木柄與器身長軸方向接近垂直，靠近頂端的一面刻一人首，紋痕細線，面部輪廓和兩眼最為清晰，還有鼻、嘴，接近三角形。此器制作精細，刃鈍，用途值得研究。長18.2，最寬5.5，厚2.4厘米”。（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考古》1987年6期，498頁。圖一七，497頁，圖板賞，2）

上述對石斧的描述中，值得關注有四個方面：

1、名稱。未說是一件石斧，而是“穿孔斧形器”。

2、通過對器身中部的一段變色，判明這件器物安有木柄，與器身近乎90°的夾角。灰色變色應當是柄為有機質（木），腐朽與器物產生的沁色。

3、在描述中兩處寫有“刃鈍”，以此來強調這不是一件實用器。

4、“用途值得研究”，即對此器物功能未定性，點出今后要注重此斧的研究方向——用途的考定。

對于用途的定性，目前尚未有對此器為什么劃到“權杖”專題論述的文章，只是將其歸到權杖中，一筆代過。

這件石斧與趙寶溝文化常用的石斧確實有很大的區別。在發掘兩座房址出土石斧5件，（不包括采集和出土殘石斧），均為體寬呈梯形，不穿孔，這種體長條狀斧并穿孔的很少見（僅在朝陽德輔博物館見到一件石質的，形狀與此斧相同。在一面的近上端邊緣刻有一個人（獸）面（文見《德輔典藏》67頁下））。

（王冬力館長供圖）

敖漢博物館收藏一件趙寶溝文化墨玉斧也是梯形體，不見穿孔。趙寶溝文化的這類石斧多是黑色細石（玄武巖），制作精良。此斧選料也很精細，帶黑花點凝灰巖常見紅山文化石鉞，有一種自然的美感，而且這件石斧有一大塊紫紅色，更顯神秘。

關鍵是刻劃的人頭像，這在東北地區所有史前文化中卻屬很少見到的。雙眼、口鼻以簡單線條、三角代替，很圓闊的人頭像，這是這件斧用途值得關注的方面。

在紅山文化的石鉞的兩面多刻一些淺細線，有的是圖案，有些則很隨意，多次重復刻線。而這件斧僅刻一個人頭，沒有其他細線干擾。那么這個人頭是代表什么，是本部族值得紀念的祖先，還是能征善戰的首領，尚不可知。

筆者尚看到一件屬于興隆洼文化的大碧玉斧，在頂端又附加一個長條紫色雞肝石瑁，外側便圓雕三個人面，好像是掛成排的人頭。青銅器鉞的瑁處也有掛人頭或一只老虎。這些都是在顯示“王”者的權威。

圖三小山趙寶溝文化遺址2號房址及分間示意圖

△為斧形器出土位置

1.小山遺址第2號房址 2.小山遺址2號房址分間示意圖

趙寶溝遺址祭祀區的1號房址出土2件陶塑人面，一件為半浮雕式（F103:6），一件是在做好人面上刻劃出眉、眼、鼻、口的，其用途可能和某種祭祀活動有關。小山遺址的房址也偏小，是在此遺址的東向不遠的占地六萬平方米的趙寶溝文化大聚落的祭祀區，故這件石斧的人面也應該與祭祀活動相關。

蘇秉琦先生對中國文明起源，提出中國古代國家形成經歷“古文化古國、方國、帝國”三段式，在近年的探源工程中提到“古國”、“王國”兩段，現又改“方國”為“王國”，更進一步改成“王朝”。也有一種說法是由“神權”到“王權”，代表著首領掌握軍權。甲骨文中的“王”字就是由一把斧子演變而成，聯想到趙寶溝文化小山斧形器標志著在“王”者出現，并刻有“王”者的頭像，恰如良渚文化玉鉞上刻劃的騎神獸帶翼冠的王者稱為“良渚神徽”。

小山這件斧形器出土在2號房址西壁靠北端壁底部向北，還有四件相聚的石斧。斧形器單獨存放不靠群，出土方位不能復原柄的長度。有日本學者依據居住面的遺物分布，將2號房址分為男女寢間和作業所，西半部為男性活動區，斧形器即出土于男性活動區的作業所，反映出這件神斧與男性房主相關聯。斧身上浸痕可以復原柄孔最大徑，假如斷定柄是橢圓的，捆縛的方式也可大致能夠復原。

小山斧形器是遼西地區出土的代表王權的斧鉞制度的最早一例，而且是十分明確與權力相關的。

三、紅山文化權杖種類繁多且高檔

紅山文化在西遼河流域諸史前文化中處于一個進入國家初級形態，是這里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脊梁，遺址密集度較前三種（小河西、興隆洼、趙寶溝）有十余倍的增加，環壕也由原來的橢圓形變為如城市的方形，門道對稱，是古城的雛形，還出土了冶煉青銅的模具及鑄銅冶煉工具，這就具備了文明社會的兩大要素。尤其如牛河梁、東山嘴、胡頭溝、草帽山、半拉山、元寶山等高級、中級、初級墓地、壇廟組合的祭祀禮儀遺址的發現與發掘，出土了一大批象征權力的各種形態的標識物，概括有如下幾種：

圖四紅山文化梯形柱體玉杖首

1、2.出土于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1號冢21號墓的白玉杖首照片和線圖。

3、4.出土于半拉山的玉杖首照片

（一）具象化的幾種權杖

如果說前舉所謂權杖有些牽強，那么，到了紅山文化便出現了具象化權力的權杖首。考古發掘及各博物館收藏的權杖看，有如下幾種型：

1. 梯形圓柱體玉杖首

共發現兩例，均為考古發掘品。分述如下：

（1）梯形圓柱體玉杖首。出土于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1號冢21號墓（N2Z1M21：8），發掘者稱其為“圓筒狀物”，“白色，通體圓筒狀，不甚圓，一端細，另一端粗，中空，細端平口，平口徑近圓處一側鉆兩小孔。粗端似斜口，與斜口筒形器形制相近。上下口沿面磨平，壁較厚。通長3.5，細端徑3.1，粗端徑4，四壁厚0.35-0.5厘米，出土時已殘碎，置于右肩角處。”（文見《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發掘報告》1983-2003年度上冊99頁）

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1號冢21號墓除了出土這件玉權杖首外，尚見有那件獸首展開的杖首（后面作介紹），還出土了玉龜殼、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玉器等，光玉璧就出土11件之多，墓主是手握神權又握王權的高層人物。

（2）梯形橢圓臺體玉杖首。出土于朝陽半拉山墓地（T0507③A：）。一端面為較寬大的橢圓形，一端面為較窄的圓形。較小的一端管鉆掏空成卯狀插孔，也可稱其為“卯孔”，較闊的一端并排鉆兩小孔與卯孔相通，卯孔較深當插木柄，故可知此器為權杖的玉杖首，頂端面的兩小孔當插入諸如羽翎之類的物件以增其神秘靈動的色彩。這是被學界認可的考古發掘的玉杖首，與牛河梁出土的那件圓筒形玉杖首器形相同，屬于同一類型的杖首。

（3）圓球形杖首。典型為敖漢旗康家營子東沙窩紅山文化遺址采集一件石杖首（文見《敖漢文物精華》第73頁）。原稱其為石棒頭，直徑5.1，高2.9，孔徑1.2-1.5厘米，算盤珠形，在腹壁中部即最大徑處均勻地刻出16道齒輪狀凸起。

圖五紅山文化圓球形和八角星體杖首

1.敖漢旗康家營子遺址采集的石杖首 2.《東北史前玉器》一書中的玉杖首

3.敖漢旗七道灣子遺址采集 4.網上傳其出土于腦特蓋

在《東北史前玉器研究》一文中還見有三例圓珠形玉質杖首，直徑在8厘米左右，上下有臺面，中穿一孔（文見《東北史前玉器研究》253、254頁）。

在那日斯臺遺址還采集3件“石棍棒頭”，兩件呈梯形，鼓壁，一件為八瓣瓜棱形，直徑10厘米左右，應該為石杖首（文見《內蒙古巴林右旗那（日）斯臺遺址調查》《考古》1987年6期513頁）

圖六那日斯臺遺址采集的石杖首

1.八棱形石杖首 2、3.梯形球狀石杖首

（4）八角形玉杖首。過去一般稱之為多頭石器，多數為放射形八個角，有的尚見六個角。典型的如敖漢旗七道灣子遺址采集一件碧玉杖首，對角線長11厘米（③④均見《敖漢文物精華》74、75頁）。八角星石質的棒首也見巴林右旗腦特蓋遺址1件細石，十分脆。

（3）（4）所見到有凸起的凸棱和三角形放射線，整體又是圓形，似乎前舉敖特蓋遺址也出土一件八角形玉雕杖首與太陽有關。

（二）、以動物（禽、獸等）頭或局部的權杖首。

這類權杖首分三類，一類是片狀體線刻紋飾，另一類是圓雕，第三類是動物的局部，前兩類是具象形式，第三類是比較抽象。

（1）這類片狀線刻的玉雕杖首最早稱為“Y”形器，也有認為是玦形玉龍面部的展開圖。這類杖首多為首連著一個長長的帶瓦溝紋的身軀，最下部出楔形插榫，榫下端穿一透孔，僅有1件僅是頭部，即出土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1號冢的21號墓，原來定為牌飾，后來有學者認為不是牌飾是杖首，現在展出時從榫處延伸出一個長柄，底端出一個梯形鐓來，不知參考何依據，是否即指前舉M21：8的那件“玉筒形器”杖首，這兩者從出土位置看出不是一件杖首的兩端構件，那件梯形圓筒狀玉杖首出在右肩頭，說明這件權杖是右手握，柄高40厘米左右，獸首頭與墓主頭向一致，說明這件權杖下端放在在腳部，杖首至腰，位于體上下的中線上。

一座墓的墓主人手握兩個權杖，又有象征天地的玉龜殼，還有標志等級的冠飾斜口玉筒及帶有綴鼻的勾云形玉器，都標志其身份的非同一般。

圖七紅山文化動物紋杖首的種類

1.故宮博物院舊藏“玉璜形器” 2.牛河梁N2I1M21：14“獸面牌飾”

3.遼寧省博物館藏“玉雕龍首”

（2）圓雕式動物頭的權杖首。

這類的動物部分為兩種，除參考發掘出土外，在民間收藏有數例，有獸首和禽首兩種。存于遼寧省博物館和天津博物館各一件，均稱其為“玉雕龍首”（見郭大順、洪殿旭編《紅山文化玉器鑒賞》160頁、203頁），頭部高度寫實，雙目均以透孔表示，前者頸下出楔形插榫，榫鉆一孔。后者下面無楔，應是斷后磨平。

這類獸首正式考古發掘出土僅有一例，即是出土在朝陽半拉山的第12號墓，發掘者命名為“玉獸首端飾”，因為其出于墓主人左臂，石鉞在左手腕上部，其下便是這件玉獸首，據此發掘者做了復原圖。這件獸首第一次證實這類獸首在紅山文化時期很流行，原來定的文化屬性基本正確，第二個證明它與屬于權杖性質的石鉞相關，那個頸下楔形榫即是為插入木柄所設。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這只是一種形式，也許還有其他形式，如是否就是神權的杖首，待以后考古發掘實例去證明。

圖八兩件紅山文化帶螺旋紋插榫的神杖首、玉斧瓦溝紋柄部比較

1.天津博物館收藏的“角形玉器” 2.震旦博物館收藏的“玉鳥”

3.紅山文化玉斧（來自網絡）

鳥首杖首和此類獸首的形式大體相同。目前報告的鳥首杖首均為臺灣震旦博物館編著的《紅山玉器》共2例，一件有“疣鼻”，一件無。均為“楔”形插榫，且較長，有“疣鼻”者榫上對穿一孔（文見震旦主編《紅山玉器》53頁、154頁）。

該書還刊登一件完整的鳥與一帶螺紋飾錐形（原文認為是蛹形體）楔的權杖首。以此為例，再看天津博物館收藏的那件“角形玉器”，是刻有螺旋紋錐形榫誤成獸角，把鳥首也誤當為觽，所以把這件權杖首也當成了解繩的工具。

這兩件玉杖屬的錐形插榫均有兩道螺旋紋，震旦的那件說成是蠶體實在有些牽強，兩者相同的插榫，其實均為縛柄的牢固而設計。這種設計理念還有一件紅山文化玉斧，其納柄部位起有三道平行瓦溝槽，也類似這種錐體螺旋紋，均是為了安柄的穩定性。

鳥類杖首還見有私藏，不一一列舉。震旦雖系臺灣私人博物館，但所刊這三件杖首還是那不容懷疑。

（三）兩獸角式杖首

敖漢旗元寶山紅山文化積石冢出土“玉冠飾”，之所以稱其為“玉冠飾”是因為它和凌家灘出土的那件玉冠飾相雷同，又因為兩者主要結構似“山”字，又稱為“山字形冠”。

兩者紋飾相雷同并不能說功能也相同，且兩者有明顯不同之處，主要集中在元寶山的“玉冠”多出了下部正中的一個“楔”形插榫，榫的正下端有一穿孔，上半部飾有兩道瓦溝紋。這種設計也同前舉的鳥杖首錐形榫的螺旋紋和玉斧安柄處平行瓦溝紋的功能是相一致的，是為增加摩擦力插入榫后卯里增加卯榫間的咬合力。

如果說其是玉冠，這個楔形榫很難派上用處，凌家灘那件就沒有榫的出現。作為冠的裝飾也根據頭形設計出彎弧的器形來。這種直而寬的“山”字形體是權杖之首，兩個變弧勾形紋于正中搭接呈“人”字形，向兩側上卷成環，故有一種雙勾的感覺。

從收藏于朝陽博物館的一件所謂的玉簪上，也能看出這件玉杖首是帶柄器，柄上出三層相疊的平臺即刻出兩道溝槽，臺上出斜向彎勾，勾尖朝下與臺相接。這件簪顯然是所謂“山”字冠的縮小版，只是上臺上的彎勾是一個，如果三層臺柱寬再添加一個彎勾，就同“冠”一樣的結構了，簪下一長柄也在說明元寶山的所謂“玉冠”的下面也是安著長柄的。這件“山”字形玉杖首，是與紅山文化玉器相關的一件器物，基本要素來自本地的彎勾紋，它則是動物一個單元符號，如鳥喙或獸角，在紅山文化勾云形玉器中的四角也多附加此彎勾形裝飾，使其整體對稱。

圖九元寶山紅山文化積石冢出土的“冠狀飾”與玉神杖形器的比較

1.元寶山出土的冠狀玉器。 2、5.朝陽市博物館收藏的神權形玉器

3.婦好墓出土的“鉤形玉器” 4.凌家灘出土的“玉冠飾”

通過對元寶山這件“山”字形玉杖首的定性和分析，看出這雙角器下緣中部突起一個“楔形”插榫，這是看一件器物是否是權杖的關鍵。器物有孔便習慣地認定為是為懸掛所設的，本來是向上立也變成向下懸掛，方向來一個180°大扭轉，即把一件本應該是插榫插入柄杖的杖首，變成系繩佩戴的掛件。器物的顛倒造成了認識的謬誤，這類誤讀不在少數，諸如在故宮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所謂的“玉璜形器”，其實是一件類似牛角的杖首，卻為了誤認為是璜，將整體倒過來，牛角尖朝下。原底插榫的兩個小細孔自然也就成了穿繩佩戴于頸的系繩孔了。這是揚起的牛角，兩個角尖向內卷并鉆一孔，底中部出插榫，榫與器表出現二層臺，估計原插榫也是楔形，收入故宮后或因殘損而打磨成長條形。即如原報告所說“此玉外輪廓及鉆孔處有后改制痕跡”（文見《紅山文化玉器鑒賞》193頁）。

見有雙獸角的神杖首還有幾件，不一一列舉。在紅山文化時期或更早的趙寶溝文化階段，有一件收藏于故宮博物院的“祖神像”玉雕，祖神雙腳踩于神牛之上，神牛的雙角上揚，恰如清宮早年收藏的這件雙牛角神杖首。

（四）、彰顯王權和軍權的玉石斧鉞

紅山文化第一件發表有明確出土地的石鉞，即是筆者于1984年的春天，敖漢旗開展的第四期文物普查中，去份子地紅山文化遺址范圍內一戶農民家找水喝時，順便看到水缸底墊著一件完整的石鉞，經過和戶主商量給5元錢征集費收藏了這件石鉞。這件石鉞一經發表，在學術引起廣泛的影響。份子地超大型遺址也引起蘇秉琦先生的關注，其面積達4平方公里（約400萬平方米），位于孟克河右岸的高臺地上，遺址內又見數個相鄰方形“城壕”，迄今尚不見第二個面積超過此者（最近報導巴林右旗的腦特蓋遺址，面積近300萬平方米，認為是超大型遺址，其實比份子地遺址少了100萬平方米，詳見《中國文物地圖集·內蒙古分冊》）。農民種地便撿到這樣精美的石鉞，而且是少見的三個穿孔（圖見《敖漢文物精華》74頁）。

這樣大型遺址出土的石鉞，與現實中的社會生活相關。后來牛河梁等紅山文化遺址考古發掘出土了石鉞、玉鉞的重要資料，反映出具有國家形態部族中并具有軍權或王權的人物才能配用。

圖十紅山文化石鉞

1.牛河梁出土 2.牛河梁石鉞出土位置

3.半拉山出土 4.份子地出土 5.簡型勾云形玉器

考古發掘玉、石鉞有如下幾例：

1、牛河梁遺址在1983-2003年考古發掘出土的石鉞，相比玉筒形器、玉勾云形器等，占比量很少，墓葬出石鉞僅1件，祭祀遺址出石鉞1件，墓中出土的“鉞形玉璧”1件。略述如下：

（1）墓葬出土的石鉞為第2號地點1號冢9號墓出土（N2Z1M9：1）。出土于墓主人腹部。扁平體，兩側邊外弧，弧刃顯鋒利，近上端對鉆一孔，長11，最寬8.4厘米（文見《牛河梁》（上）85頁）。

這座墓出土的隨葬品僅2件，另一件為“勾云形玉器”，出土于鉞體之上靠近頂端與鉞成順向，簡型體，中部穿三孔呈三角形分布，下兩孔較大，有向上穿繩的磨損痕。兩件相疊同出，似乎證明兩者存在著一定的關系，從出土位置觀察，大體可以推測屬于石鉞的玉瑁。它原本狀態應該是橫在鉞頂處，但后來可能有滑動，鉞是呈斜坡狀放置，故玉瑁滑動成與鉞順放。這類帶孔的玉器同樣不能認為是掛件，是鉞的附屬品，與鉞成組合配套綁縛使用的構件，這便說明紅山文化玉器中這類簡型勾云玉器中的一部分則是石鉞的瑁，尤其那種有三個穿孔的，當為瑁無疑。

隨葬石鉞的墓主人為男性，50歲左右，這在新石器時代算是高齡。但這座墓的隨葬品很少，兩者又是相關的一套，明顯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社會地位不高。從鉞的鋒刃部看是一件實用器，或許墓主人是掌握軍權并能揮鉞殺戮的人物。

牛河梁出土的另一件石鉞是于T0907的表土采集，其形制與上一件相仿，體形很小，故不細述。

這類石鉞在半拉山墓地也出土一件。這是考古發掘出土的僅這三例。

（2）這件玉鉞最初稱為“鉞形璧”，現在基本稱其為玉鉞。在第二地點1號冢23號墓出土（編號N2I1 M23:2）。呈扁平片狀體，其中一邊弧形，較厚，其他三邊為直邊。中心有一大孔，與弧刃相對應的直邊近緣部居中位置穿有雙小孔，一面孔間磨有一道系縛勾槽，另一面有兩小孔有“八”字形相對應各一勾槽，內寬深外漸窄細，并繞于外緣處，且兩孔與直邊的夾角并不一致，上角大于下角。鉞長12.4，最寬10.5，厚0.6厘米。

圖十一紅山文化玉鉞

1、2.牛河梁第二地點1號冢23號墓出土的玉鉞

3.23號墓出土玉鉞的位置 4.朝陽市龍城區聯合鎮出土的玉鉞

出土的狀況是刃和頂部與人骨一個方向，即縱向置于墓主人右臂內側胸部，與那件著名的龍鳳佩上下對應，龍鳳佩橫置于墓主中部腹下，有紋飾面朝下，帶綴鼻的一面朝上。這兩件重器同出一個墓中，除此外還出土像綠松石墜、鐲各一件。

在《遼河尋根文明溯源——中華文明起源展》一書中改玉璧為“玉鉞”，改橫置為豎置，但與出土時面相反，原報告繪圖或展出為橫置。筆者贊同名稱的改動，的確是一件鉞而不能稱為璧。是鉞便安柄，這與出土狀態一致，如按出土的位置為柄的上端計，至腳處大約有一米多。安柄需縛繩，那個中心大圓孔和近頂端的兩小孔均可視為與縛柄相關，而不是為懸掛在頸部所設的吊孔。兩個小孔出現的磨溝對研究縛繩的方法及用力方向十分關鍵，這是長期捆縛皮繩與玉器產生的摩擦以及皮革繩腐朽時產生酸蝕化學作用所致，與懸掛所產生磨痕方向大相逕庭。這種縛繩方法是鑒紅山文化玉器使用、佩戴方式及玉器本身功能、名稱的一個觀測點。

在考古發掘中明確為“鉞”除牛河梁的3例外，半拉山遺址出土1例。總的看數量并不多，似乎和遺址并不相符，斧與鉞是相依存的兩種“王”權的標志，一般說來斧早于鉞，其數量要多于鉞，奇怪的是牛河梁和半拉山這兩處已報導的屬于儀式性質的遺址，均未見有玉斧出現。就連今年評上十大考古發現的河北宣化鄭家溝紅山文化積石冢出土的青玉斧。需弄明白牛河梁玉器這種少鉞缺斧狀況，則應另尋原因，下面列出兩種或高于斧鉞的權力標識物。

類似牛河梁第二地點1號冢23出土的玉鉞在朝陽市博物館展出1件，體較牛河梁這件稍寬。這便說明這類玉鉞并非是孤例，出土地點為朝陽市龍城區聯合鎮。

圖十二背面有綴鼻的玉器

1、2.雙鳳紋玉器（圖見鄧聰《東亞玉器》153頁）

3.牛河梁第二地點1號冢M26:2雙獸（鸮）獸玉飾

（五）屬于類似旗幟上徽幟類玉器

這類玉器的特點是一面有紋飾另一面無紋飾并打磨平整，鉆出三、四個綴鼻的神器，這是牛河梁出土的頂級神權重器主要標志之一。

前舉第二地點1號冢23號墓出土玉鉞，那個墓同出的又出土玉龍鳳佩，通過觀察鉆孔來判斷它的功能為思路，其器背有綴鼻，其實這種孔是為釘綴于類似旗幟之上的綴鼻孔。這件龍鳳玉器背面平，近緣處分布大小不一的5個綴鼻，出土時綴鼻一面朝上，說明是有紋飾一面的旗幟類神器覆蓋至尸體之上。出土于牛河梁遺址的有帶綴鼻徽幟類玉器共5件，見如下一覽表。

器物編號

名稱

出土位置

綴鼻情況

同出玉禮器

N2Ⅰ1M26：2

雙獸（鸮）首玉飾

腹部左側

孔面朝下

3綴鼻

三角形分布

N2Ⅰ1M23：3

龍鳳玉佩

腹部右側

孔面朝上

4綴鼻

兩孔在尾端

玉鉞

N5Ⅰ1M1：4

勾云形玉器

腹右側

孔面朝上

4綴鼻較細

兩橫三豎

玉箍、玉璧、玉龜

N16M4：1

玉鳳

腦后偏上

4綴鼻皆豎向

玉人、玉斜口筒形器

N16-79M2：1

勾云形玉器

頭右側

斜放

4綴鼻皆橫向

斜口筒形器、方形玉璧

除了這5座出土了5件有綴鼻神權徽幟性質外，還在鄧聰主編的《東亞玉器》一書中刊載了一件黃玉對鳳，其背面為磨平后兩端各豎穿一綴鼻（文見鄧聰編《東亞玉器》153頁）。這件雙鳳紋玉器出自何地不明，但是一件高品級的玉器。迄今所知，除了牛河梁外，尚不見其他遺址出土背面出綴鼻的屬于釘綴于旗幟上的徽幟類高端玉器。

（六）兩件勾云形玉器為杖首的神權象征物。

以上6件綴于旗幟的玉器有2件為勾云形玉器，均出土于牛河梁的大墓中。這種神秘的玉器在紅山玉器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似乎成為紅山文化最為神秘的玉器。那么，還有代表神權的勾云形玉器有其他的佩戴或執掌形式嗎？現有兩種實例值得關注。

最引人注目的是1984年在牛河梁遺址第二地點1號冢第27號墓發現迄今所見最大的一件勾云形玉器，長達28.6，寬9.5，厚0.4厘米。這件大型勾云形玉器兩面均有紋飾，雙鉤型，一面較細而精，另一面較簡略。出土于墓主人頭之左側，較精細的一面朝下，豎立，弧背向外。有的學者認為是釘綴于旗幟上的徽幟類神器，也有一種可能，它豎向安于杖柄之上，具有與玉石鉞相類似的安柄形式與功能，即權力的象征物（引文見郭大順《紅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再研究》原載臺灣《故宮文物月刊》2005年。收錄于《郭大順考古集》上冊119頁。郭先生在另一文章也提出這件勾云形玉器是釘綴在旗幟一類的物體上。）

第二件是1991年出土于牛河梁第二地點1號冢M24北室成年女性墓主人下腹部。這座墓分南北兩室，男室葬一成年男性。勾云形玉器一面紋飾，長邊一側居中近邊緣處對鉆雙小孔，其磨出的溝槽同前舉的玉鉞的孔上槽溝，即一面雙孔斜向上為兩溝八字形。發掘者認為此溝是琢出來的，以便穿繩佩戴。而出土于23號墓的玉鉞的雙小孔也同樣出現系溝，認為是磨出來的，也呈“八”字形的兩個短溝，其角度相一致。根據這一特點，這件出土下腹的勾形玉器也應是安有木柄的象征權力的徽幟。

圖十三牛河梁2件勾云形玉器為杖首的出土狀況及器物照片

1.迄今所見最大的勾云形玉器出土狀況（N2Z1M27）

2.鉆有雙小孔的勾云形玉器（N2Z1M24:3）

七）對一些方形側鉆雙孔的大玉璧的推測

在一些方形玉璧一側也鉆兩小孔，系溝與前舉玉鉞、勾云形玉器相一致。

在牛河梁等地的墓葬中出了一大批略呈方形的玉璧，在一邊中也鉆小雙孔，最典型和清晰的是半拉山第12號墓出土那件大碧玉璧，長14.5，寬13.3，孔5.0-5.5，厚0.7厘米。具體到兩小孔的系溝時，發掘者做了詳盡的描述：“兩小孔以一面鉆為主，兩孔的兩側面根據佩戴需要又進行了二次加工，一側兩孔之間打磨出橫向連接的凹槽，另一側兩孔各自打磨出斜向上方的凹槽，根據穿繩佩戴的習慣，有橫向磨槽應為玉璧的正面，另一面則靠近身體的背面。”（文見《又見紅山》61頁。文物出版社，2019年）

這件玉璧不僅體大而且很厚重，兩小孔的直徑也很大，是所見玉璧鉆小孔中最大的一件。以孔間直槽與斜槽為由確定璧的反正面，并由此說明哪一面挨近身體的判定并無道理，璧無紋飾，槽的橫與斜也不會給璧增加多大的美感，而且這種槽痕在勾云形玉器、玉璧上是一致，兩小孔間都是一面一道直槽，一面上斜呈“八”字形槽，其傾斜的角度都是一致的。從它們出土的位置，有高有低，半拉山的在下腹部與玉筒、石鉞相疊同出，有的墓從頭到腳的不同位置都分布玉璧，如N2Ⅰ1M21有方形玉璧出在頭頂上，有圓角方形大玉璧出在兩腳間。即便如半拉山12號墓出在腹下，如果從頸上懸掛到達腰間，恐怕璧不會受凹槽的制約。其實，如果從兩小孔各系一繩，形成一環套，既能保持璧的平衡和穩定，也可以固定正反面，完全不必精琢細磨出固定的凹槽來。

這種標準化的設計應是與安柄相關聯。再以那件玉鉞為例，柄是安到弧刃相對直邊上的，怎么安才能牢固耐用又美觀，是制玉者和設計者首先要考慮的，最直接的便是頂端鑿出一道與鉞頂端同樣的長槽，其深度要等于或超過縛繩的直徑。在柄背部，即直凹槽相對的一側，對準兩小孔鉆出兩個斜向呈八字形的，縛繩時按槽槽道從直道嵌入過孔后再穿到柄部斜孔，繩子已埋于直道，這樣鉞頂插入凹槽就不會將縛繩擋于槽外。兩個繩子可在柄另一側勒緊后繞過鉞豎之上下與柄的夾角再纏繞中心大孔，反復纏繞勒緊，這樣就可以使鉞與柄十分牢固地捆綁在一起，長期使用就可能使縛繩與鉞產生摩擦和酸蝕，致使孔道或二步加工出凹槽變寬變深或形似漏斗磨豁。

圖十四半拉山出土的玉璧和那日斯臺出土的勾云形玉器照片

1、2.玉璧及雙小孔細部 3、4.勾云形玉器及雙小孔細部（兩小孔在下面，使龍首向上卷）

半拉山12號墓出土的這件玉璧的兩孔較大，其打磨出凹槽也變寬變深，說明穿繩變粗，這可能與它自身重量有關，從眾多方形圓角玉璧可以看一些共同規律，有雙孔的一側要窄于其余三邊，有的是第一次鉆孔被磨豁后，將邊緣磨平整后另鉆雙孔，雙孔直徑大小與凹槽深淺和寬窄相關聯。納柄一邊也會產生應力也往往會出現受損受沁，磨得光滑，不僅比其余三邊寬窄且薄而銳，有的殘角或有裂痕，通長璧的長寬超過10厘米，也較厚。因此，這類圓角方形璧當稱之為“璧形鉞”。

如果按著這種安柄的方式，這類看慣了有孔就認為吊掛起來一部分勾云形玉器龍首向下橫放或變成轉180°的龍首向上的姿態或轉90°變龍豎立姿態，便顛覆了以往的認知。還有一件勾云器更助于這種看法，那就是那日斯臺那件略黃有晶體硬度很高的勾云器，寬邊，正中出一插榫斷掉一部分，穿兩個小孔的磨痕同玉鉞小孔琢痕相一致，有以此認為兩小孔為雙目，認為是一個蛙。其實也是兩小孔一邊應該在下邊是杖首縛繩孔，這樣龍首便向上。

四、與紅山文化相鄰時代相當或略早的權杖的發現

與紅山文化相同時期或稍晚的有哈民文化（也有學者認為這是一支紅山文化另一類型），那里也出土了長方形方孔大玉鉞，其一長邊中部也鉆雙小孔，小孔也打磨出為縛柄繩纏繞的槽道，形式與紅山文化大頭大玉鉞、璧型鉞的槽道相同，顯然是代表王權的鉞。另外，這種文化還發現一些長體玉斧，也與王權相關。

比紅山文化稍早距7000年的沈陽地區新樂文化遺址，出土一件木雕鳥紋權杖，全長38.5厘米，由喙、頭、身、尾、柄組成。全身雙面雕琢禽首圖案和菱形羽鱗，形似一只振翎欲飛的大鵬鳥，應系當地的圖騰標志，也應是后來許多北方民族共有的鳥圖騰崇拜之濫觴（文見《遼河尋根文明溯源——中華文明起源展》64頁，文物出版社，2001年）。

這件木權杖是因為出土的房屋失火，將之燒灼成木炭而保存下來，這便說明，用木刻制出精美的權杖也是先民顯示權力的一種方式，只是因木腐朽而未保存下來，故這件木權杖便十分珍貴，也是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的文明表現，從這一現象說明了，在遼河流域也可能存在這類雕刻圖案的木杖首。

圖十五與紅山文化相鄰新石器時代文化中的權杖

1.哈民遺址出土的方形玉璧 2.新樂文化的木神杖

五、與長江下游幾種文化的權杖比較

與凌家灘的權杖關聯前舉敖漢旗元寶山出土的玉權杖與凌家灘出土玉冠進行分析，此不再復述。考古發掘的材料還有比凌家灘早的，如屬于馬家浜文化晚期至崧澤文化早期距今6500年至5500年的，常州三星村遺址石鉞及其配飾骨質雕花帽和牙雕獸面紋鐓，發掘者認為是目前所見國內最早最為完整的權杖，象征軍事權力和社會地位。（文和圖片見于網絡）

巧妙的是就在2025年公布中國十大考古發現的河北宣化鄭家溝紅山文化遺址1號冢出土了一件“玉牌飾”，與三星村遺址出土的骨板雕花瑁相雷同，鄭家溝遺址出的這件下端像插榫并鉆出橫向排列的雙孔，有可能是獨立存在的“權杖首”。鄭家溝屬于紅山文化的晚段，晚于馬家浜和崧澤文化，紅山文化早期未有這類玉器出現，有可能是通過其他地區傳入北方。

圖十六三星村與鄭家溝出土的鉞瑁比較

1、2.屬于馬家濱和崧澤文化的石鉞及骨瑁 3.鄭家溝出土的紅山文化玉瑁

比凌家灘早的傳給了北方，那么，比之晚的良渚文化的權杖有與紅山文化相似的嗎？答案是有的。

近年，為了展示良渚文化已進入較成熟國家階段，環太湖流域舉辦了一些展示權力三大玉器，即琮、鉞、權三種玉器，主要是反山王陵、福泉山大墓等出土三大玉器。在展覽中一座貴族墓的平面圖格外引筆者關注，展示出墓主人隨葬的權杖有兩種，一種是象牙雕制精花圖案的“豪華權杖”，插入玉鐓中后又將鐓端插入玉琮中孔內，還在其右肩頭至手處隨葬一件普通的權杖，直體，長40厘米左右，上端有“貫孔端飾”，下端有“卯孔端牙雕飾”，上端的“貫孔”其剖面呈梯形，與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第二地點一號冢第23號墓出土的那見白玉權杖首相一致。兩者的出土位置也相同。牛河梁的為斜口，這種斜口端瑁在良渚文化也很普遍。

良渚這座墓的墓主身邊擁有三件神杖，除了兩件權杖外，還有一件有瑁有鐓的玉鉞。牛河梁23號墓的墓主也擁有兩件權杖，另一件是獸面杖首，再加上背面有4個綴鼻的勾云形玉器，再加有11件大小不一的玉璧，可與良渚墓主人相媲美，兩者均享有神權、王權和軍權。

圖十七牛河梁紅山文化墓葬與良渚文化貴族大墓的中心權杖比較

1.牛河梁第二地點1號冢21號墓局部照片 2.良渚大墓隨葬權杖示意圖

六、小河沿文化的權杖

小河沿文化發掘的墓地出土石鉞有兩個地點，一是出在大南溝墓地，另一個是敖漢旗新惠鎮西山墓被盜掘出土，兩者出土的石鉞類型相同。大南溝出土兩件，52號墓墓主為男性，20-22歲，這是一座洞室墓，石鉞出土于墓主人左側肩上，鉞橫置，刃朝墓壁，至手部約40厘米，應左手持鉞。鉞為白色大理石巖制作，磨制精，平面呈梯形，甚規整，體薄，頂面平似切割。刃圓鈍，有使用痕，兩面穿單孔。長15.5，寬7.2-10.2，厚4.5，孔徑0.9厘米。在這座墓中，還出土一件筒形陶罐，腹刻一組文字符號（詳見《大南溝紅山文化墓地發掘報告》18頁，科學出版社，1998年）。另一座出土石鉞為第38號墓。

大南溝墓地兩處共清理77座，有2座墓出土鉞，說明有2人持鉞者。敖漢旗西山墓地有30余座，由于是被盜掘無法知道有多件石鉞出土。（文見《敖漢文物精華》30頁）

小河沿文化的另一個類型——科爾沁沙地發現南寶力皋吐墓地（簡稱南寶類型）發掘墓300余座，出土的器物有三件石器明顯與權杖有關，即八角、五角權杖首各一，紅石圓雕熊首一件，還有一些玉石斧鉞。此時的小河沿文化多角杖首有了新變化，即出現五角、四角，其安柄大致如紅山文化的同類權杖。

石熊首杖首造型精美，頭仰起，小圓耳，對鉆的透孔為兩目，下端出長方形楔形插榫，中心偏前鉆一透孔。這種安柄形式也是繼承紅山文化同類獸首杖頭的作法。同時，該墓地還發現一件熊陶塤，十分生動，這是第一次有明確的出土地點和地層關系的陶熊，充分反映出小河沿人對熊的崇拜，并將熊當作部族圖騰和神權的象征物。

圖十八小河沿文化石鉞及杖首

1.石鉞（大南溝M52.3） 2.大南溝M52平面圖 3.南寶類型石熊首

4.南寶BM44平面圖 5.BM44出土的五角形杖首 6.南寶出土的八角形玉杖首

七、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權杖——以大甸子墓地考古材料為例

反映權力大小資料多出土于墓地，因為權力是由人去執行，即便人死去，在另一個世界也希望享有權利，便隨葬如權斧鉞等權利的象征物。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社會已是成熟王國階段，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占地7萬平方米，有4萬平方米的氏族墓地，清晰反映出一個距今3600多年前具有國家級別政治中心復雜的成員關系。1974-1983年進行四次考古發掘共發掘有804座墓葬中，有2座僅出土青銅器或鉛質金屬的權杖首，而不出土玉石斧鉞，墓主均為40歲左右的男性，他們是絕對權力的掌控者。

下面將大甸子墓出土的金屬權首及銅瑁玉斧杖介紹如下：

銅杖首共兩件M43：12，M371：20隨葬鉛杖首。M371大墓還出土一件饕餮紋彩繪陶罍，可與著名商代白罍相媲美。

銅杖首M43：12，形似羊角，通高54毫米。橢圓銎口，長徑27，短徑15毫米。表面可見合范位置，是對合兩塊外范，一塊芯范鑄成。銎口外緣有一匝凸棱，沿棱邊以上每面橫排三個凸起的乳釘和四條平行的棱線。這件杖首出在葬具以內、人體的兩股之間，銎口向葬具的腳端，至腳端距離約1米，銎內尚存木質，銎外杖柄已朽。依銎口至葬具腳端距離，可知杖長不超過1米（文見《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和墓地發掘報告》188-189頁）。

圖十九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地出土的金屬杖首瑁和鐓線圖

1、2.銅瑁 3、4.銅杖首 5.銅鐓

鉛杖首M371：20，形似圓頂帽，通高54毫米，橢圓銎口，長徑35，短徑22毫米。兩面之間橫貫一釘，質與杖首相同，鉛質銹蝕嚴重，表面不辨有無紋飾。杖首出于葬具之中，上肢一側，杖柄已朽（引文同上，189頁）。

玉斧共67件，石鉞34件。斧一般為玉質或大理石質，鉞多為石質。隨葬兩者墓主均為男性，不辨性別年齡在20-40歲之間。每個墓或斧或鉞只出一件。這些斧鉞刃較鈍，很少見有使用痕，故均為代表身份的禮器。

在玉斧中，有兩件短飾為銅瑁者，即M683：7和M 715：15.。這兩件銅瑁的形狀、紋飾相同，大小稍異，是出自不同的鑄范。扁體，圓頂，空心，銎口橢圓形。銎口長徑與通高長度相近，用以套在斧柄的頂端，斧柄橫截面為橢圓形，銎口長徑與斧身長的方向相同，斧柄銅瑁的范鑄痕雖經修整，仍清晰可見，銎口長徑兩端為范縫位置，系用外范兩塊、范芯一塊，鑄成。沿銎口邊每面有三個釘孔，孔徑5毫米。在M683：7一件上保存兩枚穿入柄內的青銅釘，釘為四棱錐體形，有半圓形釘帽，即為鑄口。釘為合范鑄成，釘的范縫在錐體的兩面，全長17毫米（文同上，188頁）。

兩件銅瑁的尺寸：標本M683：7，通高40，銎口長徑42，短徑29毫米。兩面鑄有凸起的“目”紋。標本M 715：15,，高39，銎口長徑42，短徑27毫米，“目”文同上。

銅鐓1件，用于M 715：15斧柄末端，長方筒形。通高41毫米，銎口長方形，長24，寬16毫米。鐓底凸起一道4毫米的凸棱。瑁和鐓銎口尺寸就應是柄的上下端的尺寸，即頂端要多于下端，長18，寬11毫米。有鐓的這件玉斧是最全的一件，復原了這支文化玉斧類權杖的全貌。

至此，大甸子墓地反映其組成人員的差異，即男人持斧鉞約占總男性人數的四分之一，持鉞者又占斧鉞總數的二分之一，加銅瑁的兩件，瑁有雙目，側面看即熊的頭部。斧與動物神結合，即王權、神權和軍權的統一，顯現出王權神授的含義。如果以權杖不同去分級別，大體可分四級，享有絕對權力是僅陪葬權杖，處于第二級是玉斧加瑁共2人，處于三級的應是執鉞者，處于第四級是執斧者。

全面衡量墓主人的地位，除玉石、斧鉞、金屬杖首這些明顯的標志外，還應考慮其他隨葬品的多少、墓葬的規模等因素。比如，有11座墓出土了仿青銅器的陶鬶爵；一座墓的壁龕的數量和大小組合及隨葬陶器的多寡，以及葬具的規格等方面，在填土中隨葬豬和狗的數量等因素，顯現出鮮活層疊的社會關系，等級明顯而規制是國家形態生動的反映，也證實大甸子是夏家店下層文化中心性遺址。

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墓地還見有幾處經考古發掘，但其規模均不及大甸子墓地，因此不予介紹，但有一件青銅戈很重要，它出自遼寧錦縣水廣營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是夏家店下層文化代表性重器，這件戈的特點是上端做成卷角狀的羊角，和大甸子的權杖羊角首很相似，這不是一件實用的兵器，也應是代表王權的禮器，用的戈而不是鉞。

圖二十遼寧錦西水廣營子墓葬出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青銅戈（線圖）

在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工程中，遼西地區又一次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并有了一系列驚人的考古發現，牛河梁遺址被確定了的已進入最早國家形態的階段，又重提這里是中國文明的直根系，甚至有認為牛河梁成了最早國都。

小 結

文明社會有很多的表理，除了三大要素即城市、文字和青銅冶煉技術外，還有商業、軍隊、中心遺址的布局、宗教儀式、農業進步、玉器、手工業、音樂、美術繪畫、家庭、私有制、交流本能等等。這些表現和實證，制度和中心化的權力特征是最為重要的標識，而權力的最突出表現物和指示器就是權杖，這一點在遼西史前社會中也表現得尤為突出而且是有遞進式發展過程。從距今八千年興隆洼文化的石雕熊杖首，到距今四千年夏家店下層文化的羊角形杖首和熊首瑁玉斧，前后五千年，紅山文化是個高峰和復雜階段，龍、鳳定型，成為歷代中國先民的精神依托，以最新評定的2025年考古大發現的河北宣化鄭家溝大型紅山文化祭祀遺址考古發現為證，紅山人在晚期開始邁向中原。

可以說，這些成果是經幾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探索的結果，我們的分析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才得以進行，有此意見也是探索性。考古人提供出完整的的多種手段所獲得的有關遼西地區各考古學文化的權威田野發掘資料，如器物的層位、擺放形態、殘存的有機質材料，并對這些資料在整理時的詳盡觀察、推測和描述與分析，并抓住加工痕和使用痕以捆縛痕這些關鍵的洞察點，這就找到確定器物性能的鑰匙，很多疑難迎刃而解，不靠宏大敘事，依靠的這些細致而精準的工作，才使我們有機會從這些細微處看到了這里文明從肇起到王朝出現的波瀾壯闊歷史發展過程，一步一步去接近歷史的真實。但要想徹底全面展現歷史的實際，還需幾代人的接續，在目前考古中國工作中，每年都會有更加激動人心的發現出現在國人面前，更期待遼西考古再現輝煌。

邵國田

邵國田：原敖漢旗博物館館長，副研究館員。曾任內蒙古自治區考古學會理事，文物鑒定專家委員會委員。現任內蒙古紅山文化學會理事。1972年從教育調到文化系統的40余年間，致力于文物保護、考古調查、搶救發掘、征集文物、籌建博物館等。

重要是在1981-1988年，組織開展了敖漢旗的文物普查，共發現各個不同歷史時期的遺址和墓地3800余處，居全國之冠，創造出普查的“敖漢模式”。其中發現的小河西、興隆洼、趙寶溝等新石器時期考古學文化以及柳南墓地、大甸子夏家店下層文化城址和墓地，填補了我國北方考古編年的空白。參加了小河沿、大甸子、興隆洼、興隆溝、撒水坡、四分地等遺址的考古發掘。主持清理了草帽山紅山文化積石冢、西山小河沿文化墓地、烏蘭堡鐵匠溝戰國墓、康家營子、北三家、沙子溝、大橫溝、英鳳溝、姚家溝、皮匠溝、下灣子、喇嘛溝、娘娘廟、七家、羊山、水泉、臺吉營子、喇嘛洞梁等遼墓百余座，揭取墓中壁畫50余幅。

多次受到赤峰市和旗政府的獎勵，并分別于1986、1989、1996、1999年評為全區文物戰線先進工作者，全區思想理論戰線先進工作者，受到內蒙古黨委宣傳部和內蒙古文化廳的表彰。2002年被國家文化部和國家文物局授予國家級“文博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