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簡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中共的領導決策核心，地位十分重要。陳云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在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歷任要職。其中，他曾三度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簡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32年3月：首次擔任中央（含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7年5月，中共五大正式設立中央政治局及政治局常委會。中共五大后修改的《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組織中央政治局指導全國一切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組織中央常務委員會，處理黨的日常事務”。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過的《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及其政治局“選舉常務委員會以進行日常工作”。查閱《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4年）。陳云第一次擔任中央（含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時間從1932年3月持續到1945年6月中共七大召開。遵義會議以后，陳云成為事實上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1919年底，陳云高小畢業后，因家貧無法升學，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店員。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從事黨的活動。先后任中共青浦（時屬江蘇）縣委書記，中共江蘇省委常委兼農委書記、省委書記等職。1930年和1931年先后在中共六屆三中、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

▲陳云

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都不足半數。同時，周恩來將赴中央蘇區工作，王明將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為此，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改組中央領導機構，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行使中央政治局職權，并提出組成人員的具體建議。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員是：博古、張聞天、盧福坦，以博古為總負責。陳云為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兼任中央特科書記。

1932年3月，陳云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年齡只有27歲。1933年1月，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遂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機關由上海陸續遷到中央蘇區。

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遷入中央蘇區后與中共蘇區中央局合并，不久改稱中共中央局。不過，在發文署名時，中共中央與蘇區中央局還是分開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博古、張聞天、陳云仍是中央核心領導。據《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記載，陳云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一直持續到1934年1月。

1934年1月，在中央蘇區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改選中央政治局，同時首次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一般認為，此時的中央書記處從功能上相當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全會選舉產生中央書記處，成員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陳云、王明、張國燾、項英，博古仍負總的責任。陳云兼任中央白區工作部部長。隨后，陳云參加了長征。當時隨中央紅軍參加長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只有博古、張聞天、周恩來和陳云四人。

1935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上，陳云堅定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為事實上確立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作出重要貢獻。同年6月，陳云奉命從四川省天全縣秘密離開長征隊伍，到達上海。隨后又由上海抵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報告了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并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這一時期，據《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記載，陳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一直保留。

▲1937年12月，陳云在延安。

1937年4月，陳云回到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11月回到延安。為了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和總結黨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2月9日至14日召開政治局會議（即“十二月會議”）。會議決定，增補王明、陳云、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并任命陳云為中央組織部部長。此時，中央書記處與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名稱上仍時常混用，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又有中央書記處，機構并存，人員多有重合。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后，正式以中央書記處替代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中央組織部在陳云的領導下，努力推動各地黨組織發展和干部隊伍建設。1938年3月，根據毛澤東的建議，陳云主持起草了《中央關于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決議下發后，各地黨的組織和黨員隊伍得到迅速發展。紅軍長征到達陜北時，全國黨員人數僅有4萬人左右，1938年底黨員人數發展到50多萬人，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時達121萬人。陳云作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為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作出了巨大貢獻。

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中央書記處工作及黨內教育方針等問題。會議決定，在中共七大召開以前，中央書記處的組織不變，但為增強中央工作效能起見，由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成員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張聞天、陳云、凱豐七人組成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其中的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云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實際上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此后，書記處工作會議取代書記處會議在中共中央決策體制當中所具有的功能。

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中央機構進行了調整。會議進一步明確了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的職責，規定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三人組成。1943年春，陳云因疲勞過度患了心臟病。毛澤東為照顧陳云養病，要他由楊家嶺搬到自己的住地棗園居住。陳云在棗園治療休養了一年。

1944年3月6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陳云任西北局委員、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主持陜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當時陜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在金融、貿易、財政以及生產等方面存在不少問題，亟待扭轉被動工作局面，而當時在黨內能夠承擔起經濟領導工作重任的帥才不多。陳云到西北財經辦事處后，沒有辜負中央的重托和希望，僅一年左右，就使陜甘寧邊區的財經局勢有了根本性扭轉。

雖然《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記載陳云第一次擔任中央（含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時間從1932年3月持續到1945年6月。不過查閱《陳云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5年），從1943年3月起，陳云就不再參與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同時，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后，也不再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1950年10月：第二次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即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書記）

新中國成立不久，陳云第二次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即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書記）。1950年10月27日，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逝世。據《陳云年譜》記載：“此后，陳云正式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不過，沒有明確遞補的具體時間。實際上，其正式任職的時間更復雜一些。

1945年6月19日，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被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七大新《黨章》對六大《黨章》作了重要修改：設立“中央書記處”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因不再設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七大的中央書記處相當于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8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因毛澤東、周恩來即將去重慶同蔣介石談判，陳云、彭真被增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9月后，陳云、彭真被黨中央派往東北工作，他們事實上并未參加在陜北的中央領導集體核心工作。同時，在中共七大之后到中共八大的11年間，查閱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均沒有陳云、彭真以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身份參加活動的報道。

解放戰爭時期，陳云歷任中共中央北滿分局書記兼北滿軍區政委、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副政委、中共中央南滿分局書記兼遼東軍區政委、東北軍區副政委、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沈陽特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等職，為東北全境的解放和東北經濟的恢復作出了突出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陳云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主持全國的財政經濟工作。在不長的時間內領導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穩定金融穩定物價斗爭取得勝利。

1950年6月4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決定6月6日至9日召開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會議決定，陳云在任弼時休假期內參加書記處，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云組成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主席團。

1950年10月27日，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逝世。“此后，陳云正式遞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據《陳云年譜》《毛澤東年譜》的資料顯示，陳云實際上也正式參與了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但其正式任職還需在以后召開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選舉表決。

據《中國共產黨歷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記載，陳云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時間為1950年10月。不過，中共七大通過的《黨章》明確規定：“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中央政治局與中央書記處。”因為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之后數年一直未能召開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故之后數年的《人民日報》一直沒有出現過陳云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報道。如1954年1月20日晚7時30分，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列寧逝世30周年紀念大會。據1月21日的《人民日報》報道：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三位中央書記處書記和陳云、高崗、彭德懷、彭真等四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出席了此次紀念大會。這也是陳云最后一次單以中央政治局委員身份出席黨內重大活動。

在此之前到中共七大，陳云出席黨中央重大會議活動公開見報的政治身份只有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兩項黨職。而當時的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的中央書記處書記黨職經常公開見報。陳云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首次公開見報是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以后。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隨后不久，3月5日晚7時，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隆重舉行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陳云代表中共中央發表講話。3月6日的《人民日報》頭版刊登標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陳云同志的講話全文》，這是陳云首次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新黨職公開見報。自3月6日之后，陳云以中央書記處書記身份，頻頻出席黨中央的一系列重大會議活動并公開見報。9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今年國慶節游行時抬像辦法的通知》，通知指出：原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為毛劉周朱四人，今年增加陳云畫像，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為毛劉周朱陳五人。陳云畫像首次與毛劉周朱領袖畫像一起出現在國慶游行集會上。

▲1956年9月27日，陳云主持中共八大閉幕會。

1956年9月28日，在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陳云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早在9月13日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毛澤東專就設中央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作了講話。他提到劉少奇關于多設幾個中央副主席的建議。毛澤東贊揚提名副主席中的陳云比較公道、能干，比較穩當，看問題有眼光。中共八大通過的新《黨章》與七大《黨章》明顯不同：重新設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此后，中央書記處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的日常辦事工作機關。

為加強對經濟工作的統一領導，195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的通知》。《通知》說：經濟工作五人小組由陳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黃克誠組成；陳云任組長；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的通知》。中央財經小組由12人組成，陳云為組長，李富春、薄一波、譚震林為副組長。根據上述精神成立的中央財經小組，與此前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中財委不同，它已經不再是根據中央決策統一領導國家經濟工作的機關，而是變為了一個咨詢機構。盡管如此，陳云仍領導中央財經小組做了一些工作，提出或采取了許多意見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大躍進”運動造成的損失。

1962年2月西樓會議后，為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中共中央決定重新設立中央財經小組，統一領導全國財政經濟工作，特別是國民經濟調整工作。劉少奇和周恩來都主張由陳云擔任新設立的中央財經小組的組長。4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下發中央的通知：“中央財經小組由陳云同志為組長，李富春、李先念同志為副組長。”新設立的中央財經小組恢復了1957年1月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和建國初期中財委的職能，成為全國財政經濟工作大政方針的最高決策機構。

陳云重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后，在毛澤東支持下，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一道，部署和領導對國民經濟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工作，為克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帶來的消極后果，采取了一系列正確政策和果斷措施，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國民經濟就有效地得到恢復并重新出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自1962年8月北戴河會議和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陳云因支持包產到戶、主張分田到戶而受到不點名批評后，實際上就離開了中央最高決策層，停止了他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的工作。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全會改選了中央領導機構，雖然陳云仍然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他被排在11位常委里的最后一位，他的中央副主席的職務也不再被提及了。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舉行。自1931年9月就進入臨時中央政治局、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進入中央政治局的陳云，第一次被排除在中央政治局之外。不過由于毛澤東的指示，他被保留了中央委員。

1978年12月：第三次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文化大革命”中，陳云于1969年11月被下放到位于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譜的一個化工石油機械廠“蹲點”。1972年4月回到北京，此后不久即參加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協助周恩來總理考慮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針、政策問題。

1973年8月，陳云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但依然被排除在中央最高決策層之外。他的主要工作仍是協助周恩來抓對外貿易工作。1975年1月，陳云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上，陳云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仍未能進入中央最高決策層。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1978年12月22日，鄧小平和陳云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1978年12月，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陳云第三次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云重新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副主席，并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成為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黨和國家的主要決策人之一，為帶領全黨進行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的撥亂反正，為制定和執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正確解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許多歷史遺留問題和實際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成功地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國國民經濟一方面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另一方面又存在比例嚴重失調的問題。1979年3月14日，陳云、李先念聯名致信中共中央，提出調整國民經濟的主張。他們首先建議：“在國務院下設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制訂財經工作的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的大事的決策機關。”

陳云擔任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后，以主要精力主持了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經過調整，國民經濟虛假膨脹和盲目發展的情況有所改變，國民經濟主要比例關系開始改善，農業、輕工業發展加快，與重工業的比例關系走向協調，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趨于合理，國民經濟逐步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

陳云大力支持鄧小平提出的實事求是地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主張。在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陳云指出，《決議》稿要專門加一篇話，講講解放前黨的歷史，寫黨的60年；60年一寫，毛澤東同志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

“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是陳云首先提出來的一個重要論斷。1980年11月，中央紀委召開第三次貫徹《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座談會，作為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的陳云在會議期間嚴肅地提出三條意見。第一條就是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個著名論斷提出后，得到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的贊同。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我贊成陳云同志講的，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要嚴格執行《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堅持不懈地糾正各種不正之風。”后來他進一步補充道：“如果我們黨不嚴重注意，不堅決剎住這股風，那末，我們的黨和國家確實要發生會不會‘改變面貌’的問題。這不是危言聳聽。”

▲1982年9月6日，陳云在中共十二大上講話。

陳云還提出大量提拔培養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的論斷。“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陳云看到了干部隊伍中青黃不接、后繼乏人的狀況相當突出。他作為中央最高領導核心成員之一，對培養和選拔中青年干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思考。1981年5月8日，陳云撰寫了《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是當務之急》一文。7月，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陳云在會上一再強調大量提拔培養中青年干部、清理“三種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鄧小平聽后當即指出，陳云的建議“提得非常好，我雙手贊成”。在陳云、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的倡導下，經過全黨的努力，培養和選拔中青年干部工作取得了顯著成績。

在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上，因修訂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取消了中央委員會主席職務的設置，陳云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直到1987年11月黨的十三大召開，陳云退出中央委員會，擔任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在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向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順利過渡、保證黨和國家穩定的重大決策中，他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者：水新營

文章來源：“黨史博采”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