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New Leftists）

編者按

Editorial Notes

這一篇文章，分享，并介紹了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史的前沿著作（發表于2021年）；而這一著作的內容也就是對于俄羅斯帝國時期的工人政治研究，更加深入地分析了俄羅斯帝國工人運動的邏輯以及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在其中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讓我們去反思派系化意識形態化的歷史印記，并且去探討一種新左翼的敘事與歷史姿態；另一方面，更加具體的探討與還原帝國俄國時期工人運動的促進與策略，也有助于幫助我們現實的行動：當下在各種方面類似于帝國俄國、但又意味著不同的背景之下，則我們可以采用怎樣的策略？或許這篇文章以及文章所推薦的書是一個思考的開始。

這本書的新穎性在于：一，將邊境地區納入考量。二，不以布爾什維克例外論為核心展開敘事。三，使用了更多的難以接觸到的原始文獻如報刊和宣傳單。對工廠政體進行細致的研究，并著力于闡明與國家政治的關系，這樣的歷史研究視角在當下是難得可貴的。

書籍推薦

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

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政治

引入-實踐派勞工史學者

《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政治》（Revolutionary Social Democracy: Working-Class Politics Across the Russian Empire (1882-1917)）這本俄國勞工史專著是美國勞工歷史作者，社會學研究者和組織者埃里克·布蘭克（Eric Blanc，美國羅格斯大學勞工研究所助理教授）的代表作之一。同時也被收錄在“Historical Materialism”歷史唯物主義叢書。埃里克布蘭克的可貴之處在于他不僅僅是一名作者，研究者，更是一名美國勞工運動的知識分子組織者。按照他個人網站的介紹（https://ericblanc.org/），埃里克是美國Emergency Workplace OrganizingCommittee（緊急工作場所組織委員會）的組織者之一， 此外還參與指導了The Worker to Worker Collaborative(工人到工人合作組織)。埃里克是美國DSA（美國民主社會主義黨，美國當下最重要的左翼工人階級政黨）的重要理論工作者，是DSA中派系Bread and Roses（面包與玫瑰，這個派系主張階級斗爭路線，強調通過加強基層工會力量和利用選舉政治來推動社會主義運動）的成員，并是DSA打入美國民主黨的核心戰略“骯臟決裂”的推手。他長期擔任美國著名左翼雜志網刊雅各賓（Jacobin）的撰稿人，在雅各賓網站上就美國政治議題，勞工議題撰寫多篇文章。

埃里克是俄國勞工史領域的在實踐上走的最遠之一的作者，是安東尼.葛蘭西筆下的有機知識分子的代表，即便是研究俄國勞工史這一和社會革命議題緊密切合的領域，也容易走向為了追求學術修辭上的完美和引用檔案資料的豐富而走向脫離現實的學究路線。這種革命勞工史的學究路線倒也無可厚非，畢竟相比大學社會學或者哲學中那些追求容易發頂刊的熱點方向而利欲熏心求田問舍的所謂“知識分子”要好不少。埃里克的作為（不管是參與政黨組織，勞工運動還是左翼雜志編寫）讓這些學究們的理想和生活間的所謂妥協顯得如白紙一般單薄。

在這本書的前言中，埃里克提到“對這段歷史經歷得出更準確的評估并非僅僅是學術事務：對過去進行批判性審視仍然是批判性面對當下不可或缺的手段。隨著資本主義持續危機以及全球對民主社會主義重新產生興趣，現在是帶著新視?重新審視舊問題的恰當時機。因為直到現在，1917年的幽靈尚未安息”。這種“經世致用”的研究方式也契合了麥克爾布洛維在《生產的政治：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下的工廠政體》中研究的目的：通過從生產機構的角度重新審視工業無產階級的歷史干預和放棄來了解工人階級，并且向工人階級學習。布洛維還尤其強調要不能把生產的政治機構和勞動過程相分離，理解工人階級和勞動過程必須是政治性的，如果只是單純的進行了經濟上的考察，比如提出幾個研究集體談判乃至罷工的變化函數模型，那么將走向短視和背棄。

之前研究俄國革命勞工史的著作如《紅色彼得格勒工廠中的革命》（" 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1917-1918"），《莫斯科工人和1917年革命》（"Moscow Workers and the 1917 Revolution"）對于俄國勞工運動的割裂和延續性考察較少，且關注視野僅僅局限在俄國的特大城市。《反抗的起源：俄國工人運動和組織的起源》（"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這本書盡管細致的考察了勞工運動的割裂和延續性，以及產業工人的分層差異，但是關注的空間仍然局限在莫斯科和彼得堡。而《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政治》這本書打破了之前關注視野局限性的問題，在俄羅斯帝國中，不僅考察了俄羅斯主體，還考察了高加索地區，烏克蘭，波蘭，波羅的海國家，以及俄屬芬蘭，正是在對邊疆地區和中部地區的差異對比以及合法政黨環境和非法政黨環境的對比的基礎上埃里克發展了對于俄羅斯帝國工人階級政治的整體認識。《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政治》的章節分別是：第一章，社會背景；第二章，革命社會民主主義概述；第三章，知識分子和工人；第四章，組織群眾行動和選舉工作；第五章，工人階級霸權；第六章，工人階級團結；第七章，黨派問題；第八章，民主國家與芬蘭革命；第九章，俄羅斯烏克蘭和波蘭的國家與革命；第十章，結語：一場失敗的國際革命。

《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政治》的三個新穎特點

《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這本書的前言中就提出了這本書的新穎性（其于2021年正式出版，離俄國革命已經過于了一個世紀）。這本書的新穎性在于：一，將邊境地區納入考量。二，不以布爾什維克例外論為核心展開敘事。三，使用了更多的難以接觸到的原始文獻如報刊和宣傳單。

就第一點來說，埃里克明確表示了對于過往沙俄勞工政治研究中的俄羅斯中心論的批評，這導致了對于帝國的邊緣地區革命的忽視，然而這些革命絲毫不遜色于發生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革命（比如在1905年末的革命中，社會黨人幾乎使得高加索地區變成了勞動者的獨立王國）。在當時的俄羅斯帝國存在著十幾個社會主義政黨，并且實際上帝國的最早的社會主義政黨在1882年誕生于俄屬波蘭，這比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要整整早了十五年。

就第二點來說，二十世紀的史學敘事往往傾向于將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視作一個特例，這種特例既表現在蘇聯官方史學家認為是布爾什維克和第二國際溫和社會主義政黨的決裂使得前者引導俄國走向了激進的革命，也表現在極權學派將這種離經叛道的例外論視為蘇聯極權主義的起源并且和更加難以捉摸的俄羅斯的對于救世主的崇拜的民族精神掛鉤。然而，這兩種說法都是經不起推敲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都認為第二國際是溫和社會主義而非具有革命傾向的，但是問題是，在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教皇”卡爾考茨基的著作中捍衛的實際上是革命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這種稱呼對于一戰前的第二國際十分合適，恩格斯也實質上默認了這種溫和的稱呼），在德國社民黨的愛爾福特綱領中由考茨基起草的部分也很好的反映了這一點。考茨基的革命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是1910年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包括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精神支柱，以至于當列寧知悉德國社民黨主體在支持給一戰撥款的議題上投了贊成票感到不知所措。（參考李爾斯的著作《列寧再發現：從脈絡中梳理<怎么辦>》“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不能因為第二國際中幾個最大的政黨如德國社民黨陷入辦公室政治就認為考茨基是溫和社會主義者乃至整個第二國際是改良主義的。第二國際中有強烈革命傾向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外還有俄羅斯帝國中的另外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芬蘭社會民主黨，在1905年以后，芬蘭社會民主黨越來越走向激進，以至于在1918年的芬蘭內戰中發動了工人起義建立了工人政權。

就第三點來說，作者指出了20世紀研究俄國工人政治的一個缺陷，即過于注重乃至于唯一的關注《列寧全集》，列寧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重要的激進派理論家和政治家，其著作和言論能夠代表政黨內激進派的決策傾向，但是基層的執行以及實際環境和上層的決策傾向間又具有差異。比如，當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中央在斗爭的時候，地方工作中實際上兩者的立場高度接近，甚至于在組織上也是相同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區聯派就在這種背景下誕生。再比如，如果我們機械的理解列寧對于經濟派的批判就容易忽視經濟性質的勞工運動和政治性質的勞工運動實際上并不存在一道嚴格的界限，這在《1905彼得堡勞工社會和革命》（"1905 in St. Petersburg Labor, Society, and Revolution"）這本書中進行了詳細的介紹，比如1905年勞工運動中的八小時工作制運動雖然在工時縮減這個角度來看是經濟性質的，但其是當時工廠中最能體現工人政治意識的運動（表現在跨越工廠的公開對抗沙皇政府的勞動政策）之一，彼得堡蘇維埃也深深參與其中。埃里克在書中指出，俄羅斯帝國的政黨勞工政治在實踐中不依靠深奧的理論著作或者是針鋒相對的辯論文章，其依靠的是宣傳單和小冊子這些廉價且便于發放的宣傳物（值得一提的是，參考《誰發動了十月革命:布爾什維克自傳》這本書中對于多名自1890年代末走上革命道路的俄國學生或者工人的考察，發現最初啟蒙他們的正是那些在地下非法流傳的小冊子）。在來自雅各賓網站的一篇研究德國社民黨在1890年代到1900年代的宣傳方式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社民黨面向工人階級受眾最受歡迎的宣傳手段是小冊子，宣傳單和漫畫。

埃里克·布蘭克

《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政治》的若干研究問題

為何俄羅斯帝國成為了革命社會民主主義的溫床

在《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政治》中，埃里克著重考察了俄國和西歐的勞工運動的區別。

這種區別表現在：第一，專制背景使得溫和社會主義在俄羅斯帝國難以通行。必須注意的是，對于溫和社會主義的向往并不僅僅來源于社會黨中的右翼群體以及黨政官僚，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的支持者--工人階級中的文化水平較高和技能等級高的那些人也同樣愿意把改善自己和家庭生活的希望寄托在選舉和改革。然而，在俄國1905年前，由于不存在民選政府和議會，勞工運動走向階級調和并融入國家機器中的路徑被切斷了。

第二，在俄羅斯帝國中沒有形成穩定的勞工官僚階層，勞工官僚階層（包括工會領袖以及以工會系統為生的各類文員，社會福利機構的辦事員等等）在被合法的承認后長期沉淪于階級調和，這些人完全的投入到機構的維持中并依賴工人的年金甚至有時候是來自資方和政府的撥款而維持生計，勞工運動在他們這里被異化為了妥協和階級提升的一種捷徑。在德國，龐大的工會官僚階層充實了社民黨的右翼，并且使得社民黨的主席（艾伯特）來自于這一群體（參考"working class politics in the german revolution"德國革命中的工人階級政治一書）。但是，在俄國因為工會系統經常遭到清算而使得機會主義難以生長發展，帝國的秘密警察連自己旗下的調和派工會都不放過（祖巴托夫式的）（在"1905 in St. Petersburg Labor, Society, and Revolution"中對祖巴托夫工會和加邦工會作了詳細的考察）。

第三，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缺乏一種工匠傳統，在由帝國主導開展的工業化進程中，從農奴莊園中被解放出來的農民被拋向城市并完成了快速的城市化。埃里克引用了二十世紀初烏克蘭一名社會黨人的說法，這種工匠傳統的缺乏，使得工人階級更容易在產業抗爭中被集體塑造階級意識。在英文世界中詞語“Trade union”和“Industrial union”雖然在現代詞語指向接近，但是歷史上其指向的是兩種不同的勞工組織，一種是職能工會（行會），另外一種是產業工會。職能工會來源于工匠小生產者為指定產業標準和規定組成的協會，而產業工會往往誕生于工廠中的集體抗爭。從中世紀末期延續而來的工匠傳統以及多本勞工史中提及的“產業自豪主義”在西歐和美國的勞工運動中實質上限制了激進性的上限，現在美國總工會AFL-CIO中的AFL美國勞工聯盟正式源自若干行會的聯合。考茨基的著作比馬克思的著作在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帝國更具有影響力，這或許很違背常識，但是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考茨基在1909年前是德國社民黨的正統派和中間派，其開展了反對社民黨內部修正主義的斗爭。埃里克提到在當時的俄屬芬蘭，考茨基的著作先于馬克思的著作被翻譯。考茨基的關于《愛爾福特綱領》的講述怎么在專制國家中建立革命政黨的文章鼓舞了一整代的俄國社會黨人，而德國社民黨從被封禁轉而成為議會大黨的傳奇歷程也堅定了俄國社會黨人的信念。

《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政治》的若干研究問題

俄羅斯帝國的社會黨人怎么因地制宜的發展和組織

埃里克在書中詳細的比較了芬蘭社會民主黨和俄羅斯帝國中的其余社會黨。俄屬芬蘭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議會民主，使得芬蘭具備著類似于德國的環境。芬蘭社會民主黨利用芬蘭稍微優渥的環境具備了一定的合法身份，并且該黨高度珍惜這樣的合法身份。

芬蘭社會民主黨還面臨著這樣的問題，其同時需要直面獨立議題和勞工議題，并且很長時期，芬蘭社會民主黨盡管不是民族主義政黨，但是也把民族獨立問題放在了該黨的核心議題上。在俄羅斯帝國中的其余政黨號召進行全俄聯合的罷工時候，芬蘭社會民主黨還是在謹慎的支持地方性的罷工，因為其害怕把觸手伸到俄羅斯帝國的其余地方會威脅該黨的合法地位。因此，在俄屬芬蘭，政治自由和合法的勞工組織占據了主導地位。

在俄羅斯帝國的其余地方，由于不允許存在合法的政黨形式，社會黨依靠地下活動發展和維系。在勞工運動層面來說，俄羅斯帝國曾經允許有限的工人集體組織如罷工委員會和互助協會存在，但是這些組織在來自政府和資方的雙重鎮壓下難以維系。因此，在缺乏合法的集體勞資談判渠道的背景下，帝國中的社會黨面臨著直接推動工人和雇主進行工作場所斗爭的機遇和挑戰。換句話說，勞工階層和社會黨在俄羅斯帝國中是互相需求的。但是，俄羅斯帝國中的社會黨在勞工運動方面仍然是欠缺經驗的，例如，1903年巴庫的總罷?因缺乏?夠的組織和政治協調?陷入困境。巴庫俄國社會民主?黨委員會報告稱：“事件超越了委員會。組織落后于運動。“

俄羅斯帝國中的專制主義具備雙刃劍的形態，既把工人運動向激進主義的方向推動了，又使得社會黨面臨著極為惡劣的處境，政治自由的缺乏使得社會黨人被迫在郊外或者鄉村地區展開集會（在《布爾什維克自傳》中提到青年時代的斯大林經常參與組織非正規的”飛行集會“，并散發大量的宣傳單）。沙皇秘密警察和社會黨人形成了復雜的共生關系，沙皇秘密警察通過逮捕在社會黨中培養了大量的線人，而這些線人也利用這種特殊關系得以在更廣泛的社會面開展活動并獲得一定程度的庇護，對于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影響最深遠的秘密警察線人當屬馬林諾夫斯基，但是他同時也是布爾什維克的少數幾名帝國杜馬代表之一。俄羅斯警察國家背景的另?個結果是，所有非法的?克思主義政黨都不得不采取秘密的組織方法，并強調嚴格政治紀律的重要性。對于政黨活動空間的壓縮使得報刊成為了政黨的中央，《火星報》這樣的模式并非唯一的，在當時的俄國，列寧就多次贊揚過猶太社會黨崩得，稱贊其秘密工作和嚴密組織結構的良好結合，而崩得實際上是圍繞其報紙《?人之聲》發展起來的。

《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政治》的若干研究問題

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野的深層次原因

在蘇聯的官方史書《聯共布簡明黨史》中開啟了帶有鮮明刻板印象的區分，即布爾什維克是工人階級的革命政黨，而孟什維克是小資產階級的改良性政黨。這種簡化且帶有偏見的認識既忽略了兩派分野的深層原因，也忽略了在地方層面兩派的高度重合，即兩派有著共同的目標，支持群體，乃至相同的參與者。

埃里克在文中如是分析道，在當時的俄羅斯帝國，不同區域的社會黨面臨著差異很大的活動環境以及活動組織方向，更?程度的組織開放性有可能建立更廣泛的無產階級基礎，但這會使該黨更容易受到國家鎮壓。更多地關注陰謀活動有助于組織的連續性，但這有可能使組織與群眾運動脫節，并在黨的領導人與普通黨員之間造成隔閡。這種組織環境的差異以及俄羅斯帝國在各地鎮壓的不均衡性，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及后面的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裂的重要因素。分裂的直接導火索是列寧和馬爾托夫（必須明確的是，馬爾托夫自大學時代以來就成為了一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并且也是彼得堡工人解放協會的組織成員之一）在界定社會民主工黨黨員的分歧。布爾什維克的路線來自于列寧所強調的《火星報》強硬組織路線，因此該派別也在沙皇俄國鎮壓最猛烈的中部大城市中生存扎根。早期的孟什維克主義呼吁更多的組織自主權和民主，它在邊境地區如烏克蘭和高加索找到了強大的支持基礎（孟什維克在高加索地區的影響力使得其在俄國內戰中成功的建立了孟什維克派的格魯吉亞社會主義共和國）。孟什維克在高加索地區的影響力在《青年斯大林》這本傳記中可見一斑，盡管這本傳記遵循了特化布爾什維克的俄國歷史書寫傳統。

在最具代表性的勞工運動方向層面，在1905年前來看，布爾什維克更質疑工人階級自發性，并強調強有力的領導和細致的規劃，而孟什維克更愿意遵循勞工運動的自發性趨勢（在《1905彼得堡勞工社會和革命》這本書中提到的兩派對待總罷工的態度也很好的反映了這種傾向的差異）。

以1904年12月的巴庫總罷工為例，這是1905年革命前俄國最有影響的工人運。為了發動總罷?，1904年10?，原孟什維克的申德?科夫委員會開始在該市數萬?油?人中進?鼓動和組織。巴庫的布爾什維克積極反對總罷?的號召，理由包括?人組織不夠充分。布爾什維克堅持認為，這種立場與俄國社會民主?黨綱領以及阿姆斯特丹第?國際代表?會的最新決議“截然不同” ，后者譴責了無政府主義者的總罷?運動，并宣稱“強?的組織”是?規模罷?的前提條件。孟什維克繞開了布爾什維克發動了總罷工，涉及了巴庫地區的五萬名工人，這個規模在俄羅斯帝國中空前的龐大。經過兩周半的罷?，雇主最終讓步，?人們贏得了所有要求。基于這?歷史性勝利，巴庫孟什維克在1905年保留了對該市?人階級的領導權，并在年底前將其引導至對沙皇國家的公開?命攻勢中。

有意思的是，埃里克在文中進一步的提到了，孟什維克在1905年后尤其是斯托雷平恐怖時期的這段時間內逐漸走向政治上的右傾化。在漫長的恐怖時期內，孟什維克沒能保持綱領的純正，在"Roots of Rebellion: Workers' Politics and Organizations in St. Petersburg and Moscow, 1900-1914" 這本書中的反映是，在斯托雷平恐怖時期，布爾什維克中央的堅守使得地方布爾什維克組織仍然熱衷于社會黨領導的產業罷工，比如1907年莫斯科紡織地區的產業總罷工。孟什維克的左派和社會民主工黨區聯派實際上在后期融入了布爾什維克，因為基層工作者發現孟什維克中央的右傾和溫和化難以接受。

在整個帝國范圍內，溫和的社會民主黨人（包括孟什維克）在1905年后往往不再采取?規模?動。他們尋求與?由派結盟，這使他們逐漸背離了早期對集體破壞活動的關注。相反，他們（尤其是孟什維克中央）將精?集中在杜?選舉、合法的?人報刊、文化活動以及建立開放的?會上。在孟什維克中，1905年的慘敗耗盡了他們此前對群眾?動的熱情。他們新的戰略方向是與資產階級結成聯盟。在勞工政策層面，在一戰前，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的傾向顛倒了，或者說是孟什維克退化了。

總結

通過對埃里克·布蘭克《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俄羅斯帝國的工人階級政治》的深度解析，本文揭示了俄羅斯帝國工人運動走向激進化的結構性必然。首先通過對比西歐與俄國的差異，闡明了專制背景如何通過切斷階級調和路徑、阻礙勞工官僚階層產生以及利用工匠傳統的缺失，將俄國無產階級推向了無可退避的革命境地。文章打破了布爾什維克例外論的傳統敘事，將視野擴展至帝國邊境地區，還原了考茨基主義作為當時革命正統派的真實影響力。同時，通過對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在組織策略、活動環境以及對自發性態度上的差異分析，在文中展示了派系斗爭如何植根于具體的生存壓力與斗爭實踐，而非單純的教條之爭。最終，這種強調生產政治與基層組織經驗的考察視角，不僅完成了對俄國勞工史的學術重構，更通過對“有機知識分子”行動邏輯的推崇，實現了歷史研究與當代實踐的聯系，而這也實際上是本篇文章的寫作出發點。超越刻板印象和對于若干人物的神化而細致的考察俄國勞工歷史絕非為了成為某個方向的學究或者學術專家，而是為理解當下提供重要的參考。

稿件來自于忍冬青

編者按由NLS編輯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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