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普通的貴州大二學生，在2025年10月的深秋走向了冰冷的湖水。

這樁轟動一時的悲劇背后，是一份字字泣血的遺書，控訴著無休止的早晚自習、機械的打卡和令人窒息的作息管控。這絕非孤例，如今大學衡水化的冰冷浪潮，早已無情地席卷了全國各地的高校。

從教室里防不勝防的AI抬頭率檢測，到每日通報的前排就坐率，再到令人疲于奔命的量化指標，曾經象征著自由與探索的高等學府，正迅速淪為高壓流水線。教育的初衷被拋諸腦后，形式主義的緊箍咒緊緊勒在每一位師生的頭上。

剛逃離高中的年輕人滿心歡喜地推開大學校門，迎頭撞上的卻是一座更加龐大的高中牢籠。

回看這起悲劇以及愈演愈烈的管控風氣，不妨先將目光投向大洋彼岸的對比，看看另一種教育極端的模樣。

現在哈佛的課堂上，學生盯著電子設備不愿意開口，課堂參與率越來越低。有時候是因為害怕和其他學生意見不同被攻擊、被取消，更多時候是因為學生不讀作業、不做作業，沒有辦法在課堂上做出有意義的貢獻。

而且由于哈佛嚴重的成績膨脹，學生哪怕這樣仍然能夠輕松過關。排名越高的學校，成績膨脹的現象越嚴重。

哈佛、耶魯現在的平均績點是A減，也就是3.7或者3.8的平均GPA，這個分數非常高。美國大學生現在普遍期待，自己在課上哪怕沒有付出相應的努力，也一定能拿到差不多A的成績。

這也是所有在精英大學任教的教授和助教抱怨的普遍問題：不敢給學生打低分。只要教授敢誠實評價學生的水平，給他們打一個B的成績，就很有可能被投訴、被騷擾，甚至要處理一堆行政問題。

這種過分松散且逐漸失真的氛圍，與國內愈發嚴苛的大學高中化形成了刺眼的割裂感。哈佛教授委員會在報告里寫道：課堂應該是自由交流思想的地方。

但有一年春天，只有三分之一的哈佛畢業班學生表示，他們在有爭議的話題上敢自由表達觀點。學生害怕被孤立，害怕自己看起來很蠢，認為必須和教授觀點一致才能拿到好的成績，并且傾向于選擇容易得高分的課程，而不是出于求知欲選課。

這是非常普遍的現實，國內大家都聽過“清華成功學”，一進清華就有好心的學長告訴你，這四年要怎么安排，才能選最水的課，拿到最高的GPA。哈佛也是一樣的情況。

哈佛的成績膨脹在疫情之后變得更加嚴重。哈佛本科教育學院院長表示，曾經只有40%的學生拿A，現在這個比例已經到了60%。

絕大多數的A都是在網課、遠程授課期間給出去的，當時教授擔心如果打分太嚴格會拿到學生差評，因此不敢給學生打低分。打分膨脹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學生只能通過別的方式脫穎而出。

課堂本來應該是卓越的學生脫穎而出的地方，靠公平的打分機制評判能力高低。現在所有人都能拿到A，學生就只能靠參加課外活動、參加俱樂部來凸顯自己的優勢。

部分教授在報告里寫道，越來越多的學生認為，廣泛參與課外活動而不是上課，才是真正上大學的方式。

當大洋彼岸的大學生還在利用寬松換取社交籌碼時，國內的高校卻正在毫不留情地復刻衡水模式的鐵腕。

越來越多中國大學開始有強制晚自習。湖南高校里除了個別985不用上早晚自習，其他一本、二本、民辦院校，大多都有晚自習，不上才不正常。

缺席的人會被記錄，上報給老師，影響日常表現學分。大一新生被統一要求在教室上早晚自習，不能遲到早退，不準使用手機，上廁所時間也有嚴格規定。

沒有人反對，大家說這是傳統。最諷刺的地方就是這句這是傳統。之前和美國教授交流，他們經常抱怨，自由是傳統。

學生上課玩手機，教授不敢說讓把手機、電子設備收起來，不敢施加紀律，因為這是美國大學的傳統。一邊是自由是傳統，另一邊是紀律是傳統，早晚自習是傳統。

越來越多的大學生以為上了大學就不用再上晚自習了，實際上現在的大學遠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福建、東北、湖南的多所高校，里面都設置了晚自習打卡機，還不能隨便離開校園。

如果晚上不打卡，就會被視為晚歸。每個月有晚歸的指標，很多人晚歸原因一欄填的是在自動售賣機買吃的。

自動售賣機在宿舍外面，過去要通過閘機，這成了他們晚歸最常見的理由。在這種席卷全國的大學高中化浪潮中，曾經向往的自由被徹底沒收，代之以令人窒息的紀律。

在全國高中陸續落實周末雙休的時候，大學生的周末卻在悄然消失。很多本科生，周一到周六的日程都排得滿滿當當。

大學輔導員更慘，直到退休都不會有完整的周末雙休，晚間還要點名。點名通常不會超過五分鐘，多半是對人身安全、交通安全、心理安全、反詐安全等安全問題進行宣講。

比晚點名更嚴的是課堂紀律。每堂課都要考勤，無一例外。考勤由班上的黨員監督，應到人數和實到人數，會被寫在黑板右下角。

如果發現班委包庇，會連帶處罰。學校還會派出檢查人員不定期在教學樓內巡邏，在教室數人頭，一旦發現人頭和考勤數量不符，就會拍照或拍視頻查人。

食物和飲料在教室里被明令禁止，穿洞洞鞋進教室會被扣分，不能穿拖鞋，對耳釘和指甲也有相關規定。手機是課堂上的違禁品，學生上課玩手機屬于教學事故。

有高校來了一個新書記。新書記上任就整頓教學質量，不讓學生看手機，抓三律：到課率、前排就坐率和抬頭率，搞得全校怨聲載道。

有大學生反映，他們原先想象的大學是自由自在的，有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課不會排太滿，有興趣參加學生會和社團工作。但是他們發現，大學根本不是這樣的，感覺大學生活就是多了一個手機的高中生活。

當大學生天塌了的哀嘆變成現實，高壓的衡水化流水線將年輕人的心理防線逼到了懸崖邊緣。為了避免學生出現安全事故，越來越多大學對有心理疾病的學生高度關注。

有被診斷為中度抑郁的女生，曾經被校領導要求要么找家長陪讀，要么不出校門，并且要簽免責協議，否則就勸退。如今大學管理的中學化，更深層的原因是大學和中學一樣，正在日益成為無限責任主體。

大學生學業成績出問題，外出發生安全問題，家長都要找學校，追究學校責任。為了避免擔責，學校只能無奈采取和中學類似的圈養管理方式。

很多案例已經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心理問題了。這些案例里的問題，已經不是給自己生活增加麻煩和困擾的普通抑郁，而是真的完全沒有辦法和他人共處的心理疾病。

但每個輔導員都很無奈，因為對于他們來說，根本沒辦法真正解決這些年輕人問題的根源。很多時候問題是來自他們的家長。

對于這些家長來說，孩子能考上大學，本身就證明自己的教育沒有問題，小孩也沒有問題。他們甚至會覺得，能考上重點大學，就算心理出點問題，那都是小問題，根本不算事。

所以大學輔導員能做的極其有限。他們沒辦法取代這些年輕人過去幾十年的經歷，更沒辦法抹去造成他們當前心理問題的種種原因。

這些輔導員關心的，或者說他們有能力去關心的，僅僅是預防最壞的情況發生。一旦有學生跳樓，就屬于重大事故。

把握管理的度，是每一個輔導員都需要面臨的問題。我們把時間線拉長來看，無論是極度的放任還是極度的圈養，最終買單的都是那些陷入迷茫的年輕人。

當教育蛻變成一堆冰冷的數據和僵化的打卡機，大學衡水化便徹底奪走了一代人探索自我和解釋人生的權利。

年輕人戰戰兢兢地學會了如何做一枚合格的螺絲釘，卻在畢業面臨真實社會時，陷入了斷崖式自由帶來的巨大空虛，甚至連基礎的生存常識都需要通過網絡重新學習。一所只會用高中模式圍堵學生的大學，注定無法孵化出具備獨立思考能力的靈魂。

教育絕不能為了保全考核政績，就把活生生的人異化成完成KPI的工具。當這場席卷全國的管理風暴逐漸常態化，或許所有人更該停下來反思：如何把真正屬于大學的成長空間，還給那群在重壓之下喘不過氣來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