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現代商業銀行雜志）

文_中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曾長秋

　　1932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紅都瑞金的葉坪村成立。第一任行長毛澤民就帶領銀行職員，用扁擔挑著金庫銀元、印鈔紙張，在敵人軍事圍剿的炮火下和萬里長征的流動遷徙中營業——這個機構被后人形象地稱為“扁擔銀行”。一根扁擔挑日月，兩袖清風鑄精神。其實，“扁擔銀行”的意象并非始于瑞金和長征路上，早在1922年，毛澤民作為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經理，就挑起了另外一根扁擔：一頭是工人急需的生活物資，另一頭是共產黨最早的金融信用，從而鍛造了代表紅色金融的“扁擔情懷”。

在安源工運背景下黨的早期金融工作探索

　　地處湘贛邊境的安源路礦（包括安源煤礦和株洲-萍鄉鐵路兩部分），作為中國早期最大的工業企業“漢冶萍公司”一部分，聚集了1.3萬名工人。然而，煤窯無天日，牛馬是礦工——這些產業工人卻承受著層層盤剝的沉重負擔；奸商則利用礦區相對封閉的環境，操縱物價，抬高生活必需品售價。更令人憤慨的是，工人們常年領不到現金，礦局以自印的“礦票”代替工資發放。這種礦票在市場上信譽度極低，商販往往拒絕按面值接收，或刻意壓低其兌換比例。工人的實際購買力被大幅削弱，辛苦掙來的血汗錢在流通中縮水。這種變相的剝削，使得工人們陷入更深的經濟困境，生活愈發艱難。

　　1923年，俱樂部管轄的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開業，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第一個工人經濟組織。1922年底，毛澤民到安源負責消費合作社的經營，肩挑扁擔，往來于長沙、株洲、萍鄉、安源之間采購物資，因精于計算、公正廉潔，接任消費合作社經理。他接手時，消費合作社面臨兩個關鍵問題：一是股本不足，資金鏈時常捉襟見肘；二是礦票貶值，導致工人實際收入縮水。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毛澤民提議對俱樂部成員招股。1923年初，消費合作社印制并發行了中國工人運動第一張股票——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股票。其運作模式：每股面值五角，采用“入股自愿、分紅均沾”的原則。工人既可現金入股，也可將礦票折價入股。股票背面的簡章印著“本社每年紅利平均分作十份，以四份攤分于各股，三份留為擴充社務之基金，二份為俱樂部基金，一份為社內辦事員酬勞金”。工人通過持股，從單純被服務者轉變為合作社所有者，實現了經濟權利與組織認同的雙重綁定。

　　個人消費合作社同時發行“銅元票”，這是貨幣替代的早期嘗試。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礦票嚴重貶值擾亂了礦區經濟。毛澤民創造性地以消費合作社為信用，發行小額“銅元票”，在合作社范圍內代替礦票流通。工人可將礦票存入合作社，換取等值的“銅元票”，憑此票能夠在合作社以實價購買平價商品。這一舉措有效對沖了礦票的貶值風險，平抑了礦區物價，也使工人逐漸建立起對“紅色金融”的信任。此外，合作社一舉兩得，還代售文具紙張和長沙文化書社的革命書刊，毛澤民在《向導》周刊為合作社刊登了廣告，進一步傳播了革命真理。

　　1923年8月，毛澤民主持制定了黨史上第一份反腐肅貪文件——《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辦事公約》（共17條），要求每一筆收支，無論數目大小，都必須詳細記錄在案，做到有據可查；所有貨物的采購、庫存與銷售，均須執行日清月結，確保賬實相符。他以身作則，一絲不茍地核對每一個數字，堵塞可能出現的漏洞。這種在當時環境下顯得近乎“苛刻”的財務紀律，贏得了安源工人的極大信任。正是這段在安源時期錘煉出的嚴謹作風和對數字的高度敏感，為他日后在中央蘇區主持國家銀行以及在陜北擔任國民經濟部部長、在新疆擔任財政廳廳長的工作，面對更為艱巨的統一財政、印制貨幣、建立金融體系等任務，都打下了堅實基礎。

云南昭通威信縣扎西老街，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舊址，毛澤民塑像。

在中央蘇區和長征路上挑起國家銀行的重擔

　　毛澤民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五期結業之后，到上海租界擔任黨中央出版發行部經理，由于顧順章叛變，黨中央安排毛澤民夫婦繞道香港赴瑞金，1931年冬開始籌備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銀行，1932年3月被任命為第一任行長。萬事開頭難，國家銀行開業之時，初始資金只有從閩西工農銀行轉來的20萬元。五個工作人員的履歷與銀行業務最接近者，也就是做過雜貨店店員。毛澤民受命于危難之時，不僅對安源時期辦工人消費合作社的經驗進行復制，而且全面激活了自己管理財政金融的潛能。他領導銀行在戰火中建立金庫、發行貨幣，統一蘇區財政，承擔起“紅色大管家”的重任，保障紅軍作戰所需。

　　國家銀行開業時，全部工作人員僅五人，即行長、賬房、會計、出納和總務（他的妻子錢希鈞擔任會計）。在國民黨軍隊的圍剿下，毛澤民經常一根扁擔挑著銀元箱隨軍轉移。他說：“我們辦銀行，沒有大樓，沒有鐵柜，但我們有扁擔。扁擔雖彎，脊梁不彎。”這番話道出了“扁擔情懷”的深刻實質：這根扁擔，一頭挑著革命理想，一頭挑著百姓福祉。在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中，銀行被設在農舍內（飯堂是營業廳，另四間是住房兼辦公）。金庫在山上十平方米的柴房中，金器和銀元埋柴房地洞（用“黃酒”和“白酒”的假名記賬）。沒有庫房和設備，就用肩膀扛起金融安全、用生命維護貨幣信用。有一次，前線送來一批繳獲的現洋，毛澤民發現現洋包封紙是國民黨稅務機關的四聯單，趕緊召集大家分析研究，對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進，使金庫的收款方、管理方（國家金庫）、使用方和支配方有了相應記錄。他通過制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暫行章程》《國家銀行往來存款暫行規則》《暫行匯兌規則》等規章制度，規范了銀行的運營管理程序，完善了貨幣發行、存款貸款、代理金庫等職能。

　　在瑞金時期，蘇區被國民黨軍隊封鎖，糧食、木材、茶葉、土紙、鎢砂、樟腦等物資運不出去，而食鹽、布匹、藥品又運不進來。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向各財政經濟部門發出“統一財政，統籌支援前線”的指示，國家銀行和財政部、經濟部密切配合，利用紅軍攻打長沙繳獲的機器，自己鑄造銀元和銅幣，適當發行紙幣，并吸收群眾存款，給涉及國計民生的企業貸款。前線紅軍將士在每次戰斗中的繳獲（包括銀元和貨幣），都由國家銀行及其各地分行開具收據，統一上繳金庫，由財政經濟部門分配開支。

　　中央蘇區地處贛南閩西，嶺南山脈是中央蘇區在南端與廣東的分界線。江西省會昌、安遠、寧都等縣山區盛產鎢礦，其中的仁風山（今名盤古山）位于會昌縣和于都縣邊境。仁風山區鎢礦早在1918年就開始采掘，1922年進入商辦開采階段。高峰期礦工逾萬人，鎢砂年產量達2188噸。當時在會昌縣城成立了鎢砂公司，實際由美屬華記公司、英屬廣鉅安公司等外國資本扶持的買辦公司操控。由于戰爭，鎢砂產量逐年下降。1932年2月12日，中央蘇區為恢復鎢砂生產，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早的國有企業——中華鎢礦公司（毛澤民兼總經理），礦工由最初的300余人增加到1000余人。公司下轄盤古山鎢礦、鐵山垅鎢礦、小垅鎢礦、會昌縣白鵝墟洗砂廠等廠礦，年產鎢砂1800噸，年產值近100萬銀元。鎢砂公司初步形成了開采、運輸、收購、加工、銷售“一條龍”的經濟體，是蘇區一項重要經濟來源（共為蘇區提供650萬銀元的收入）。至1934年10月紅軍長征，礦山被迫停辦，才結束這段紅色礦業的輝煌歷史。

　　在紅軍長征途中，國家銀行隨同之一，14個工作人員在途中犧牲了6人。從瑞金出發時，銀行的所有“家當”裝滿130多副擔子，雇了200多名挑夫上路。過湘江丟失了一部分輜重，黎平整編進行壓縮又把所有印刷設備及原料（包括鈔票紙、油墨、印版等）全部掩埋或燒掉，“家當”減至20多擔金銀珠寶和30多擔蘇區幣（又稱“紅軍票”）。長征路上居無定所，國家銀行獨立編隊行軍或駐扎，是名副其實的扁擔銀行。據《紅色金融豐碑》一書記載，中央紅軍進入貴州，毛澤民交代業務科長曹菊如：“每到宿營地，要把銀行的業務開展起來。”按照突圍前的命令，沿途不再發行“紅軍票”（老百姓不收），可用將士們身上的“紅軍票”兌換成光洋，再去當地購買所需物品。曹菊如做了一塊二尺長、八寸寬的木牌，讓黃亞光用紅漆寫八個字：國家銀行在此辦公，豎立在駐地顯眼的地方，方便兌換工作。為了保障沿途民眾的利益不受損害，銀行還貼出布告通知社會各界：凡是收到“紅軍票”的商家或個人，可到指定地點兌換銀元。

扁擔上的國家銀行。

　　從中央蘇區到長征路上，國家銀行靠扁擔運行，形成了“扁擔情懷”。其內涵主要在四個方面：一是有信仰——忠誠堅定的理想信念。紅色金融工作者堅守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克服人員少、資本金缺、文化水平低、敵人圍追堵截的重重困難，保證了紅色金融事業的運行；二是有情懷——人民至上的高尚品質。蘇區紅色金融自萌芽之日起，就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真正做到一心為軍民、一切服從革命戰爭需要；三是有擔當——開拓創新的斗爭精神。紅色金融事業初創者很少有從事金融專業的經驗，白手起家、不畏艱難、大膽探索，才有了蘇區時期在紙張中摻羊毛的鈔票防偽辦法、有了受稅務機關四聯單啟發而健全的財政金庫制度、有了長征途中沒有紙張就把錢幣印在白布上的“布幣”等創新做法；四是有氣節——廉潔奉公的優良作風。廉潔奉公是共產黨人應有的政治品格，也是紅色金融的鮮明特征。蘇區困難時期，銀行、造幣廠、印刷廠的工作人員主動要求免發工資，“節約每一個銅板”用以支持革命戰爭。

對“扁擔銀行”的評價及“扁擔情懷”的啟示

　　安源路礦的金融實踐，是中國革命金融史的開篇之作。國家銀行在中央蘇區和長征途中，管理著紅軍的運輸、打土豪、籌糧籌款、保障供給等繁重任務，毛澤民經手錢鈔無數，從沒有伸手拿過一分錢，而且對財務審查嚴格，一分一厘都有出處。因此，他被笑稱為“貧窮的富翁”，成為蘇區金融先驅廉潔奉公的典型。自己生活卻節儉得不能再節儉，衣服補了又補。長征途中，國家銀行編入中央縱隊（又稱“紅章縱隊”，另外軍委縱隊稱“紅星縱隊”）第十五大隊，130根扁擔挑著金庫的黃金、白銀和鈔票，毛澤民一面以思想政治工作鼓舞挑夫的士氣，一面檢查執行群眾紀律的情況。到達陜北后，他改任國民經濟部部長，繼續領導蘇區的銀行、財政、貿易、工礦等財經部門。他的一生致力于財政金融工作，直至1943年9月在新疆被軍閥盛世才殺害。

　　在黨史上，如果說瑞金國家銀行是紅色金融的“中央政權形態”，那么安源消費合作社就是紅色金融的“地方萌芽形態”。二者一脈相承，不可割裂。毛澤民從安源工人運動期間主持消費合作社、發行股票及流通券，進行早期金融探索，到創辦國家銀行、統一蘇區金融、發行國家貨幣的經歷，不僅為黨在局部執政條件下積累了寶貴的金融工作經驗，更鍛造了自己務實廉潔、敢于創新的品格。“扁擔情懷”具有紅色金融的草根性和堅韌性，代表了一種肩挑重任、腳踏實地的擔當，一種在艱苦卓絕中負重前行的堅韌。他挑著裝滿金銀貨幣的擔子隨軍轉戰，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建立起流動金庫。這種“草根性”不僅顯示在扁擔這一質樸工具上，更體現在他深入群眾、取信于民的金融理念中——將紅色政權的信用建立在為民服務與勤儉節約的基石上，正是這種既接地氣又銳意進取的精神，讓紅色金融在槍林彈雨中生根發芽，為革命事業輸送源源不斷的“血液”，成為支撐紅色政權堅不可摧的經濟大梁。

　　中國共產黨開展金融事業，其創新性是多方面的。早在1928年，中國工農紅軍在井岡山上井村造幣廠就用“墨西哥”版別，鑄造了黨史上第一塊金屬鑄幣——“工”字銀元。“工”字銀元是農村根據地創辦的第一個金屬鑄幣廠，是革命政權紅色金融的一次有益嘗試。在中央蘇區，毛澤民主持國家銀行展現的能力，穿越近百年時光，至今依然熠熠生輝。他是黨內“理財高手”和“紅色大管家”。歷史啟示我們：金融工作的根基在于信用，而信用最厚重的底色永遠是清正廉潔。毛澤民不僅精通記賬、核算等專業本領，更以布衣粗食守護金融信用，在掌管財政金融大權時始終保持“手過千金，一塵不染”的操守，以良好的政績觀經營“扁擔銀行”和鍛造“扁擔情懷”。時至今日，金融系統的設備條件在新時代發生了根本變化，可是艱苦奮斗的傳統不能丟，仍然需要弘揚“扁擔銀行”的“扁擔情懷”，推進金融現代化。

　　總之，從安源工人消費合作社的簡陋柜臺，到瑞金葉坪的國家銀行農舍和金庫柴屋，毛澤民用20多年實踐——包括從1920年辦文化書社直至1943年在新疆犧牲，將那條磨得锃锃發亮的扁擔，挑起了紅色金融的重擔。這扁擔上不僅僅是蘇區的“金庫”，更是中國共產黨早期執政能力的歷史重量。為民理財昭日月，蘇區行長鐵雄肩；扁擔情懷傳后世，初心不改守初衷。它無聲地訴說著：一個政權的信用，從來不是靠大樓和鈔票堆砌而成的，而是在服務軍民的一針一線、一分一厘中逐漸生根發芽，最后長成了參天大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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